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乐松：判断、理解与表达

程乐松资料图。本文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系主任程乐松在博雅讲堂·2026前沿交叉研修班讲座实录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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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乐松：判断、理解与表达

首先我要谢谢各位。感谢各位到北大来，要不然我都没机会到生命科学学院的大楼里来。

学科之间的知识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们整个人类的智识变得越来越成为"竖井"，互相之间是不相通的。而且这种不相通造成的一个根本结果是什么？根本结果实际上是我们对智识本身的全幅价值，缺乏了一个整体的认识。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老师中间有多少是教文科的。文科，实际上自我读高中以后我就知道，它是个没有前途的方向。我所在的那个小镇，镇里的中学，我们的校长和老师都是同一个态度：但凡这个孩子还有一丝的希望学理科，都不能让他学文科。

我们这个时代，在我理解里，我从小听到的一句话就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说实话，我自己过往将近五十年的人生经历，并没有为我完成对这句话的论证。为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就不怕？我没有学好数理化，我走遍天下的时候好像也不是很怕。那些学好数理化的，走遍天下就真的不怕了吗？我不知道。

这个时候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要尝试质疑理科，而是想尝试质疑：知识就等于理科吗？人文学科的知识不是知识吗？我们在理解他人的时候不重要吗？或者说，我们在理解自己的心灵的时候不重要吗？

自1952年开始进行了所谓的大专院校院系调整以后，北京大学就成为当时全国唯一有哲学系的地方。也就是说，北大哲学系是院系调整的获益者，以至于我们至今为止都是全国哲学系的翘楚。我们只能很谦虚地说，我们领先得不是太多。为什么是这样？因为1952年的时候，可以说冠盖云集，那个时候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在中国思想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史中间有名声的老师，都在北京大学。

但是这意味着什么？我想问的是，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开始从教育的意义上，彻底转向了一种专业化的教育。把这个话再往前推一步，转向了一种技能化的教育；再往前推一步，转向了一种客观知识的灌输性教育。

这种客观知识的灌输性教育，在我们整个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为产业升级、社会发展以及科技进步，提供了大量第一流的、适合工业化的人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也正在遭遇到——由于长期忽略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人格教育及人文教育而反噬的整个社会效应。我认为，我们现在广泛存在于不同代际之间的精神困境，就是因为我们从小缺失了关于判断、理解和表达的教育。而且这样的教育，在今天仍然被认为是不重要的。

原因非常简单，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最终都指向一种标准化的筛选性考试。这种筛选性考试决定了我们所有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结果，也是各位老师身上背负的KPI指向。在我所在的县城里，今年有两个考上北大的，着实把县委书记高兴坏了。至于孩子考上北大以后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考上了。

也就是说，我们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一种标准化教育、标准知识灌输或标准知识筛选的环境里。一个非常极端的表现是，我们在文学经典的阅读中，都能出现标准化的理解，这就很要命了。

鲁迅先生说："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树是枣树，另外一棵树也是枣树。"中学老师一定要问你：为什么他是这么说的？我哪知道为什么？鲁迅先生都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叫"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一个相当哲学的问法。"为什么"实际上是要让你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可以说服他人的因果链条，并且提供完善的、能够在理性意义上说服他人的证据，这才叫"为什么"。我相信鲁迅先生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没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理性论证的。他绝对不是觉得"这句话我必须这么写，除了这么写就表达不出我的意思来"。文学的叙述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灵样貌的直接体现，是用文字的方式展现心灵。而心灵，我们都知道，是最不可控的东西。

所以我想跟大家做这样一个沟通和交流。实际上，我并不是要强调人文教育有多么重要，而是想尝试说明：为什么、或者以什么方式，我们中国人开始忽视了被称之为"人文"的东西？我们是怎么从西方的基础概念里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尽量用一个相对客观的方式，不要假装人文学科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

