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洪武年间，南京城里有一桩令人难以理解的旧事：一名做到三品的官员，被罢职返乡时竟拿不出路费，最后卖掉年仅四岁的女儿。朱元璋听闻后没有称赞其清贫，反而下令：“让他回来受刑吧。”
这名官员，叫曾秉正。
明初官场最看重什么？一方面是服从诏令，另一方面便是清廉。朱元璋出身贫寒，亲眼见过元末官吏盘剥百姓造成的惨状，因此对贪墨极为痛恨。明初法令中，对官员受贿有严厉规定，贪赃达到一定数额，便可能招致死刑。
这套制度的另一面，是官员俸禄并不宽裕。尤其在京任职者，衣食、仆从、往来，都要靠固定俸禄支撑。想伸手拿钱，风险极大；不伸手，日子又常常捉襟见肘。清官并不好做，三品官也未必富足。
曾秉正最初受到朱元璋重视，与一次关于“天变”的讨论有关。洪武年间，朝廷面对灾异，群臣各陈所见。按照传统政治话语，灾异往往被解释为上天对君主的警告，官员说话稍有不慎，便可能触及皇帝的威严。
有意思的是，曾秉正没有把灾异归咎于朱元璋。他认为，明朝经历长期战乱后，真正需要做的，是让百姓恢复耕作，使国家从军事征伐转向休养生息。用今天的话说，他把重点放在了民生，而不是天意。
朱元璋听后颇为满意。曾秉正的奏议既没有直接触犯皇帝，又符合明初恢复生产、整顿秩序的需要。皇帝很快提拔他，曾秉正由此进入高位，也被视作清正敢言的文臣。
但朝廷不是只凭一篇奏议就能长久相安的地方。
曾秉正性情耿直，后来多次以言辞触犯朱元璋。敢说话本身未必是罪过，问题在于，皇帝是否愿意听，以及说话是否合乎当时的政治边界。朱元璋并非唐太宗，曾秉正也不是魏征，过去的恩宠不能当作永久的护身符。
随着矛盾加深，朱元璋最终下令罢免曾秉正，让他回乡。按常理看，离开高压的京城，回到故里度日，未必是最坏的结局。可曾秉正面对的现实很直接：家中没有积蓄，返乡所需的盘缠都无法筹措。
《明史》记载：“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这句话极短，却留下了巨大的冲击。一个三品官，竟然穷到卖女儿换路费，既说明曾秉正确实没有借贪腐积财，也暴露出明初官员俸禄与生活负担之间的矛盾。
消息传入宫中后，朱元璋的反应却极其严厉。史料记载，他命人将曾秉正召回，并施以“腐刑”。所谓腐刑，即宫刑，是一种带有强烈羞辱意味的刑罚。对于士大夫而言，这种惩处往往比单纯的杖责更难承受。
朱元璋为何不把这件事看成清官受苦？其中原因，史书没有留下完整解释，后人只能结合情势推断。曾秉正用女儿换路费，固然可以理解为贫困所迫，但这种做法也可能被皇帝视为公开展示困窘，甚至带有对罢官决定的不满。
试想一下，若他只是无钱返乡，是否可以向亲友借贷，或请地方官府协助？这些办法未必容易，却并非完全不存在。偏偏他选择了最刺眼的方式，等于把“朝廷让清官无路可走”这层意思摆到了皇帝面前。
更让朱元璋警惕的，是曾秉正后来的一些政治主张。明初政权需要整合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人口，恢复社会秩序。若官员过分强调族类区别，便可能与朝廷所需的整合方向相冲突。曾秉正的言论因此不再只是直谏，而被皇帝视为可能扰乱秩序的思想。
朱元璋对文臣本就怀有戒心。胡惟庸案之后，丞相制度被废，文官集团的权力受到更严密的限制。此时的曾秉正若仍以往日姿态反复进谏，皇帝听到的恐怕不再是忠言，而是对权威的挑战。
关于曾秉正受刑后的经历，史料只留下“置腐刑，不知所终”几个字。没有可靠材料说明他后来去了哪里，也无法确认他最终的具体结局。一个曾因清廉和敢言而受提拔的官员，就这样从明初政治记录中突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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