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之女李特特：父亲朋友都怕我联系，嫌我只会向他们“化缘”

几十本电话簿，吓住的不是李特特，是父亲的老朋友。

北京家中的写字台前，八十四岁的李特特翻出一摞电话簿。里面密密麻麻，记着许多熟人的手机、家庭电话。

她说得很直：有些人怕接她电话，因为她找人就一件事——“化缘”。

这话从李富春、蔡畅的独生女嘴里说出来，听着反常。

一个父亲做过国务院副总理、母亲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妇联主席的女儿，晚年怎么会把自己活成了到处要钱的人？

答案不在晚年。

在她刚出生时，就已经埋下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国巴黎，蔡畅生下女儿李特特。

那时，李富春和蔡畅都在法国勤工俭学。革命、学习、组织工作，一件压着一件。蔡畅怀孕时，一度认为孩子会拖住自己。

外婆葛健豪拦住了她。

这个裹过脚的湖南老太太说，孩子生下来，她来带。

这句话，替李特特留住了一生。

李特特后来回忆，自己的生命，是外婆救下来的。往后很多年，她喊葛健豪，不只是外婆，更像喊一个真正把她抱在怀里的人。

葛健豪不是普通外婆。

她五十多岁随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人赴法勤工俭学。年纪大，脚又小，还要学法文、做工、刺绣挣钱。白天忙，晚上还要照看孩子。

李特特小时候，大部分时间跟着外婆。

父母在外面奔走，家里常搬。上海的秘密工作中，她四岁就被接到父母身边。那时她还不懂什么叫地下工作，只知道家里忽然换地方，忽然换姓，忽然有些东西不能问。

她问母亲，怎么老改姓。

蔡畅只让她记住：叫你姓什么，就姓什么。

她没有说话。

可这个孩子已经被卷进去了。

有时，蔡畅让她把窗花贴到临街窗上；有时，让她拿着用线穿好的橘子皮在门口玩；有时，又让她把外婆烧掉的纸灰倒进水盆，再倒进马桶。

这些动作，在一个孩子眼里只是莫名其妙。

长大后她才明白，那些窗花、拖把、橘子皮，可能都是联络中的信号；那些烧掉的纸，可能就是不能留下的秘密。

她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这不是豪言，是她童年里最早学会的规矩：不该问的，不问；叫你走，就走；叫你改姓，就改姓。

一九三八年，十四岁的李特特离开湖南，后来到苏联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同行的，还有毛岸英、毛岸青、刘爱琴、朱敏等革命后代。

刚到那里，她觉得日子忽然安稳了。吃饭、洗澡、换衣服，都有人安排。一个长期跟着大人躲避、搬家的孩子，终于尝到一点像学校的生活。

可安稳很短。

一九四一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十七岁的李特特和儿童院里年纪较大的孩子一起参加军训。她背着沉重装备，在冰雪中行军，还拿到过“轻机关枪手”证书。

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天气里，她去挖反坦克战壕，也到医院护理伤员。

她见过战争把一个年轻士兵变成什么样，也替伤员写过给家里的信。

纸在手里。

话却写不下去。

一九五二年，李特特从苏联回国。

她学的是农业。新中国需要农业人才，她没有留在舒服地方，主动报名去了北大荒。黑龙江集贤县友谊农场，风一吹，雪和土一起往脸上打。

后来，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原子能应用研究所。她懂俄语，又有工程技术学习经历，便调回北京，收集苏联和国外原子能应用资料。

一九六四年前后，她又因核效应研究，到新疆戈壁滩工作多年。

从北大荒到戈壁，从农业资料到科研管理，她没有把“李富春女儿”当成一个可以安坐的身份。

这才有了晚年的那一摞电话簿。

一九八八年，李特特离职休养。有人劝她去特区办公司，也有人请她挂名做名誉董事长。

她婉拒了。

第二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她毛遂自荐，参加基金会工作。牌子还没挂起来，她先带头捐款，又开始一家一家跑，一通电话一通电话打。

那时基金会刚起步，最缺的就是钱。

李特特能做什么？

她有父亲的老关系，有母亲的老战友，有一批还记得李富春和蔡畅的人。于是她翻开电话簿，挨个联系。

这就是她说的“化缘”。

听着像玩笑，其实很费人。

她要面对拒绝，要解释项目，要替贫困地区说话。有时别人一听她来电，就知道又要捐款。时间久了，连父亲从前的朋友也怕接。

她心里清楚。

可她还是打。

她去过陕西、甘肃、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等地的老、少、边、穷地区调查。修桥、打井、修路、办学，钱落到什么地方，她要看。

有人不理解：国家给她安排生活，住得下，吃得稳，何必七八十岁还四处奔波？

她的回答很硬。

她不能天天坐在家里等着老去。

一个在外婆怀里活下来的孩子，一个四岁开始替大人守秘密的孩子，一个十七岁在冰雪里受过军训的孩子，到了八十多岁，还在用自己的办法做事。

二〇一一年六月，北京木樨地一个普通居民区，八十七岁的李特特给来访者看墙上的老照片。

照片里有父亲，有母亲，有周总理签字的场景，也有她穿浅蓝色衣服接受纪念章的身影。

采访结束，她又要去游泳。

门口，满头银发的老人回过头，摆了摆手，转身走远。那只手，刚翻过电话簿，也替许多贫困村庄敲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