我就从非常简单的古希腊文、德文、英文、法文、拉丁文出发，告诉大家西方人是怎么理解知识的，然后我们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这种知识，最终变成了一种标准化的、可筛选的、且以"客观知识"为核心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形态在核心意义上来说，它不保护好奇心，它只要求你的解题能力；它不保护你的探索欲望，你不准有好奇心，你也不准质疑，你就是听就好了。

所以到大学的时候，我们跟普通同学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高中说的哲学都是错的，我们要从头开始。"学生一听，就不会了。我们跟学生说："哲学没有标准答案。"学生也不会了。我说，学哲学就是"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学生也不会了。

我至今为止跟我的博士生说，我的文章和书都是不准读的。因为我的文章和书，比起过往上百年甚至几百年间关于我的领域中做出的第一流学术研究而言，根本算不上什么好研究。你有有限的时间，应该读最好的研究，而不是读你老师的研究。如果你的老师的研究就是最好的研究，那么实际上说明，你这个研究领域也没什么前途。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明白。

所以很大程度上，我想尝试说明的意思是：实际上中小学的标准化教育，以及面向筛选性考试的教育，给大学的基础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再去把孩子拧过来。

我不知道理科教育是怎么样，但是我听我物理系的一个好朋友讲，在物理系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工：没有参加过物理竞赛的同学负责提问，参加过物理竞赛的同学负责解答。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只有那些无知无畏的、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才会提出有创造力的问题；而那些只会解答问题的人，他只会算。很多没有参加物理竞赛的人提出问题但不会解答；但是参加物理竞赛的，就已经不会提问了，就只会解答。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对比，我并不是要说明哪个更好或哪个更坏，没有那个意思，而是说这就是现实。

我们做人文研究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翻故纸堆的。如果把一个问题推到两千年以前，这就算是已经很克制了。我没有推到再往前，我在跟大家讲"知识"的时候，我不会用到甲骨文，这属于已经非常克制了。我们就看一看，我们从西方舶来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

"知识"在希腊语中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含义。

第一个含义，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的"认识论"（epistemology）的一个词根【ἐπιστήμη，epistēmē】。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指的是一种普遍、必然、可证明、永恒的科学知识。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柏拉图在学园门口的横廊上写的一句话："不懂几何者勿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他说的几何和今天我们说的几何是同一个东西，他说的不是。他说的"几何"的意思是：世界实际上是有一个纯粹的形式的，如果你不懂这个纯粹的形式，那么你就不能够进来学哲学。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来学哲学的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学不好数学，对吧？但是在古希腊的时候，如果你学不好数学，你不可能学哲学。毕达哥拉斯就是非常著名的哲学流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创始人。

第二个含义，是因人而异的意见、看法和表象认知【δόξα，dóxa】。比如说，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好的，这个就相当于dóxa，就是因人而异的意见。

第三个含义，是一种自明的直观领会、灵性体悟和个体觉知【γνώσις，gnōsis】，这都是包含在知识范围里的。直观领会、灵性体悟和个体觉知，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我的个人感受，我直接感受到的东西。比如说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个坏人——这实际上我没有经过论证，我也没有具体的经验来帮我做背书，但是我就是知道。这就是直观领会。

第四个含义，是明晰的"相"、"理念"【εἶδος，eidos】。比如说柏拉图说，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认为有些东西是美的，是因为有一个"美的理念"，这个事物在模仿着美的理念，所以"理念"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你看，在希腊语中，我们在知识意义上是区分了四种含义的：第一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可证明的、不需要主观意志参与的客观知识；第二种，是因人而异的意见和看法；第三种，是不需要跟别人分享、自己笃定的一些信念和直观；最后一种，是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要是柏拉图）设定出来的、作为世界本质的理念。这个理念才是真知，才是最终的真理。这对于古希腊而言，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

那在拉丁语中，我们今天说的science、scientific这个词的词根【Scientia】，它指的是普遍必然的、严格的科学知识。还有一个东西是和认知过程有关系的，叫cognition【其词根为Cognitio】。这个东西你可以理解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指认知和感知的对象；第二个方面，是作为认知和感知原材料的感性经验；第三个方面，是对于感性经验进行秩序化建构的能力，就是认知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讲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其实里面的核心就是从杂乱的经验逐步变成有秩序的知识的过程。此外还有一个词，是opinion的词根【Opinio】，它指的是主观的判断和意见。

