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冬，陕北窑洞里，毛泽东谈到古代用兵，常把“集中优势兵力”挂在嘴边。多年以后，他在阅读史书时写下关于诸葛亮的一句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这不是简单否定诸葛亮，更不是说诸葛亮没有才能。恰恰相反，毛泽东早年就把诸葛亮与曹操、孙权并列，称他们是能够“雄时”的人物。问题在于，人才再高明，也不能绕过战略格局本身的限制。
207年，刘备寄居荆州，诸葛亮尚是二十六岁的年轻士人。刘备三顾茅庐后，诸葛亮提出了后来著名的《隆中对》。其中最关键的判断，是占据荆州、益州，形成两路北伐之势；待天下有变，再由荆州和汉中同时出兵，争夺中原。
这套构想有其现实依据。荆州连接江汉，益州地势险固。刘备若能据有两地，既可扩大地盘，也能摆脱寄人篱下的处境。更重要的是，曹操控制北方，孙权盘踞江东，刘备力量最弱，只有借助地理纵深，才有逐步壮大的可能。
有意思的是，战略构想往往在纸面上完整，落实到战场却会不断变形。《隆中对》设想的是两路协同，而荆州与益州相距千里，中间隔着山川险阻，消息传递、粮草调运、兵力配合都十分困难。两支军队看似互为声援，实际上很容易各自作战。
刘备夺取益州后，蜀汉的基本格局确实形成了，但荆州并没有成为稳固的进攻基地。关羽镇守荆州，名将威望很高，却与孙权关系紧张。219年，关羽北攻襄樊，水淹七军，声势一度震动中原。可就在此时，孙权派吕蒙袭取荆州，关羽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
毛泽东所说的“二分兵力”，关键就在这里。刘备一方面要守住益州，另一方面要经营荆州；两处之间缺乏可靠的战略通道，任何一边遭到突袭，另一边都很难迅速救援。关羽兵败，丢掉的不只是几座城池，而是蜀汉长期经营的东部门户。
更严重的是，刘备没有及时接受失败带来的现实变化。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次年，他以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为名，率军东征孙吴。此时蜀汉最需要的是整顿内部、恢复实力，却再次把主力投入远离益州的战场。
222年，夷陵之战爆发。陆逊坚守不战，待蜀军深入、营垒相连后发动火攻，刘备大败。此战之后，蜀汉元气受损，荆州彻底失去，孙刘联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刘备退守白帝城，次年病逝，诸葛亮接过的已经是一个地盘狭小、人口有限、将领凋零的蜀汉。
所以，毛泽东批评的并非诸葛亮缺少智慧，而是指出了战略部署中的结构性问题。刘备、关羽、诸葛亮分别驻守不同地区，到了后期几乎形成“三分兵力”。兵力被拉长，指挥被分散，局部胜利难以转化为全局突破。
当然，《隆中对》也不能被简单看成一份失败方案。它提出时，刘备没有根据地，没有稳定兵源，甚至连立足之处都不牢固。先取荆州，再图益州，是当时较为可行的路径。真正的困难在于，形势改变以后，蜀汉仍然过度依赖原先的设想，没有及时调整重点。
诸葛亮后来治蜀有方，南征稳定后方，整顿政务，恢复生产。234年，他第五次北伐，病逝于五丈原。蜀汉并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每次机会都受到国力、地形和联盟关系的共同制约。以一州之力对抗魏国，必须格外珍惜兵力，不能承受连续性的重大失误。
毛泽东对诸葛亮的评价因此很复杂。1943年，他在延安谈群众创造力时说，中国人民中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1945年党的七大上，他又把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诸葛亮作为知识分子的形象。诸葛亮在他笔下，既是有才干的政治家，也是需要依靠集体、不能脱离实际的历史人物。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话时还说：“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这句话放回蜀汉历史中，意味尤其明显。诸葛亮能补政务，能定南中，能治军国，却无法凭一人之力弥补荆州与益州的距离，也无法替刘备、关羽承担所有决策后果。
“隆中对”最初打开了刘备的事业局面，后来却因地理分兵、联盟破裂和决策失误，逐步成为蜀汉难以摆脱的战略束缚。诸葛亮一生尽责，蜀汉却始终没有跨过那道由国力与格局共同筑成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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