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凌晨,蒋介石下令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和工人纠察队发动武装清洗。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占领了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地。
在公共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也配合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把被捕者交给蒋介石的军警。上海从这一天起进入了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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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由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套行政体系分治,各区域管辖权互不隶属。国民党军队追捕共产党人时,常常利用租界与华界之间的管辖缝隙行动。被捕的人一旦跨过某条马路,就可能脱离追捕者的权力范围。租界与华界之间的管辖缝隙,既能掩护人,也能困住人。
4月11日晚,总理正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驻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工作。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派人送来一封急信,请他和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一起到第二师师部商谈要事。在场的人都反对总理前往,但总理为了争取解决危局的可能,还是决定去一趟。
总理和随行人员进入宝山路天主堂的第二师司令部后,第二师司令部的卫兵就缴了他们的枪械。斯烈起初态度客气,但一谈到工人武装等具体问题,他就绕开话题拖延时间。凌晨一时许,室外枪声大作。总理站起来要走,斯烈露出了真实意图。
12日凌晨,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得知总理被扣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央报告,并尽全力进行营救。罗亦农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找到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讲明来意。赵舒慨然应允,并及时赶到第二师司令部。
赵舒把斯烈叫到了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以第二十六军党代表的身份,对跟随他多年的斯烈一顿痛斥,并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旧情,直说得斯烈哑口无言。随后责令斯烈将总理立即释放,斯烈只得照办。
浦东被捕
总理离开第二师司令部后,原本想回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指挥时,但途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那座大楼。为暂时避开敌人的追捕,他独自一人雇了一条小船,趁夜色渡过黄浦江,潜藏在较为偏僻平静的浦东贫民区,打算躲过这几天白色恐怖的高潮,然后再寻找机会离开上海。但浦东也是第二十六军严密布控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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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亮,第二十六军第七团的十余名士兵在一片棚户区搜捕,发现了总理。士兵们把他扣押起来,押送到第一师第七团团部。
第七团团长鲍靖中是广东大埔县人,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第一次东征时,鲍靖中在何应钦率领的黄埔军校教导团中,在惠州粉碎陈炯明部将林虎包抄东征军的战役中立功,被提拔为营长。
1927年3月下旬,何应钦率领的北伐东路军到达上海,鲍靖中被提拔为中校团长,他的团驻防浦东。鲍靖中一向倾向进步,不赞成反共。
黄埔军校在1924年创办后,学员按入学时间分期。到1927年,第四期学员已大量进入国民革命军中层指挥岗位。黄埔军校的学员把师生关系看得比一般上下级关系更重。黄埔出身的军官在面对昔日教官时,常常要在政治命令和师生情分之间做选择。
团部相认
团长鲍靖中亲自出面审问。他来到关押总理的一间临时小屋,一下子认出他就是当年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总理曾给黄埔四期学员讲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课程,鲍靖中听过他的课。
鲍靖中没有声张,不动声色地打发走看押的士兵,向总理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帮助他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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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蒋介石的清党命令要求各部队对共产党人就地处置,但执行力度在基层军官中差异很大。一些黄埔出身的军官对清党持消极态度,原因并不全是政治认同,还包括他们不愿意看到同学之间互相残杀。第七团隶属的第二十六军第一师刚接管上海防务不久,部队成分复杂,从师长到团一级军官对清党的态度并不统一。
军装与通道
鲍靖中让手下找来一套军服,让总理换上,扮作该团的士兵,随他一起离开浦东。
总理被捕后,师部军官就如何处置发生了争论。副师长主张将就地枪决,参谋长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过因病住院的师长薛岳之后再作决定。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则保持沉默。在黄埔军校,总理曾做过酆悌的老师。考虑再三,酆悌决定去关押总理的团部,劝说他发表一个脱党的声明,以保性命。
就在总理他们准备离开前,酆悌匆匆赶到团部。鲍靖中以为自己的计划被觉察,一时神色有些惊恐。酆悌见此情形,心中也明白了几分。
酆悌装作什么也不知道,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情况后便离去,鲍靖中这才松了一口气。酆悌身为师政治部代主任,正是负责清党事务的直接执行者。他没有下令逮捕,而是让总理从自己眼前走了过去。
代价
鲍靖中带着换上军装的总理迅速离开团部。他们一行机智地骗过几道岗哨的盘问,几经周折,总理被安全护送到火车站附近,安全脱险。
鲍靖中救出了总理,可他自己付出的代价才刚刚开始。鲍靖中放走总理的事情,虽然当时被掩盖了过去,但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并非无人知晓。此后十年,他在军中始终原地踏步。同期的黄埔同学纷纷升迁,他却一直被钉在不可信的标签下。到抗战爆发前,他仍然停留在团级。
1927年后的国民党军队中,黄埔出身是晋升的主要通道,但清党时期的态度同样成为考察标准。鲍靖中不是蒋介石嫡系,又在清党时表现消极。国民党军队把忠诚当作第一选拔标准,鲍靖中因此失去了上升空间。
残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很多受到排挤的非嫡系军官获得了重返战场的机会。鲍靖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第二十军团任副师长。他在战场上积累战功,获得了迟来的晋升。
但国民党军队的晋升体系并未因抗战而改变。鲍靖中虽然立下战功,可他的派系出身限制了他的升迁。鲍靖中后来因负伤辞去军职。比他晚几期的黄埔生,好些已经当上了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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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鲍靖中闲居南京,住在中华门外的祖宅里,靠伤残抚恤金勉强度日。街坊只知道他是个残疾老兵。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里写得很简单:鲍靖中,原国民党军官,1946年后没有活动,生活困难。
一封短信
1950年夏,总理到南京视察工作,即委托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和副市长张霖之代为打听鲍靖中的下落。刘伯承派人在南京城里找了半个月,没有找到。鲍靖中当时借住在东郊表亲家里,连户口都没有登记。
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来华访问,总理陪苏加诺总统到南京参观时,终于如愿以偿与鲍靖中取得联系。总理随后写了一封信给鲍靖中,致以感谢和问候。
1956年,各地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比较宽松。开始对旧军政人员进行登记和分类,但还没有进入大规模政治审查阶段。总理寻找鲍靖中,一方面是为了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另一方面也因为各地正在登记原国民党军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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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靖中接过信后没有声张。他回家把信卷成细条,搬开卧室西墙的木柜,抠开墙砖,把信放进一个木匣子里,再用泥巴把砖缝糊好。家人问起,他只说是旧友谢他当年请过一顿饭。一年后,总理再次来到南京,特地看望了鲍靖中,并关照市政府领导照顾鲍靖中的起居。
保命符
鲍靖中过了不到十年安稳日子。1966年,各地街道办和公安部门开始重新审查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身份,大批退役军官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鲍靖中家也被抄了。旧书和破钟被搬走,邻居见了他绕着走,孙子在学校被同学喊反动派崽子。七十岁的老人拖着一条瘸腿自己做饭,屋里没有生火,很冷。
鲍靖中知道躲不过去了。他搬开木柜,抠出那个藏在墙缝里十年的木匣子,捏着那封信去找街道负责人。审查人员看到信上总理的签名和那个落款日期,不敢怠慢,逐级上报核实。信件经过确认属实后,相关部门重新认定了鲍靖中的身份,使他免于进一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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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靖中当年救总理时没有想过回报,二十九年后的这封信,却成了他在动荡年代证明自己身份的唯一凭据。
1974年春,鲍靖中在南京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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