也就是说，在拉丁语中，我们是做过严格意义上的区分的。我们以前并不认为感性经验、认知感知以及主观判断就不是"知识"。但在今天，我们认为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能够拿出来被验证的东西。你的观点，那不叫知识；你的看法，不叫知识；你对于世界的直观感受，不叫知识。知识这个东西就必须是绝对客观的、可证明的、永恒的、严格科学的，这才叫知识。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特别是在知识领域里，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倾向。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学科都呈现出一种"人文学科社科化，社会科学理科化，基础理科工程化"的倾向。最终，我们其实不在意探索，不在意那个长时间沉淀的东西。

而且更有趣的是，我们缺省了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缺省的形式或程度，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症结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缺省，是我们在以一种体系性的方式，缺省了对人类心灵的探索和对人类心灵的关怀。我们觉得对于任何人的情感性关怀和心灵性关怀，都是多余的、没必要的。如果你有心理疾病，你就去治病，不需要对你的心灵进行关怀。你的心灵只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叫"正常"，一种状态叫"有病"。有病就去治病，没病你就是正常，不允许出现第三种状况。

第二个缺省，我们其实不允许出现基于好奇心的、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自由探索。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没有批评任何人的意思——我们在申请社科基金的时候，你必须搞清楚，你研究这个项目五年以后要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你得把结论写出来，把报告的每个章节都写出来。那就不是自由探索了，那就不是研究。这实际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给你交个草稿，我领一份钱，回头把这写完就完了。它不允许你做探索，不允许你出现跟研究最开始的设计有偏差的情况——那不行，因为你没有做有效的设计。

1946年的时候，金岳霖先生在当时的中央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给当时的民国教育部写了一个卡片，申请了五万元——当然是法币。他写的是什么呢？他说，他的研究是搞一点逻辑；他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研究一些逻辑问题；他的目标是什么？是推动逻辑学科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完了。交上去，人家就把钱给他了。如果我今天敢向社科基金交这么个东西，不被打回来才怪。而且人家不是说把材料退给你就算了，而是一定会冲到你办公室，把这个材料丢到你脸上。

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不需要探索的，所有的知识都是可以被设计的。你做一个人文学科的研究，你的知识也可以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去设计。但是，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面，有多少惊世骇俗、能够让整个人类发现新大陆的实验，是由于实验过程中的操作失误而产生的？你如果精确地按照设计去做，它不一定能出现那个结果；反而是出现了那个错误和误操作，它才成为了发现的源头。

我为什么跟大家提这些东西？实际上我想告诉大家：在早期，没有人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知识"，只有我们今天才是这么认为的。

在英文中，Science、Knowledge和Cognition，这三个词也是分开的。Science指的就是自然科学；Knowledge指的是普遍的、所有的知识。比如说我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好著作，这也是知识，但这个东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个东西叫Knowledge，但你不能叫它Science。还有Cognition，指的是我们的认知过程和认知能力。

在法语中也是一样的：有普通知识【connaissance】，有自然科学知识【science】，有普遍可论证知识【savoir】。什么叫普遍可论证知识？比如说，这个世界本身是否有神的存在？这就是可论证的一个题目。

而在德语中，Wissen就是指可靠的、客观有效的体系化知识；感性直观和理性思考【Erkenntnis】，指的就是我们的认知能力；还有一个词Kenntnis，就是指见闻——我见到的东西，我可以描述我见到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西学的体系里面，知识本身实际上是包含着主观知识、客观知识和认知能力的，并不是只指向客观知识。

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理解知识的？孟子在《告子上》、庄子在《逍遥游》中，以及董仲舒，他们都做过相关的讨论。

