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冬,朝鲜上甘岭附近的坑道里,刘禄曾背着广播器材,成为坑道中少见的女兵。她不是冲锋陷阵的步兵,却要在炮火和严寒之间完成一项特殊任务:用英语向对面的美军喊话,动摇他们继续作战的意志。
刘禄曾1928年出生于上海,家境优渥,早年就读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她的父亲曾留学海外,家中重视教育,本可以沿着读书、任职的道路生活。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青年都在寻找参加国家建设的方式,她也不愿只做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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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希望进入解放军文工团,却因家庭成分等原因未能如愿。机会没有因此消失。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志愿军急需掌握英语的人才,用于翻译缴获的文件、辨认军事物资,也要与被俘的美军士兵进行沟通。
1950年,刘禄曾报名参军,并被选入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门。她跟随部队渡过鸭绿江时,正值严冬。寒风刺骨,行军道路艰难,战士们常常踏着积雪前进,既要躲避敌机侦察,也要节省本就有限的粮食。
从上海校园走进朝鲜战场,落差并不只是生活条件。坑道里铺着稻草,夜间寒气从四面渗入;炮火一响,泥土和石块纷纷落下。她的脚底磨出水泡,行李也一件件减掉,连母亲专门准备的毛衣都舍不得不丢。
这段经历改变了她对战争的理解。翻译并非简单地把一种语言换成另一种语言,背后还牵涉敌情判断和俘虏心理。面对不同性格的战俘,她会采取不同办法,有时耐心劝说,有时直接指出对方行为的荒谬。
一名叫博纳特的美国士兵,曾因在美国偷窃车辆,被告知参军可以抵消刑罚。刘禄曾问他为何来到朝鲜,他却表现得满不在乎。她当场质问:“为了逃避小罪,就到战场上伤害别人吗?”这句话让博纳特收起了轻浮态度,开始配合审问。
后来,博纳特在转移途中高烧昏迷。刘禄曾向上级报告,请军医为他治疗,并申请让他随车转移,避免继续在严寒中颠簸。对志愿军而言,优待俘虏是纪律要求;对博纳特而言,这次救治却成了他重新认识战争和生命的转折点。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美军和南朝鲜军队集中大量炮火,争夺两个并不显眼的高地。战斗持续四十多天,坑道内缺水、缺粮,伤员无法及时后送,战士们依靠狭窄空间坚持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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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喊话由此成为一种心理较量。刘禄曾熟悉英语,又长期接触美军俘虏,主动承担了任务。她和几名战士携带器材进入坑道,途中不断躲避炮击。有一次炮弹在她藏身处附近炸开,地面被掀出深坑,稍慢一步便可能遭遇不测。
坑道距离敌军阵地很近。夜深后,她播放事先准备的西方歌曲,再用英语喊话,提醒对方家人正在等待,劝他们不要为一场并不属于自己的战争送命。枪炮声中,歌声显得异常突兀,却也准确触碰了士兵们对故乡和亲人的牵挂。
这种方式不能代替战斗,也不可能单凭几次喊话决定胜负,但它确实是阵地攻防之外的较量。刘禄曾的作用,正在于把语言、心理和战场环境结合起来,让对方士兵意识到,眼前的炮火并不是抽象的军事行动,而是一个个普通人正在承受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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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刘禄曾回国转业,在南京从事职员工作。由于家庭背景等因素,她后来经历过一段并不顺利的岁月。英语能力没有被埋没,1978年以后,她重新参与涉外旅游和外事相关工作。
大约26年后,她因工作前往美国。一次在餐馆用餐时,一名男子长时间注视着她,随后走过来询问:“您是不是上过朝鲜战场?”刘禄曾承认后,对方报出姓名。那一刻,她才认出这个美国人正是多年前的博纳特。
博纳特没有忘记那个在战俘营中批评过他的中国女兵,也没有忘记她为自己求医、安排转移的细节。回国后,他摆脱了过去的混乱生活,靠劳动谋生,后来经营了一家餐馆。多年以后,两人在美国重逢,谈起的不是战场上的输赢,而是一个人如何从战争中活下来,又怎样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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