九个沈阳人缝了个蓝缎子包 日本在日内瓦投了反对票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地点是在瑞士的日内瓦。

国联大会的这个会场里面，正在对一件事情进行表决。

所得到的结果，是四十二票赞成，以及一票反对。

表示反对的那一票，正是由日本自己投出的。

等到票数都被念完了之后，日本方的代表从座位上站起了身，径直迈步走出了会场。

就在同一年，日本方面把退出国联这件事对外宣布了。

这一票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算得清楚。

但是，为了这一票，有九位中国人把自身的性命都押了进去。

他们并不拥有外交官的身份。

他们是沈阳的银行家、医生以及大学里的教授。

他们所制作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蓝缎子材质的包。

这个包上面绣着的，是五个英文字母，TRUTH。

如果把这个词转译一下，那它所表示的意思就是，真相。

一个用手工缝制而成的布包，究竟凭什么能够对在日内瓦举行的一场投票产生某种影响？

这个问题，必须得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那个夜里开始讲起。

就在那一天晚上的十点二十分，沈阳北郊的柳条湖，南满铁路的路轨被他人用爆炸的方式炸断了一小段。

把铁路炸掉的那些人，实际上就是日本关东军自己的人员。

炸完了以后，他们就把这件事栽到了中国军队的头上。

紧接着，日军对北大营实施了炮轰。

这起事件便是九一八事变。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立着的，是一块残历碑，碑的上面刻有字。

碑文里面的那句话，所写的内容显得很短，「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

后面接着所写的内容是，日军随后把北大营攻占了，驻守的东北军接到了不抵抗的命令，只能心怀怨恨地撤退，国难由此降临了，民众起身展开抗争。

这一段碑文所包含的字数还没有达到一百个。

它概括出来的那个夜晚，把后面的十四年都改变了。

那些字当中，存在着这么一句，它是最为要命的。

不抵抗命令。

仅仅一夜之间，沈阳便已经宣告失守了。

还不到半年的时间，东北全境就被敌方攻占了。

有一个问题便随之出现了。

处在当时那个局面下的中国，对日本这个国家，能够有什么办法吗？

军队在打仗这方面打不过，这个事情不管是谁都清楚。

那就只余下了一条路可以走，也就是到国际上把道理讲清楚。

把道理讲出来，这能起作用吗？

今天很多人会说，没用。国联不过是一个空架子罢了，弱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外交。

对于这个说法，我并不是完全地抱着反对的态度。

但到了这一回，恰恰就是这一句话，被打了脸。

之所以会出现打脸这种状况，其中的缘故就是那九个沈阳人。

他们原本就是最不应该被随便招惹的那一批人。

一群医生以及教授，凭什么就有这个本事跟一个国家机器过上几招？

他们这些人的头儿名叫巩天民，是一位银行家，在东北的金融界有着很大的分量。

剩下的这八个人，他们分别就是刘仲明、邵信普、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以及张韵泠。

