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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清晨,三江口青龙湾观测点气温微降。薄雾轻笼林间,露珠悬在草尖,偶有几声鸟鸣穿过树丛。
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的科研人员俯身在湿润的林地上,将便携式土壤呼吸仪的气室轻扣在地表,再把土壤水分探头插入土层,连接好数据终端。屏幕上数字跃动,一组曲线徐徐展开:土壤CO₂、CH₄、N₂O通量,0至60厘米剖面的土壤含水率,以及温度、气压等辅助参数,全部按设定频次自动回传。与此同时,海拔更高处的气象桅杆正记录风速、风向、温湿度与太阳总辐射;林内通量塔的探头架在林冠上方,涡度相关系统持续观测山地常绿阔叶林与大气间的净CO₂交换,科研人员正是借此估算这片森林一整日的净碳吸收或释放量。
科研人员形象地比喻,这套涡度相关系统就像在林子上空装了一台“呼吸计”:山林的每一次吐纳,都被精准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
从“拍到什么”到“算出什么”
过去提到乌蒙山保护区,人们常讨论“拍到了什么”——红外相机捕捉到的珍稀动物影像,一度被视为生态保护成效的重要标志。到2026年夏天,这里的保护思路悄然转变。
同年3月,乌蒙山森林生态系统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挂牌运行;7月,按照国家标准GB/T 40053—2021完成观测场与序列样地重构,将全口径碳汇、森林水文、土壤、气象、生物五大要素纳入长期定位观测范围。科研人员在自然恢复30年、40年、50年、60年的林分以及原始林中布设了序列样地。61个植被固定样地、14个土壤监测样地、56条固定样线,配合350台红外相机、15处高位视频、4套自动气象站、3座水质监测站,共同织就一张覆盖全域的“生态数据网”。
最新数据显示,乌蒙山保护区森林覆盖率从82%稳步提升至89%,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由69种增至113种,鸟类记录达380种左右;专项监测估算显示,四川山鹧鸪种群在禁牧、清灌后持续恢复,适宜栖息地面积有所扩展,林下竹实与昆虫的生境同步改善。
“过去我们写保护成果,常说‘又发现了什么动物新种’,”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研人员说,“现在则要回答清楚:这片林子为什么能恢复?它为长江减少了多少泥沙、蓄积了多少水、固定了多少碳?”
一只齿蟾,就是一套生态“参考参数”
2024年5月,西南大学、西南林业大学与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在监测中采得3号齿蟾标本;经形态比较与分子系统发育分析,2026年6月作为新种“乌蒙齿蟾”(Oreolalax wumengmontis)在《Asian Herpetological Research》发表。该物种栖息于海拔约2300米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是云南自1990年棘疣齿蟾后时隔36年发表的齿蟾属新种。
“拿到标本那天大家都很激动,但我们更想知道:它出现在这里,说明了什么。”参与采集的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研所副所长李鹏映回忆。
乌蒙齿蟾活动于高山溪源、枯木和湿润林地,对溪流水质、枯木生境变化较为敏感。科研团队以其分布点位为参照,叠加水质、径流、枯木监测,将其作为溪源健康的指示类群之一。真菌研究同理:保护区已发表大型真菌新种28个以上,其中以“乌蒙山”命名的齿耳菌、木齿菌为木腐菌,依赖枯立木产生子实体、参与木质残体分解。科研人员依托枯立木保有量与子实体调查,为林分干扰程度评估和枯木保留决策提供参考。
对新种及重点物种连续未检出、种群下降或水质植被异常的点位,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结合人类活动台账,重点核查采菌、修路、放牧等扰动源;对方竹、筇竹片区,则按出笋量、立竹密度、长势及伴生物种监测结果,动态调整抚育频次。
