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美国：万斯与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世代血统论

进入2026暑期之后，万斯风头颇有上升。综合诸美媒报道，他正日益被外界视为特朗普2028年最稳的政治接班人：他于6月出版新书《圣餐》（Communion，也译作《共融》），参与促成伊朗临时和平谅解备忘录（尽管目前美伊间战火重燃），并在当月一口气接受了33次采访。如果说万斯的确是值得重点留意的美国右翼政客，那么其所持的世代血统论调就很有必要被突出介绍一下。

《圣餐》（Communion，也译作《共融》）书封

若单从以万斯等人为核心代表的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运动所持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其主张主要是反对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至上主义，反对无限度的大市场小政府，主张政府应代表普遍工薪阶层（尤其是白人工薪阶层）的利益对市场面的各公司财团利益进行规管、限制、监督和调控；反对军事上的对外过度干涉和卷入（但不一定反对其所认为的低成本高收益的对外军事投机行动），反对陷入新保守主义范式的长期海外军事行动，反对将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单方面地置于美国整体对外战略利益之上，反对以俄为美之主要敌手；激烈反对政治自由主义及其所构造之社会和文化秩序；主张将更多的宗教性因素和民族性因素带入到日常政治生活中来，致力于将右翼的政治保守主义势力“宗教化”与“民族化”。

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运动害怕被人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故其在原理层面一再宣称：他们绝非狭隘的种族主义者或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认为，凡持相同观念的美国人，无论其身份背景，俱可引以为一个阵营内的同侪。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各种纲领性文献，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以理念来分人之外，其实还预留了这样一条区分人的线：因为要强调“民族化”，就要具体标示清楚当代美国对照的到底是什么民族。关于此点，基本上存在着三种定义方法：一种较为广义，较强调理念，即信仰一系列美式特定价值观的人所组成的民族；一种较为中层维度，较强调现行法制框架，即持有美国合法身份的人所组成的民族；还有一种较为狭义，较强调世系血统的传承，即祖先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待的时间越久（至少应从内战时代起算，从建国时代起算更佳），其人作为血脉后代就越有资格和地位去组成此所谓“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民族”。

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发起和参与者们所尊奉、提倡和推崇的正是这较为狭义的第三条路径的诠释，或也可称为“血与土范式的民族主义”（blood-and-soil nationalism）和“建构于遗产承继之上的美国与美国人意象”（Heritage America/Americans）。用万斯自己的话说，就是“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我们是一个特定的地方，拥有特定的人民，以及一套特定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我们的祖先驯服了一整片荒野大陆”，“这就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传承到我们手中的遗产”，“我认为，那些祖先曾参加过内战的人，比那些声称自己不属于美国的人，对美国拥有多得多的权利”。在2025年发表的一份公开演讲中，万斯还曾这样说：“ 如果你在2025年问自己‘什么是美国人’，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中能给出满意答案的寥寥无几。难道仅仅是认同美国的信条原则吗？这种定义既过于宽泛，又不够全面。它将把数亿甚至数十亿外国人都纳入其中。难道我们明天就必须接纳他们吗？但与此同时，这种定义也会将许多被反诽谤联盟（ADL）贴上‘国内极端分子’标签的人排除在外——尽管他们的祖先早在独立战争时期就已定居于此。因此，当下最迫切需要确立的，或许正是21世纪美国公民身份的内涵”。按照第三条路径的看法，如果选择第二条路径，最后就势必会滑向第一条路径，而第一条路径带来的最“可怕”后果就是所谓的大置换（Great Replacement）场景，即与美国关联最深最远的人群最终被与美国关联最浅最近的人群逐步排挤，以至于最后被彻底置换和替代掉。