这几个名字，我在其他的地方很少能够见到。

书里面并不怎么提到他们。

影视剧当中同样也不太会把他们演出来。

可他们所干出来的那些事情，比起许多被反复演出过很多遍的故事，都还要硬。

由他们组建而成的这个小组，名字叫作国联外交爱国小组。

说得直白一些，其实就是九个人凑在了一块儿，给整个国家充当一回证人。

在当年的时候，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那一个人，也还不到五十岁。

年龄最小的那一批，差不多是在三十岁上下。

所从事的职业是医生、教授以及银行经理。

要是放到如今这个时代，那就是一群拥有房产、拥有车辆以及具备社会地位的中产。

名声这个方面，他们并不缺少，钱财这个方面，他们也同样并不缺少。

他们本来完全是可以保持不动的。

日本人到了以后，把门一关，仍然能够照常给人看病，仍然可以照常上班，并且还会照样把钱存进自己家开的银行里面。

这个风险就是零。

要是换成是你，那你到底会动，还是不会动？

可他们还是采取了行动。

归根结底，他们所盘算的并不是自己这一辈子的账。

因为日本人着手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把这个地方的声音全部都给掐掉。

在那段时间的沈阳，街上那些可以听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被安排好了的。

日军一边凭借抓人以及杀人的手段把场面压住，一边把痕迹销毁掉，一边对外编造出一套太平景象。

他们还专门把一本《想定问答集》印制出来，并且分发到下面，逼迫着官民依照册子上所写的口径开口答话。

册子里面已经有答案的那些问题，你就按照册子上面所写的内容原样进行背诵。

要是册子里面没有的问题，那你就必须把嘴巴闭上。

要是谁能够把给调查团传递过消息的人检举揭发，那就还可以领取到一大笔赏钱。

那些能够讲英语以及法语的住院病人，都被关押了起来。

乞丐被关押了起来。

那些无业游民会被关押起来。

就连那些有可能会使得日本人丢面子的那种人，也统统被硬塞进了伪满的监狱里面。

你看，这一整套办法，你熟悉还是不熟悉？

把这个信息掐得死死的，再朝外面说上一句，这里的人民过得非常好。

谎言要是想成立，那就只需要有一个条件，也就是没有人可以站出来跟它当面对质。

所以那九个沈阳人所要做的事情，其实也就只有一件。

使得这个地方可以重新拥有声音。

能够用的办法同样也仅仅只有一个。

把相关的证据给亮出了。

喊冤和控诉都不管用，他们要的是那种可以让对方连一句话都还不上来的证据。

这件事情到底会难到什么样的程度？

艰难到他们耗费了四十多天，把自己的命拆分成了一天又一天地使用。

有一份张贴在财政厅门口的伪满财政布告，他们要把这个东西拍摄下来。

那块布告上面所写的内容可以证明，日本人把伪满洲国的钱袋子给把持住了。

问题是，布告是被贴在门口的，而这个门口一天到晚都会有日本兵站在那里。

拍回这一张照片的任务，落在了他们当中的一位成员身上。

他悄悄地攀爬到了对面那一家商号的房顶上面，身子趴伏在那个地方等候着。

到底是在等什么？

等候着太阳直直地照射到布告上面的那个时刻。

光线要是不对的话，那拍出来的东西就会看不清楚字。

他在房顶的上面趴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趴得腿脚都发麻了，一个没留神，就把一块瓦给蹬掉了。

院子里马上就冲出来了一群宪兵特务，他们嘴里大声地喊叫着捉贼。

他马上攀爬到了那根树枝遮挡住的那道房脊上面，把自己的呼吸给屏住了，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

等那些人都散了以后，太阳刚好就照在了那块布告的上面。

他凭借一辆恰好从路上驶过的汽车充当遮挡物，把快门按下了。

一张。

仅仅就只是为了能够获得一张照片罢了。

要是用今天的表述方式，这就是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进行取证，一旦被抓到，当天就能消失。

同时，也存在着更加难以获取到手的物件。

日军直接下发到伪满政府手中的那些内部文件。

这种物件，是不可能把它张贴到墙面上供你拍摄的。

他们必须得先把经手这件事的人给摸清楚，接着还得耗费好几天的时间，对那个人开展思想工作。

要是这个没有办法做通的话，那就把人给换掉。

要是把工作做通了，那还得防备着人家会反悔。

至于那些张贴在外面的告示，在白天的时候不太好动手，他们就会等到晚上。

到了晚上的时候，怀里揣着一个装了水的瓶子走到那儿，把这个告示一点一点地润下来。

要是把它给润坏了的话，那又该怎么办？

那就再寻找一张吧。

现在你总算是搞清楚了他们究竟因为什么样的缘故，才得花上四十多天。

他们的那个据点，就是沈阳青年基督教堂里面的那间阁楼。

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动手把各类材料整理归类，并且把证据一条一条翻译好的场所。

