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与马寅初谈到北京大学的校务安排。马寅初没有先讲待遇,也没有谈个人困难,只提出一个看似简单、实际颇有分量的要求:请来的学者,学校要有自主邀请的权力。
毛泽东听后问:“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嘛。”
马寅初回答:“我请谁到北大作报告,希望能够得到保证。”
这句话,透露出一位大学校长最看重的东西:学术空气不能闭塞,学校不能只剩下行政命令。毛泽东听明白了,随即笑着表示支持,并用“尚方宝剑”作比,答应给他办学所需的便利。马寅初听完,也开怀大笑。
这段谈话之所以被后人记住,并不只是因为一句生动的比喻,更因为它体现了两位老人的共同认识:大学要办好,离不开教师和学生的活力,也离不开校长在原则范围内的担当。
马寅初不是突然走进北大的。他188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早年留学美国,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和经济研究。北洋政府时期,他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也因此被视为“老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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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院长,公开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弊端。1945年9月1日,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活动,马寅初与毛泽东相识。两人此前虽都听过对方的名字,但这次见面,才有了直接交往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寅初参加了筹建新国家的重要工作。1949年9月,他应邀从香港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讨论共同纲领以及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制度和象征问题。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位经济学家对新政权的认同,并非来自一时的热闹。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到正在欧洲举行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马寅初年近七十,仍被现场气氛深深触动。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场胜利消息,更意味着多年追求的国家独立终于有了现实依托。
1951年6月,马寅初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此时的北大,正处于教育制度调整和院系改革的重要阶段。校长不仅要处理行政事务,还要面对课程设置、师资安排、学生培养等一系列具体问题。马寅初年事已高,却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他讲经济学,也讲得很接地气。一次面对学生提问,他没有搬出复杂定义,而是讲了一个旅店老板、米店老板、屠夫和猪贩子之间相互还债的故事。十块钱在几个人手中转了一圈,债务却都结清了。这个例子说明货币流通的作用,学生一听就懂,课堂上掌声不断。
有意思的是,马寅初还特别重视北大的历史遗存。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迁往原燕京大学校园,红楼和民主广场没有随校搬迁。马寅初对此十分惋惜。1954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建议,希望修整北大红楼,并保存毛泽东早年工作地点、李大钊相关遗迹,使这些建筑成为革命历史教育的实物见证。
他的办学方式并不拘谨,甚至带着几分幽默。国庆节前,他曾鼓励学生认真排练,说等队伍经过天安门时,自己要指给毛泽东看:“这就是北京大学的队伍。”游行当天,毛泽东看到北大学生队伍后,曾关心红楼保存情况。谈话间下起雨来,毛泽东还询问学生是否淋雨,并安排学校准备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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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马寅初承受巨大压力的,是人口问题。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6月30日全国人口为601938035人。这个数字使马寅初更加确信,人口增长必须纳入国家经济计划。1957年,他提出《新人口论》,主张重视人口数量与资源、就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这项主张随后受到猛烈批评,马寅初甚至被讥讽为“马尔萨斯主义者”。他没有改换说法,也没有借机讨好,曾以自嘲口吻说:“我这匹马,是马克思的马。”周恩来则评价他有骨气、有正义感,是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不能随意污蔑。
遗憾的是,马寅初后来受到不公正对待,直到1979年才重新获得应有的评价,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2年5月10日,他在北京逝世,距离一百岁生日还有四十五天。那个曾在中南海笑称得到“尚方宝剑”的老人,最终把一生都留在了中国教育与经济思想发展的长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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