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的样本：别急着说光伏“利鸟”，也别急着定罪

本雅明·亚尔库斯卡（Benjamín Jarčuška）博士，斯洛伐克科学院森林生态研究所研究员（Institute of Forest Ecology,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位于兹沃伦 / Zvolen），长期从事森林与农业景观中的鸟类群落生态学研究。

其团队于2024年在《环境管理学报》（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发表论文 “Solar parks can enhance bird diversity in agricultural landscape”，通过对斯洛伐克32座地面光伏电站与32块相邻对照农田的鸟类调查，得出了与近期《Science》上一篇关于中国光伏—鸟类多样性研究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成为国际学界讨论“光伏是否损害鸟类多样性”绕不开的对照样本。

针对光伏与鸟类多样性的问题，观察者网评论部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亚尔库斯卡博士进行深度对话。

Science刊载的论文《中国光伏扩张政策降低了鸟类多样性》

观察者网：您的研究把赭红尾鸲（black redstart）、欧亚黑喉石䳭（European stonechat）、白鹡鸰（white wagtail）与麻雀（Eurasian tree sparrow）识别为光伏电站的指示物种。您能否简要说明一下，光伏电站究竟提供了哪些为周边农田所欠缺的生态“服务”？

亚尔库斯卡：我不太确定“生态服务”是否是此处最贴切的表述——除非您指的是光伏电站能为鸟类提供的那些生境特征或资源。

我不会把我们研究里的指示物种结果，解读为“光伏电站在提供某种特定的生态系统服务”。它们真正显示的是：与周边农业地块（也就是对照组）相比，某些鸟类物种与光伏电站样地之间存在更强的关联。这背后可能反映的是植被结构、觅食地可得性、遮蔽、营巢或停栖机会等方面的差异，也可能与无脊椎动物这类食物资源有关。

但这些特征，并不是光伏板本身的固有属性。它们是光伏基础设施、场地内植被的自然发育与管理方式，以及周边景观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正因如此，不同光伏电站之间的生境价值，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观察者网：您也研究过鸟类群落对大尺度生境扰动的响应，例如高塔特拉山（High Tatras）的风暴与随后的树皮甲虫暴发。基于这些经验，您如何比较鸟类在自然扰动过的景观中重新定殖，与在被改造为光伏基础设施的景观中重新定殖这两种情形？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有价值的可比之处，还是从根本上就是两种不同的过程？

亚尔库斯卡：我对直接进行这种比较相当谨慎。

我们那项高塔特拉山的研究，是针对欧洲云杉林在一次大风暴以及后续扰动与管理之后，鸟类群落变化的一个具体个案。我们发现，鸟类群落的组成变化与生境结构、演替进程的变化相关联；而不同扰动类型之间的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

然而，“自然扰动之后的演替”，与“土地被改造为光伏设施”，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风暴过后，被扰动的生态系统会保留大量“生物学遗产”，并进入自发的演替过程；而光伏电站则是一种被工程化设计、并需要持续维护的土地利用系统，它之后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程建设、植被管理以及土地利用决策。

因此，这两种研究体系不能被直接类比。也许在一般生态规律上会有某些共通之处——特别是生境结构与资源可得性变化的重要性——但我不会拿我们那项高塔特拉山研究，去预测鸟类将如何在光伏电站中重新定殖。两个过程所处的生态条件差别足够大，做这种外推会超出我们研究本身所能提供的证据。

观察者网：您的光伏电站研究发现，建在原有草地上的电站对地面觅食鸟类的丰度呈现出格外显著的正向效应。这是否意味着，“光伏板到来之前土地是什么样”，其影响要大于光伏板本身？

亚尔库斯卡：我会说，前期土地利用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不会从我们的研究里就得出“它必然比光伏板本身更重要”这种结论。

我们的结果表明，光伏电站的生态效应，取决于基础设施与它所处的生境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建在集约化农业用地上的光伏电站，其效应可能不同于建在物种丰富的草地、牧场、湿地或其他半自然生境上的电站。

所以我认为，更有价值的问题不是“光伏板本身是有益还是有害”，而是：它替代或改变的是什么样的生境？建成之后又长出了什么样的生境？以及最终的场地是如何管理的？

在我们的模型中，样地类型与前期土地覆被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显著的（表 1，p = 0.04），这支持了土地利用背景的重要性。但该模型只解释了地面觅食鸟类丰度大约 8% 的变异，所以对于“把前期土地利用当作决定响应结果的主导因素”这种解读，我会保持谨慎。

青海发展“牧光互补”，羊群在光伏板下觅食。央广网记者 贾海元 摄

观察者网：您所研究的光伏电站，其设计和管理完全出于发电目的，并未考虑生物多样性。您也指出，如果电站在设计上更多地兼顾野生动物，其正向效应可能会更强。基于您的野外观察，哪些设计或管理上的改动最具影响力，同时又最具可行性——也就是开发商在不大幅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切实可以采纳的改动？

亚尔库斯卡：我不太愿意推荐一套适用于所有光伏电站的通用措施。

最合适的设计与管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想扶持的是哪些物种或物种类群——因为不同物种的生境需求各不相同。举个例子，有利于地面觅食鸟类的措施，不一定同样有利于那些依赖灌丛、树木、树洞或特定植被结构的物种。同样，建在耕地上的光伏电站，与建在草地上的电站，其合适的管理方式也可能不同。

不过大体来说，保持或营造异质化的植被结构、避免不必要的过度集约的植被管理、并尽可能保留适宜的生境特征，这些都是看起来有希望的方向。

更重要的一点是：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考量，最理想的方式是被前置到选址与设计阶段，而不是在选址不合适之后，再靠事后管理去弥补。

在没有系统查阅“以生物多样性为导向的光伏电站设计与管理”这一领域更广泛的文献之前，我不太愿意讲得更具体——因为这是一个发展很快的方向，个别措施的实际有效性，也很可能高度依赖具体情境。

观察者网：您关于鸟类反捕食行为的研究显示，对某种特定捕食者的“围攻”（mobbing）反应，可以是一种由本地经验塑造、可学习、具有可塑性的性状。这暗示鸟类群落是在不断地根据周围环境作出调整。这种行为可塑性，是让您对鸟类“随着时间去适应像光伏电站这样的新型生境”的能力更为乐观，还是更为谨慎？

亚尔库斯卡：我不太赞成把那项研究的结论延伸到光伏电站上。

那项研究考察的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反捕食行为：小型雀形目鸟类对花头鸺鹠（Eurasian pygmy owl）鸣叫声的反应。鸟类的反应会随“该地区是否预期存在这种猫头鹰”而有所不同；而即便在它们不对猫头鹰叫声作出反应的地方，它们仍会对普通雀鸟的报警声作出反应。

结果暗示，针对特定捕食者的围攻行为，可以受经验和学习的影响。这体现的是鸟类面对潜在捕食者时的一种行为灵活性，但它并不能告诉我们，鸟类将如何去适应像光伏电站这样的新型生境。因此，那项行为学研究的结论，无法被直接外推到光伏电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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