教堂的里面摆放着一架脚踏式的风琴。

这架风琴就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报警器。

在日伪特务突然闯了进来的那个时候，在楼下待着的几位夫人就马上开始弹起了琴。

所弹的，是事先就已经约定好的曲子。

楼上的人一听到那个曲调，马上就把那些材料收拾起来，把牌桌摆放开，假装成一群朋友正在这个地方打牌聚会。

特务迈步上了楼，他所瞧见的正是那几个正在摸着手里的牌的男人。

这一套流程，他们已经练习过很多次了。

每一次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骗过去，全都是因为事先已经在心里把最坏的那种情况思考过一遍。

材料攒起来了，问题也来了。

有几百份的东西，全部都是零散的状态。

照片就是照片，布告就是布告，文件也就是文件。

要是把这堆东西直接扔到调查团面前，那人家凭什么会相信你？

所以，他们便完成了一件在今天看来显得格外专业的事情。

他们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材料都翻译成英文。

中文有一份，日文也有一份，都翻译成了英文，逐条进行了编号，并且把它制作成了一本册子。

整本册子的页数已经超过了四百页。

有着四百页篇幅的东西，究竟凭借什么，能够使得一批见惯了外交辞令的人认真地把它看下去？

说白了，所能依靠的其实就是形式。

形式这个词，听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有点虚的。

同样是在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份潦草的控诉信以及一份逐条编号、英汉对照的册子，在别人眼里所占的分量完全就是两码事。

这就像如今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你把一大堆的截图拿在手里，到领导那里提出申诉，以及把一份带有时间戳、带有附件、带有编号的说明拿在手里，最终得到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前面那一种属于情绪，后面那一种才算得上是证据。

指的是英文，指的是编号，指的是校对，同时也指的是最后的那九个签名。

承担英文润色这项工作的人，便是于光元。

这个人对英、日、德以及俄这四国语言都有所通晓，其中英文是最好的。

他不单单对书面上的英语有所了解，并且还懂得英国上层社会里那些人说话的习惯，同时也明白底层社会当中所用的俚语以及闲话。

英文经过他所作的润色加工之后，读起来便会是一篇地道的英式英语。

整本材料最终由刘仲明承担了统稿的工作，并且被命名为《TRUTH》。

里面一共把七十五条日本侵略罪证都逐条列出了。

这七十五条罪证，究竟要怎样才可以保证其中每一条都站得住脚？

承担编排以及整理工作的三个人，分别是刘仲明、张查理以及毕天民。

他们当时定下的编辑原则，我认为是这篇文章里最值得抄下来的一句话。

他们原本所讲的话就是，「以日本之矛刺日本之盾，让他自相矛盾」。

你看一看这句话，它是有多么的冷静。

那些只有事实却缺少证据支撑的东西，宁可把它们舍弃掉。

这九个沈阳人，并不是为了哭才过去的。

他们心中所抱的意图，就是让对方自己动手打自己。

依照这个原则所制作而成的那些东西，之后被评价成拥有原始性、系统性、实证性以及法理性的特性。

如果把它翻译过来的话，那意思就是，日本方面既没有办法做出反驳，也没有办法把它甩掉。

像这样的一种做事方式，让我回想起了这么一句话。

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嘴上讲着倒是十分简单，可真正动手落实的时候，那是要死人的。

说到底，这道关口，是得把命搭上才能守得住的。

这一份底气，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他们在把这本册子制作好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句话是依靠推测写成的。

每一条罪证的后面，都会跟随着一份可以拿出来进行对质的东西。

在如今这个时候，人们会把这叫作数据可追溯。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这个便叫作不允许自己欺骗自己。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最值得说。

他们就连翻译的这个步骤，都没有把它省略掉。

明明是属于被欺负的那一方，还要花费金钱并且耗费时间，把自己所遭遇的事情翻译成对方国家所用的语言。

为什么？

因为道理要讲解给那些能够听得懂的人听，这样才会真正有作用。

如果说给自己人听，那就叫作发泄了。

问题又来了。

一本总共有四百页的册子，里面最为关键的究竟会是哪一个页面？

答案就是最后的那一页的签名。

册子已经制作完成了，另外还剩下最后一道程序。

这一道程序，才是他们真正拿性命作为代价换取的那个东西。

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那些把材料提供出来的人，一定要在文件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要是不签字的话，那这份材料就不会拥有法律上的效力。