如今,保护调度已从主要依靠年度汇总,转向“固定样线+自动站+红外视频+物种与水质指标”的常态监测,发现异常即派单核查、闭环整改。
长江的“碳—水—沙”生态账本
小物种可以作为生态指示,而更大尺度的生态账——碳、水、沙——则由综合观测体系进行核算。
乌蒙山地处金沙江下游,属于长江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带。过去评价“生态屏障”建设成果多依托森林覆盖率单一指标,如今研究站已开展系统性定量研究:标准气象场、综合观测塔、测流堰、径流小区、土壤水分观测场同步运行,既输出逐月碳通量数据,也输出雨季径流削减量、不同林龄小区产沙量对比结果。
按照国标开展全口径核算,统计范围不只包括树木,还涵盖竹林、枯落物和土壤碳汇;不只计算蓄水总量,还要统计单位降雨条件下径流延滞入库的时间。
据研究站初步定位观测结果,天然筇竹与原生毛竹混交带在旱季维持溪流基流、暴雨期削减地表径流峰值的作用较为突出;自然恢复40年以上的常绿阔叶林,枯落物层厚度和土壤入渗率均优于单纯人工抚育林分。不同恢复年限林分的产沙量对比,也为禁牧范围划定、抚育强度调整提供了定量依据。
这套测算模型已应用于管护决策。三江口实施禁牧后,人工筇竹林下植被复壮不再只依赖补植,而是按照“碳汇+水文”双目标保留乔木、竹林与枯木。
三江口片区青龙湾一名巡护员已在岗位工作十余年:“现在每天出发前看一眼数据,就知道今天重点要巡哪条沟。”
算清生态账,共兴富民业
大关县天星镇一名村民过去靠进山采挖野生泥炭藓挣钱。“一袋卖几十块,但越采越远,山沟也越来越干。”2024年,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科技特派员推广人工种植,他试种了3亩,最终亩均效益反而高于采挖野生资源。“不用翻山越岭,也不会踩坏湿地了。”
如今人工泥炭藓种植在当地逐步推开。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还在竹缘社区推广独蒜兰、大球盖菇种植与方竹抚育。据统计,保护区生物廊道周边800余户农户已被纳入“保护—替代”台账,非竹类生态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超2400万元。
关键转变不在收入数字,而在利益分配逻辑:红外相机与样线监测显示某条沟禁牧后珙桐幼苗更新率提升,对应禁牧面积便与社区方竹抚育指标直接挂钩;人工泥炭藓的基质配方,也来自湿地监测得出的pH值与持水数据。群众不是被简单“劝退”离开山林,而是依靠替代技术获得了比采挖野生资源更稳定的收益。
“以前觉得保护就是不让干这、不让干那,”这名村民说,“现在明白,保护和发展不是互相对立的两本账,而是共生共赢的一本账。”
从乌蒙山到长江上游
2025年,乌蒙山加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联盟;2026年3月省级野外站投入运行,7月完成国标宣贯并成立学术委员会,与云南大学、昭通学院、西南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形成“小机构+大协同”的合作格局。据2026年8月统计,研究站已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SCI收录8篇;累计发现植物新种6个、竹类新品种6个、昆虫新种5个、真菌新种28个以上,加上2026年发表的乌蒙齿蟾,共同构建起“山地过渡带”物种库。
乌蒙山横跨昭通市5县,总面积2.62万公顷,覆盖5个管护站和多个民族社区。这里遇到的保护难题,恰恰是长江上游多数山区的共性问题:生态阈值如何确定、社区发展出路在哪里、保护成效怎样向全流域交出合格答卷。
黄昏时分,三江口管护站的灯光亮起。科研人员导出当日监测数据,巡护员把次日巡查样线录入工作终端。每一次碳汇交换、每一溪流动态,最终都汇入长江断面的那组监测数据——乌蒙山正把“生态守护”书写成可复核、可定价、可推广的长江上游保护样本。
来源/昭通新闻网 通讯员 雷洪旗
终审/保进 编审/刘玉 编辑/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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