万斯采用的一条基本逻辑是，谁的祖先世系在美国历史上存在、生活得越久，谁对于美国的各种事务就越有发言权。这与所谓的万斯“精神导师”、英区民族保守主义运动主要负责人、英国改革党政策主管、剑桥大学副教授奥尔（James Orr）的看法如出一辙，奥尔曾公开说过：“如果任何人都能成为英国人，那么英国人究竟是什么呢？”（If Anyone Can Become an Englishman, What is an Englishman?）。其实这是一条理论上漏洞百出的逻辑，比如，它既不强调具体个体的先辈究竟曾为美国做了哪些贡献，也完全忽略去考察具体个体本身曾为美国做过哪些贡献。按照这个逻辑，基辛格、福山、奥巴马、奥尔布赖特、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乃至于朱棣文、骆家辉、黄仁勋、苏姿丰、马友友等美国各界精英翘楚俱为政治血统不纯（甚至可说是不相干）之人。2024年时对战特朗普的民主党哈里斯身份也会大有问题，因为哈里斯的父亲当年是为了学习经济学从牙买加移民到美国的，是非洲裔牙买加移民；她的母亲夏玛拉·戈帕兰·哈里斯则是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

马尔科·鲁比奥 视觉中国 图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严格按照这个逻辑进行推论的话，那么鲁比奥的资历也会变得非常的浅，因为鲁比奥的身份履历是这样的：1971年5月，鲁比奥出生在迈阿密一个古巴移民家庭，他是家中的第三子。那这样看来，潜台词非常清晰：鲁比奥从本质上即绝无担纲领导美国走向未来时代的那种关键资格。万斯这一招的高明之处在于，根本不需要他自己去向世人“亮剑”捅破这层窗户纸，只要有人顺着他这个思路去推演，鲁比奥自然而然地就会被排除在继任者备选名单之外。美国知名生物学家莫菲特在其专著《从部落到国家》中曾如此写道：“民族主义者在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时，把来自异族他乡的外国人和属于少数群体的公民都当作外来者，从而狭隘地看待谁才是构成社会的真正成员。我认为，在一个民族主义者看来，只要是来自另一个族群的成员，不管他是不是本国公民，都显得相对陌生”（陈友勋译本，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08页），万斯这些人所做的，大概正是循这个逻辑，从而强化出鲁比奥的Cuban-American身份面貌，并与万斯的Non-Hispanic Whites形象形成鲜明之对照。尽管目前特朗普仍未公开说谁才是他所真正属意并将倾力支持的2028年代表共和党方面出战的候选人（已有一些新闻指白宫内幕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较为倾向属意于万斯，2026年8月初，已有美媒爆料特朗普“私下向金主表示希望万斯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8月中旬美国有记者问特朗普会否竞选连任，特朗普的表述是“我想参选，但法律卡得很严”），尽管在2026年美伊冲突初起后的一个较短时间段内鲁比奥之声势是要盖过万斯的，但目前多份不同机构出具的民调都已清晰显示，在备战2028年这件事上，万斯所获的民意支持率已远超于鲁比奥之上了（其实在笔者看来，结合当代美国政治运行的实际场景和生态，这一定程度上几乎可说是意料中事）。

而按照这种逻辑更进一步，甚至可以说特朗普本人的资格也不是特别硬。因为特朗普的祖父弗里德里希·特朗普（Frederick Trump）是1885年才从德国到的美国，1892年才在西雅图正式归化为美国公民，这些时间都要远远地晚于美国内战结束的时刻（1865年已正式结束）。而且更要命的是，特朗普的母亲玛丽·安妮·麦克劳德·特朗普（Mary Anne MacLeod Trump）出生在苏格兰，1930年代才移民到了美国，那这在万斯的那套叙事逻辑里当然也是丢分项。不过当然万斯可能会说，母系那边的因素不那么重要，因为他自己的老婆乌莎·奇卢库里·万斯（Usha Chilukuri Vance）的父母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印度的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移居美国的，万斯就此的辩护很可能会转而强调父系传承因素，并淡化母系那边的传承因素。同样的道理，梅拉尼娅·特朗普的斯洛文尼亚移民背景也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但即使如此，弗里德里希·特朗普的美国生涯经历仍和万斯所描述的理想型相去颇远。再往深里说，此间可能还有这样一种潜在因素：特朗普之长子，生于1977年的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一直有接棒总统大位之心，且已有一些民调将他正式列入共和党方面有可能冲击此职位的备选政客之列，那这样看来，万斯的“血统论”式论调可能就会潜在地堵截小特朗普崛起之路，因为若论美利坚世代血统，小特朗普的祖上明显没有万斯来得那么纯。特朗普未必没有思及此层，他多次对万斯或明或暗的敲打都在传递这样一个信号：至少到目前为止，万斯式的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路线仍要大剂量地仰赖与借重特朗普的声势，那么其行事也就不能不看（或者说，至少不能全然不看）特朗普的脸色与意志而为。而且，万一特朗普本人执意要亲身下场参与跑第三任期呢？