要是签了字，那就等同于把自己的名字钉在一份日本人的黑名单上面了。

当时的人们都会把这一步称作签生死簿。

九个人，其中连一个有所犹豫的都没有。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真实姓名给签下了。

仅仅只是签下一个名字罢了，为什么需要这么郑重其事？

因为这一笔落下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可以回头的路可走了。

在九个人当中，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把最后的一件事情给接手了。

她给这本材料匆忙赶制了一个蓝缎子材质的外皮。

又用红丝线，在这个上面绣出了五个字母，TRUTH。

一个中国女人，一针一线地绣制完成的那五个英文单词。

这正是他们准备让整个世界都看到的那一句话。

这些材料都已经准备妥当了，那要怎么样才能把它们给送出去？

难。

李顿调查团抵达了东北以后，日军把他们有可能会去的每一个地方都布控起来了。

便衣宪兵以及特务，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反日人士心里想要接近这个调查团，那简直可以说是比登天还要难。

在那些日子里面，那些被称作调查的事情，差不多已经变成了由日满当局一手安排好的汇报会。

你想想看，要是这个调查团没有办法获取到日本方面的罪证，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东北三省，就真的会在全世界人的嘴巴里面转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他们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摆在这九个人的面前，一共有三条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什么也不采取行动，等待国际社会自行查清楚，这条道路是最安全的，并且也最没有用处。

第二条路，就是自己走到大街上大声呼喊，让日本人给抓去砍掉脑袋，这条道路最解气，可也最没有用处。

第三条路，就是要把那些根本没法进行反驳的证据给拿出来，逼迫对方在国际场合上把这笔账认下来。

他们最终所做的选择，就是这第三条。

我只能说，这条路是对的，也是最难的。

这到底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难到材料都已经做完了，还必须得琢磨出一个法子，把它从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给送出去。

他们最终把一个人给找到了。

爱尔兰的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奥尼尔，他的中文名字是倪斐德。

这个人拥有可以在两边之间进行走动的能力。

材料就算做得再怎么扎实，也能够送得出去吗？要把它交到谁的手里？怎么送？

这可以算是他们当时感到最为头疼的一个步骤。

这个调查团会相信一位传教士所携带的那些东西吗？

这个疑问，当时在九个人心里肯定也转过。

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材料制作得让对方没有办法不相信。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依靠他居中牵线搭桥，《TRUTH》终于被递交到了国联调查团的手中。

根据后来所保留的记录，在完成了递交之后，九君子当中有人还曾经同调查团里的成员进行过秘密的面谈。

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下旬的时候开始动手，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的时候把整理工作完成。

到了四月的时候，才把它交了出去。

在这中间，前后一共相隔了五个月的时间。

在这五个月的时间当中，他们一天都没有停顿过。

在联合国日内瓦的档案馆当中，到现在依旧保存着上百封在那一年被寄到哈尔滨的信件。

信件里面所讲的那些话，每一句话都点出了具体名字。

另外的一封信里面，内容更加直白，房子已经被烧了，人也没有可以住的地方，地同样种不下去，心里虽然有气，却不敢发出声音。

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当时凭借各种各样的渠道送到调查团手里的那些书信材料，总数已经超过了一千五百份。

这些信和那个蓝缎子包一起，拼出了一张日本没法否认的图。

问题又来了。

一千五百份的东西，调查团究竟为什么会偏偏认了这一份有着签字画押的册子？

答案实际上就存在于那份签名之中。

一封信能够以匿名的形式出现，能够被人伪造，还可以把信里写的东西推说是个人情绪。

一份把真实姓名签在上面的材料，它的性质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

一旦把自己的名字签好了，这也就意味着这九个人是愿意对自身所讲出的每一句话承担起责任的。

它的意思其实很朴素，就是每一条材料的来路都能够查得到。

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实名背书。

那么，这一份册子究竟管不管用？

这个答案，会在五个多月之后出现。

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的时候，国联调查团的这份报告书得到了公布。

报告书作出了这样的认定，也就是这一起事变，是日本军队在事先就已经策划好的。

中国军队这一边，事先既不曾有过对日军发起攻击的作战方案，也不曾产生过要动当地日本侨民的念头。

报告书里面还写道，发生在当天晚上的那一次爆炸，并不能够支撑起日军在随后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

