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曾与毛主席不分伯仲，后来仕途受挫，转行成一名经济学家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职务调整。就在几年前，他还是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是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负责人。1923年中共三大后，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共同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那一年，罗章龙还不到27岁。

然而，从党的领导核心到退出政治舞台，他只用了不到八年。多年以后，人们谈起罗章龙，常常会问：这个早年与毛泽东并肩前行的青年，为何在人生中途转入大学讲坛？

## 两个湖南青年，曾在中央局共事

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在长沙张贴征友启事。正在读书的罗章龙看到后，立即写信回应。两人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见面，谈了三个小时，话题从读书、处世一直延伸到社会改造。

相关记述中留下了“愿结管鲍之谊”的说法。此后，他们经常通信、出游，交流对国家命运的看法。三年后，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对这群年轻人来说，结社不是为了吟诗作对，而是要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

1918年8月，毛泽东和罗章龙等人来到北京，帮助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毛泽东则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后来毛泽东返回湖南，罗章龙留在北京，两人仍保持通信，讨论“主义”、组织和革命道路。

罗章龙在北京走得很快。他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加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的工作重点从校园转向铁路、煤矿和工厂。

当时的工人运动远不是在办公室里发几份通知。1921年陇海铁路大罢工期间，罗章龙奉命赶往一线。铁路沿线帮会林立，各地工人组织互不统属，军警又在搜捕外来活动者。他带着明显的湖南口音，连取得工人信任都要经过反复查验。

罢工最终取得成果。此后，他又参与领导长辛店罢工、开滦五矿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惨案发生后，他整理材料，写成《京汉工人流血记》，记录林祥谦、施洋等烈士的斗争与牺牲。

这些经历把罗章龙推到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前台。1923年中共三大选出的9名中央委员中，毛泽东和罗章龙都在其列；进入中央局的只有5人，他们也同时入选。

所谓早年“不分伯仲”，并不是说两人的历史贡献可以简单等量齐观，而是说在建党初期的组织位置上，他们一度同处中央领导层，又分别承担湖南工作与北方工运等重要任务。两条道路当时靠得很近，此后却越走越远。

## 反对错误路线，却走向了组织分裂

转折发生在1930年至1931年。

当时，“左”倾冒险错误给白区党组织、工人运动和革命力量造成严重损失。围绕怎样纠正错误、怎样调整中央领导机关，党内出现了激烈争论。罗章龙反对原有领导中的错误，也反对在共产国际支持下迅速上升的王明等人。

问题在于，他没有把意见分歧限制在党的组织原则之内。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人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并组织所谓“第二省委”“第二区委”和“第二工会党团”，试图以另一套组织系统对抗中央。党中央曾要求他们停止有关活动，一些参与者随后脱离，但罗章龙没有及时回头。

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其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的决定。党史资料对这一事件的结论是明确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但罗章龙以另立组织的方式进行斗争，同样破坏了党的统一和纪律。维护全党的集中统一，是革命处于严酷环境下必须守住的底线。

这正是罗章龙人生中最沉重的分界线。

此前，他经历过军阀镇压、秘密工作和工运风潮，始终处在政治舞台中心；此后，他失去了党内领导职务，也逐渐退出政治活动。曾经与毛泽东在中央局共同工作的两位湖南青年，从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毛泽东后来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罗章龙则为自己的组织分裂错误付出了政治生涯中断的代价。

1933年，罗章龙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经蔡元培等人营救出狱。摆在他面前的，已经不是如何重返领导岗位，而是怎样继续生活、怎样安放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 一张讲义，替代了曾经的文件和命令

1934年，罗章龙受河南大学校长杨丙辰邀请，改名罗仲言，进入经济系任教。第二年，他兼任经济系主任，讲授国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和欧美经济政策等课程。

从地下机关走进大学课堂，看上去像是突然转行，其实并非毫无准备。罗章龙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熟悉德文，参与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领导铁路、煤矿工人运动的经历，又让他直接接触过工资、资本、产业组织和中国社会结构。

过去，他要在罢工现场判断工人的力量；如今，他把这些观察变成讲义，追问中国经济为何形成这样的结构，中国的发展道路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国情之上。

他没有简单照搬西方理论，而是试图从中国的地理、人口、产业、政治制度和民族发展中寻找解释。教学之外，他完成《中国产业史》和《中国国民经济史》的初稿，并着手撰写经济史学理论著作。河南大学还记载，他为经济系延揽教师、建设经济研究室，购置了一批德文原版书。

真正检验这次转身的，是另一场风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河南大学被迫辗转迁移。罗章龙也随学校离开开封，后来又到西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任教。政治道路中断之后，他的学术道路又被侵略战争反复冲击，但他没有放下讲义和书稿。

1942年，《中国国民经济史》出版，并被列入“大学丛书”。这本书并非一时兴起之作，而是他在多年教学、调查和修改中完成的成果。它以中国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试图建立具有自身问题意识的经济史解释体系。罗章龙由此不再只是“退出政治舞台的人”，而成为经济学家和国民经济史研究者。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等校工作，被评为一级教授。改革开放初期，他调往北京，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并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晚年的罗章龙重新整理早期革命史料，撰写《回忆新民学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陇海路大罢工》等文章。曾经造成他政治生涯转折的历史没有消失，但他仍以亲历者身份，为保存建党初期和工人运动史料贡献了力量。

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从中央局成员到大学教授，罗章龙的人生并不是一句“仕途失意”能够概括的。他早年的确站在中国革命领导层的重要位置，也确实因严重的组织分裂错误退出政治舞台；但此后六十余年，他没有让自己的知识和经历完全沉没，而是把它们转入经济史研究、大学教育和党史资料整理。

政治选择的错误不能因后来的学术成就而被抹去，学术与史料方面的贡献也不应因一次重大错误而被简单忽略。假如身处1931年的激烈争论中，一边是反对错误路线的强烈诉求，一边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和组织纪律，你认为罗章龙当时还可以作出怎样的选择？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