一个与此相关联的时政新闻是，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的第一天就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但是，2026年6月底，美国最高法院已正式作出裁决，一举推翻了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相关行政令（参阅：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492183）。单就此事而言，万斯和特朗普处于同一立场，但若细细说来，则万斯“世代血统论”所设之门槛又较特朗普为更高。往更广了说，万斯这个更高准入门槛设定可能会埋藏着一个类似“恐同即深柜”机制式的潜在风险，即也不能排除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突然会曝出对于万斯祖先的美国生活史不利的负面消息：比如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也并没有真在美国生活过那么久，或者他们中的某些人曾在美国历史上扮演过并不那么光彩的角色。由于万斯出身寒微，这些相关历史都较为隐晦，不易被发掘，但未必就没有任何潜在的关联性的风险。

万斯 视觉中国 图

在2025年刊登于澎湃新闻的一篇分析文章中，笔者曾这样写道：特朗普第二任期所重用的那“一批名校精英右翼 （尤其是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员们）内部又存在着不同的派系。大致来说，其中一派人（主要以万斯等为代表）主张特朗普政府能够对各工商企业和财团施加更大的控制与影响力，抛弃米尔顿·弗里德曼式的‘小政府’理念思路，并在贸易方面设置更多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式壁垒，另一派人（以马斯克和毕业于耶鲁的拉马斯瓦米等为首）则主张提高政府效能，减少政府开支，减少低效或无效监管，并强调提高美国大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一派人（以万斯等为代表）主张对全球赴美留学生签证和技术移民签证进行严格管控乃至打击，另一派人则主张吸纳更多的全球技术和产业精英共同建设其所谓‘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相关愿景。这两派人的数量，大致以前者为多，后者为少（且正逐渐淡出统治中心地位）。两派之间的分歧，不应被理解为对其最终战略目标和构想的分歧，而主要是具体的战术手段和操作方式的分歧”（参阅：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603777），其实，笔者所描述的这种态势也可以用万斯的世代血统理论进行观察分析。1971年6月，马斯克出生于南非的比勒陀利亚，其父亲埃罗尔·马斯克是一个英荷混血儿，在南非担任机电工程师，母亲梅耶·马斯克则出生于加拿大，直到1992年马斯克才进入美国高校体系求学；拉马斯瓦米则是1985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其父母都是来自印度的移民。那这样说来，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者阵营中万斯一派人占明显上风的态势里很可能还暗含着一重其世代血统论上明显占优的底色。

这里还有一个潜在的矛盾之点，即万斯背后的大金主，同时也是万斯和特朗普之间的牵线搭桥人的右翼科技大亨蒂尔，按照万斯这套理论标准来衡量也是严重血统不纯。蒂尔于1967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其父是工程师，因工作需要，蒂尔童年时期频繁搬家，曾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等地生活，直到1970年代末期才最终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下来。当然，蒂尔似乎从来就没有意愿亲身下场去触碰政治舞台，因此，只要万斯能持续拿到支持率并持续受到来自蒂尔的影响（如果说不是直接操纵的话），那具体政策细节对蒂尔来说就是非常无足轻重的了。

右翼阵营里对于万斯这套讲法可能会不满的可不只上述马斯克等人，小布什圈子里的策士卡尔·罗夫（Karl Rove）最近也曾公开撰文表示抨击。当然，罗夫对万斯的攻击其实还包含着另一层意味，即新保守主义者们对民族保守主义者与其政治路线的回击。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右翼”崛起的跨国外溢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机制与应对路径研究（25AGJ011）的阶段性成果。

李海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