换句话说，日军当晚打的这一仗，算不上自卫。

有关于伪满洲国，这个报告书所说的话，会更加狠。

它表示，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当时所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来说，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对于中日两国维持远东和平这件事来说，同样也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这一番话说得相当重，日本既伤害到了中国所拥有的利益，也把东三省民众所怀有的意愿踩在了脚下。

这个报告书所得到的结论是，日本已经铁了心，要让东北从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里面脱离。

对日本方面来说，这份报告书真正要命的地方，是它背后那些被逐条列出来的材料。

这一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样的注意。

但它到后来却变成了那样的一根导火索。

问题紧接着便冒出来了。

报告书里面所写下的这些话语，究竟凭借什么可以站得住脚？

所凭借的正是那一年多的时间当中，一千五百多份材料以及一本已经签上了名字的册子。

要留意的是，这份报告书当中没有任何一句狠话是由中国人自己说出的。

这些话语统统都是出自第三方之口。

这个才算是那本册子里面最厉害的那个地方。

它并没有把任何一句能够进行反驳的话柄留给日本人。

在五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之后，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四十二票对一票的这个结果。

写到这里，我想说说我的看法。

因为这篇故事到了今天，最为常见的一个评价就是四个字，没用。

国联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告状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到最后还是打了八年。

这个说法究竟对不对？

这个说法，算是说对了一半。

这份报告书确实没有起到促使日本把军队撤走的作用，到了第二年，日本军队就进了关。

但要是只把这一笔账计算在内，那就会把这件事情看得太小了。

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把这笔账算一算？

我的算法就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看一看它没有做成的那些部分。

它没有成功地把日军的枪炮拦住，这确实是一个事实。

但是，那些它没有能够拦住的，不等于说就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它所遗留下来的，是一个国家第一次在国际场合上，把这个法理的底座给搭建起来了。

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里说话究竟有没有分量，要看的是它所持有的法理立场能不能站得住脚。

而九君子所做出的那些事情，第一次让中国在这样一个国际场合当中，站到了法理的那一边。

报告书里那些斩钉截铁的话语，所充当的便是底座本身。

把它落实到具体的地方，那就是那份报告书里面所包含的每一句话。

弱国没有外交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

可它所说的内容，不是说弱国就应该把嘴巴闭上。

它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弱国手里并没有话筒。

话筒是可以靠自己动手完成制造的。

前提条件就是你手里所拥有的东西得足够硬。

你在公司里被人抢了功劳，光在群里喊冤，只会让人觉得你情绪化。

你得把聊天记录、邮件以及时间戳这些都拿出来。

你得把材料整理成别人没法否认的形式。

可是，这究竟是为什么，非要弄到这种程度不可？

在职场当中，最没有用处的那个东西，就是没有出处的委屈。

同事并不会由于你的嗓门大，就把那份功劳归还到你的手上。

领导也不会由于你心里觉得难受，就把这件事重新判定一遍。

能够把这个结果改变过来的，永远都会是那一份可以拿出来进行对质的记录。

在当年，那九个沈阳人，比我们今天更早地就把这一点想明白了。

接着往下查看他们的那三笔账，就会清楚明白了。

九君子当年所完成的事情，其实正是这件事情的极端版本。

他们甚至连那些没有证据支撑的部分，也全都不会接受。

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要是委屈没法自行给出证明，那就等同于压根没有发生过。

回头审视的时候，这九个沈阳人是把一件几乎不可能赢的事情，盘算成了一盘能够赢的账。

有关于这笔账，他们到底是怎么把它盘算清楚的？

他们所算出来的第一笔账，就是排序这件事。

哪个事情应该放在前面做，哪个事情应该放在后面做，这个顺序丝毫都不能出现混乱。

把收集材料这个环节安排在最前面，翻译编号这个环节摆在中间，签字这个步骤则放到最后。

签字这件事情，会把它安排到最后的环节才进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旦把字签了，就不会再有退路可走。

