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谭其骧先生1990年3月应地方邀约题写、后被刻石立于古隆中的这段碑文，却是一块跳出严谨学术规范、把存疑推论当作铁判定论的标本，属于典型的治学失范。
碑文原文：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
我们先对照原始史料拆解文字偷换。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原文为“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原文写的是亮家，是诸葛亮的故宅，并不是“躬耕之地”。《三国志》与诸葛亮本人《出师表》，只留下“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一句自述，通篇没有“躬耕隆中”四个字。谭其骧直接把习凿齿记载的“亮家”，替换成确定性表述“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这不是正常的学术阐释，是悄悄更换史料概念，把东晋人的“号曰”，固化为汉末的史实定论。习凿齿距离诸葛亮时代已经相隔百年，《汉晋春秋》本身就带有地方乡土叙事色彩，在古代史学界就并非第一手正史材料。古人受时代局限做模糊记述尚可理解，而现代史学工作者，本应当区分“原始史料、后世记述、学术假说”三者边界，却在短短三十余字碑文中，抹去全部争议，直接下肯定结论。
碑文第二处硬伤，是时间逻辑倒置。碑文称“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里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北周距离诸葛亮躬耕的东汉末年，时间跨度长达三百余年。用三百多年之后北周的行政区划变革，倒推汉末建安年间的县域归属，是史学研究中的大忌。考证某一时代的地理归属，必须使用同时代或者时代相近的史料，不能拿后世行政区划的变迁，反向证明几百年前的地界。第二，史学考证发现，北周所裁撤的是邓城县，并非东汉的邓县，二者名称相近但不是同一个县级行政区，碑文直接混淆两个不同时代的县名，造成史实错误。
更深一层的失范，在于载体的选择。学术观点可以发表在论文、会议纪要、专著之中，允许保留注释、限定前提，标注争议。但题词一旦刻成石碑，矗立在景区，性质就彻底改变。石碑面向所有普通游客，没有注释，没有“此为一家之言”的说明，普通大众看到名家题刻，会天然将其视为权威历史定论。谭其骧本人清楚躬耕地之争延续千年，史学界内部始终存在巨大分歧，并没有形成统一共识。明知这是争议极大的史学难题，依然同意把带有推论性质的个人观点，以无任何保留的肯定句式交付地方刻碑，借自身学术名望，把学术假说包装成铁板钉钉的历史事实。这便是标题所言的“明知故犯”。
对比后续国务院的官方文件，更能看出碑文表述的失当。1996年国务院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隆中被正式定名“古隆中”，年代标注为明、清。
这一官方定性清晰说明：古隆中现存建筑群，是明清两代修建的纪念性祠宇，不是汉末诸葛亮躬耕原址。国家文物专家组在申报环节，否决了“隆中诸葛亮故居”的名称，刻意回避原生故居的表述。
多年来，这块谭其骧石碑，一直被当作“铁证”，用来向公众宣称诸葛亮躬耕原址就在古隆中。地方把学者个人题词，抬高到等同于正史、官方定论的高度。而谭其骧作为学界权威，在落笔题词时，应当预判到刻碑立石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传播后果。史学研究可以存疑、可以辩论，但不能利用个人声望，在公共场景把有争议的假说，做成不容辩驳的石刻定论。
文学创作可以使用朦胧笔法，留白、多义、含蓄；史学考据则必须划清边界，区分原始史料、合理推论、存疑假说。习凿齿当年写“号曰隆中”，属于东晋时代的乡土记述，时代局限之下情有可原。而谭其骧这块碑文，却放弃现代史学严谨规范，在争议问题上使用斩钉截铁的肯定句式，把推论当作史实刻上石碑。这并非一篇严谨的史论，而是面向公众的一次治学失范。古隆中作为明清纪念古迹，具备文物价值理应保护，但不能凭借一块现代题刻石碑，去坐实汉末躬耕原址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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