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住血缘问题不放声称利害关系人可申请！蒋万安或被绿营强制鉴定

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血缘争议再度被推上舆论风口。已故黄埔将领郭礼伯之子郭贻熹公开表态，愿与蒋万安进行DNA鉴定“用科学厘清血缘疑问”；资深媒体人黄清龙发表新书质疑蒋万安非蒋家血脉，印太战略智库顾问黄澎孝更将蒋家血缘扣上“红色供应链”帽子。岛内行政部门与内政部门面对媒体七度追问是否重啟调查，仅反复强调“依法行政”“由本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

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血缘争议再度被推上舆论风口

一句看似中性的法律条文，绿营侧翼已将其包装为“郭贻熹就是利害关系人”的操作依据，言外之意再清楚不过：若蒋万安不主动验DNA，绿营当局随时可能为他人申请“强制鉴定”敞开制度之门。

台地区行政机构召开院会后记者会

绿营的算盘：不在台北，在2028

前民代郭正亮点破了这场闹剧的真实意图。他在政论节目中直言，绿营猛打蒋万安“已不是在考虑台北市长选举，而是站在摧毁蒋万安人格的角度思考，要降低蒋万安在今年以及2028年大选量能外溢的效应”。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某洋的民调与政见均难以与蒋万安抗衡，绿营索性放弃台北选情，将战场升级为2028的前哨消耗战。

前民代郭正亮

这套战术并不新鲜。从蒋万安未成年儿子的交换生资格，到妻子多年前的发言片段，再到二儿子“人工受孕”的恶意攻击，绿营对蒋万安家人的围猎早已突破政治攻防的基本底线。如今再祭出血统牌，不过是“围蒋打援”的延长战——打的是蒋万安本人，盯的是他身后蓝营2028年的旗手位置。

“利害关系人”的法律弹性，是陷阱还是出路？

内政部门户政司专委潘营忠的回应耐人寻味。面对记者六度追问是否重啟调查，他始终只念法条，对“郭贻熹是否具备利害关系人资格”一问，仅表示“没有其他补充事项”。行政部门发言人李某芝则七度以“依法行政”打太极，拒绝正面回应。

这种回避本身就透露出问题。《户籍法》确实规定本人或利害关系人可申请变更登记，但“利害关系人”如何认定，完全掌握在绿营当局手中。 郭贻熹作为郭礼伯之子，若被认定与蒋万安存在潜在血缘关系，理论上完全可以以“厘清家族血脉”为由提出申请。更关键的是，《行政程序法》第36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依职权调查证据”，绿营当局手握新书提出的所谓“新事证”，完全有理由主动介入。

已故黄埔将领郭礼伯之子郭贻熹公开表态，愿与蒋万安进行DNA鉴定

换而言之，蒋万安今天可以冷回一句“不要每次选举都要讨论DNA”，但明天就可能面临一份来自“利害关系人”的正式申请，以及绿营当局“依法受理”的行政程序。“依法行政”四个字，在绿营手里从来都不是中性的——选择性执法、针对性办案，早已是岛内政治生态的常态。

民意不买账，但绿营不在乎

耐人寻味的是，绿营这波操作在岛内主流民意中并未激起预期的水花。《中时新闻网》YouTube频道进行的网络投票显示，81%的网友认为这是“选举操作，属于个人及家族隐私”，仅有15%认为“科学鉴定最直接”。网友的评论更为直接：“亲子鉴定是人家的家务事，跟公務何关？跟能力何关？”“选蒋万安，不是因为他姓蒋，相信他的人品、能力”。

就连民进党前顾问张景森也看不下去，公开批评要求蒋万安验DNA“是把民主拉回血统政治、羞辱政治与猎巫政治的老路”。国民党民代陈玉珍则反讽民进党“走不出蒋家心魔”，强调“蒋万安表现优秀，跟姓什么没关系”。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柳采葳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已经到2026年，岛内选举政治却还在反复讨论验DNA、追溯祖辈血缘，这是一种倒退”。

国民党民代、金门县长参选人陈玉珍

但绿营根本不在乎这些。 深绿基本盘对“血统纯正性”议题有天然的情绪共振，打DNA牌的成本极低——即便最终证明蒋万安确为蒋家血脉，绿营也可以说“我们只是要求科学厘清”；若蒋万安拒绝配合，则顺势塑造“心虚闪避”的负面标签。无论结果如何，绿营似乎都稳赚不赔。

政治猎巫的背后：绿营的集体焦虑

这场血缘闹剧折射出绿营更深层的焦虑。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层面稳健施政，高人气与温和形象对绿营构成持续威胁。当市政辩论无法取胜、候选人差距难以弥合时，绿营只能回到最原始的武器：血统、出身、家族忠诚。 这是“民主”外衣下的“世袭政治”逻辑，是把选民拉回“查祖宗”的旧时代。

黄清龙的新书发布会与郭贻熹的DNA喊话，时间点精准地卡在选举倒数阶段，绝非偶然。黄清龙早在2022年蒋万安首次参选前就出版过类似主题的著作，四年后故伎重演。不同的是，这次绿营当局的行政部门与内政部门被拉上了台面，“依法行政”四个字从官僚套话变成了为政治操作背书的工具。

蒋万安四年前的回答至今有效：“没有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出生，但我们可以靠努力决定未来，姓章姓蒋不重要，爱台湾就是我的DNA”。这句话的分量，远比任何DNA鉴定报告都重。 一个城市的治理者是否称职，取决于他做了什么，而不是他的祖父是谁。绿营把选举变成血统审查，暴露的不是蒋万安的问题，而是绿营自身政治资源的枯竭。

当“依法行政”可以被用来为血统猎巫铺路，当“利害关系人”的定义可以被政治需要随意伸缩，台湾宝岛引以为傲的所谓“民主”就已经在绿营手中彻底变了味。蒋万安会不会被“强制鉴定”尚需让飞弹继续飞过之后才能明了，然而绿营把政治斗争打到这个份上，输掉的恐怕远不止一场台北市长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