他们所盘算出来的第二笔账，实际上就是形式。

光是拥有材料还不够，还得把这些材料制作成国际社会所认可的样子。

需要有英文的版本，需要是地道的，需要把每一条都编上号，需要有相关的签名，还需要能够契合法庭的规矩。

他们所核算的第三笔账，实际上就是时间。

这个调查团究竟会在什么时候抵达，等他们抵达的那个时候，材料必须已经全部准备妥当。

把东西做好了之后，还必须要能够把它送出去。

要是没办法把它送出去，那前面的两个步骤就全部都白费了。

因此，你在他们的身上没有办法看到哪怕一点点的热血冲头。

你所看到的，就是一份被拆解得相当清楚的进度表。

那么，这样的一份进度表，到了最后，它所换来的究竟是什么？

所换得的最终结果，是两年七个多月之后所发生的一场大祸。

讲到了这个地方，按照一般的道理，这个故事就应该画上句号了。

但他们真正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在后面才会出现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也就是国联那场投票结束两年七个多月之后，日伪特务开始动手了。

他们顺着倪斐德的这条线索，大肆地展开了抓人的行动。

女子师范的这个校长，已经被人带走了。

教会里的那些神职人员，已经被人给带走了。

在盛京施医院当中，各个科室负责的大夫，没有任何一个被放过。

在九君子里面，除了张韵泠之外，其余八个人全部都遭到了逮捕。

这一抓，就持续了有几十天的时间。

在这几十天的时间里面，他们可以扛得住吗？

换一个人，可能第一天就什么都说了。

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们手上确实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酷刑这种东西，是每一天都存在的。

在这儿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把它说明白。

在这九个人当中，每一个人具体做了哪些事情，史料所留下的记载并不一样。

于光元所完成的翻译，张查理夫人所绣的字，以及巩天民所拥有的相机，这些统统都拥有着明确的记载。

可是有那么几位所做的事情，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后代的人已经没有办法把它说清楚了。

所以我没有胆量替他们编造出什么故事。

能够确定的一点是，他们都在那份材料上面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

刘仲宜遭到关押的时间是最长的，所遭受的刑罚也是最多的，出了监狱以后，精神就出现了失常。

刘仲明被关押的时间是四十天。

巩天民被关押的时间长达四十多天。

在审讯进行的那个时候，刘仲明所展现出来的态度显得很特别。

他不但没有躲开，并且主动地把话给说明白了。

究竟是出于什么缘故，要把话都往自己身上揽？

他说，「我是爱国小组的召集人。」

「我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证《真相》的集大成人。」

「我是向国联递交《真相》的送达人。」

「其他人只是参加者，一切由我负责。」

听起来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承认自己的罪责。

实际上，他是在替后面的那八个人扛着。

当时的那些特务在听了这番话之后，高兴得简直不得了，准备着要把这件事情向上级汇报，好邀功请赏。

他们谁都没有预料到，刘仲明的后面，竟然还跟着这么一句话。

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果，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你们今天炫耀的辉煌战绩、胜利果实，反过来看，正是你们明天受审的罪证。」

等到这句话说完以后，审讯的这个气氛马上就发生了变化。

这几句话，为什么能够把他们给镇住？

后来，那个日本特高科特务岩冢，曾经冲着巩天民发了一通火。

他说，就是这些人，让我们日本人在世界人的面前大大地丢了脸。

当这话传进了刘仲明的耳朵里面之后，他带着笑容对巩天民说出了一句话。

他说，「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那我们可真是死有余荣了。」

这个便正是那九个沈阳人身上所具有的骨头。

这八个人在后来的时候被释放了出来。

并不是由于日本人有了良心发现。

盛京施医院出面提出了放人的这个要求，而在被抓的那些人当中，有好几位医生教授是拥有英国背景的。

再加上社会各界一同展开营救，日本特务的手上又没能掌握到确切的证据。

到了最后，也就只能把人给放了。

把人放出来以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吗？

在这九个人里面，仅仅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一直隐藏着，直到死为止。

巩天民。

一九二五年那一年，他就秘密地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之中，并且是沈阳在建立党组织那个阶段的第一批党员。

在入党之后，他一直都在凭借着银行家的这个身份开展活动。

除了极少一部分人之外，没有哪个人能够清楚地知晓他究竟是谁。

从监狱获释之后，他依旧接着干了下去。

他的这个党员身份，一直被他压着，压到了他去世的那一年。

就在那一年，家里的人把遗物一件件地整理并且清点，这才发现了父亲真实的模样。

再往后，组织上在一份文件里面，把当年的那份记录给查找到了。

那份记录说，他的身份要留到他百年之后再公开。

有一个人耗费了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把某一个身份一直隐藏到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的是让那个蓝缎子包里面所装着的东西，到最后可以摆放到台面之上。

那他到底是为了什么缘故，才把这个藏了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他们所做出的那些事情，本来就不是为了使哪个人能够知道那件事情是由他所做的。

这个故事还留有最后的一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九君子以及他们的后人一直都在寻找着那一份《TRUTH》的原件。

寻找了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却始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刘仲明依靠着自己的记忆，在一九六〇年的时候曾经写下过一篇《「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的沈阳「爱国小组」抗日救国行动纪实》，把凡是能够回忆起的内容，都逐一记录了下来。

在二〇〇八年这一年，他们的后人就把目标锁定在了联合国。

很快，线索便浮出了水面。

它究竟会在哪一个地方？

那本上面绣着 TRUTH 的蓝缎子包，便被存放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档案馆里的一个灰色防腐蚀档案盒之中。

二〇〇九年，《李顿报告》以及围绕它所作出的决议，连同这份《真相》一起，被选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七日这一天，后人把这一份影印件捐赠给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今天，它以及一台 127 型的柯达相机一起被摆放在了展厅里面。

那台相机，正是巩天民当年曾经用过的。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院落当中，还横躺着一块由钢筋混凝土所制成的石碑。

它的这个造型看上去跟炸弹的尾翼十分相似，所以人们就把它叫作炸弹碑。

那便是九一八事变当中，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爆破所留下的证据。

在日本投降之后，沈阳的人们就把它给推倒在了地上。

此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躺卧在铁路旁边的荒草丛当中。

一九九一年的时候，它被收藏进了博物馆里面。

现在把思路重新放回到最开始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上面。

一个用手工缝制而成的布包，究竟凭的是什么，才能够对日内瓦的投票产生影响？

我所给出的这个答案，就是这样的。

它所依靠的，并不是爱国情绪。

爱国情绪在那个年代里，大街上到处都是，日本人并不缺少这个。

它所依靠的，是一份让人挑不出毛病的技术文本。

七十五条的罪证，有着英汉对照，并且逐条编了号，还有九个真实的姓名，以及一个地道的英式英语校对。

当这份东西被送到法庭上的时候，对方根本找不到任何一处可以作出反驳的地方。

这个才是它真正厉害的那个地方。

有人可能会说，那九个沈阳人做的事情，最后还是没能救东北。

是的，确实没有能够做到。

一九三五年他们遭到抓捕的那个时候，东北已经处于沦陷状态长达四年了。

不过那件事情却留存下了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比保住一时的输赢要更加重要。

第一样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份证据。

它后来成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作出判断的依据，如今还存放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档案馆里面。

第二样东西，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

在面对一件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事情时，先不要急着喊出声。

在事实以及证据都完成了对齐之后，这才会轮到真正动手。

只有事实却没有证据的那些东西，宁可选择把它舍弃掉。

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他们把这四个字给用成了一门手艺。

这九个沈阳人凑到一块儿的那一年，到今天刚好已经过去了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日内瓦的那个档案盒依旧还在。

那个蓝缎子包，上面绣着 TRUTH，同样也还留在那里。

只不过，那个制作它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