孟子说"耳目之官""心之官"，也就是说，有"心知"和"耳目之知"。在庄子那里，有"小知"和"大知"，有"真知"。在董仲舒那里，有"外知"和"内觉"。张载说，有"见闻之知"，有"德性之知"。朱熹作的区分是：见闻之知、格物穷理之知、心性天理之知。王阳明说，有见闻觉知，有良知。这是不同的类型。

这些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分析。

在孟子这里，他其实做的是知识类型的区分：耳目之知，就是我耳目所及的具体经验；心之知呢，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从我的耳目经验，到秩序化的知识，这是一种反思的过程。

什么叫"小知不及大知"？在庄子这里，所谓小知和大知有什么区别？在庄子的《秋水》篇里，他有一句著名的话："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他说，他没有这个经验，他根本就没有见过，所以你跟他讲也没用。你跟井底之蛙讲大海，他没有见过，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怎么跟你讨论——这就是小知和大知的区别。也就是说，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视野的。

那什么叫真知？《大宗师》篇里面讲："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真人的形成、或者真人的塑造，不是以真知为载体的，而是把真人先塑造出来，真人的那个活法就是真知。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行动是在客观的、可公开的知识之前的。明白吗？就是真人是活出来的，真人不是学出来的。这个我能说明白吗？

所以对于庄子来讲，他是明确地知道知识本身的边界和差异的。

那么董仲舒呢？可以说，他说有外知和内觉，这个跟耳目之知和心之知也是差不多的对象。张载说的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就有点接近王阳明说的见闻觉知和良知：一个实际上指的是我们的日常的知识，与物相交的；第二个是从我们的心性出发的、一个道德的认知和道德的心灵的底线，这个就是德性之知。

那么朱熹呢，做了更细致的区分：第一个是日常的知识；第二个是我刻意地去获取的知识，格物穷理之知嘛；还有一个是心性天理之知，这是我们最本真的、或者说最需要追求的根基性的知识。

无论西方的传统还是中国的传统，我们都是这么清晰地做了有效区分的：到底什么是知，不是随意的。

可是我们今天讲知识是什么？我们在今天的汉语中间，实际上是在几个概念之间完全混淆的：知识等于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等于自然科学知识。我们基本上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我们家太太就是学理科的，在我们家太太看来，像我这种人根本就没有知识。而且她是学生物医药的，所以对她来讲，像我这种人就是属于——用她的原话——"极低程度地拉动了内需"，其他一点用处都没有，就不知道你要干嘛。就是说你今天研究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的一个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有什么用？

这个"有什么用"的意思是什么？各位，我想告诉大家，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对知识产生误解以后形成的一种公共社会认知的偏差。她说的"有什么用"的意思是这样的：你必须从自然科学知识转换为科学技术，把技术转换为工程，把工程转换为器物，器物转换为用途，这个才叫有用。明白这意思吧？就是你哪怕去造一个铁锤，也比你写一本哲学专著有用。

在这个意涵中间，它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会评价标准：只有自然科学知识是有门槛的，人文学科是没有门槛的。

因为我跟很多自然科学的老师——当然，汤超老师这个级别的搭不上话——我是1995年进北大的，那个时候每天除了踢球就是打牌：打牌主要是跟文科生打，踢球主要是跟理科生踢。所以我跟物理、化学、数学这帮人都很熟，那拨人现在也在大学里教书。我们跟这拨哥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基本的态度都是这样：我会的，你肯定不会，跟你说你也不懂。然后反过来，你要跟他说点你做的东西，他基本上两个反应：第一反应是"这个我也会"；第二个就是"你做它有什么用"。基本上就这两种想法。这两种想法在北大的理科教授中间是非常典型的。就是那个意思——他的眼神就告诉你说：那为什么你是教授呢？我做的东西你们都不会，所以我是教授；但是你做的东西我都会，凭什么你是教授？他是这么问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我们对知识进行论证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的师爷汤一介先生说：如果一个学哲学的人想要讲一个问题，讲到一个不学哲学的人听不明白，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是你没想明白。也就是说，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唯一标准就在于：你要讲到一个完全不懂哲学的人也能完全听懂，因为所有哲学的反思都是来自于直接的日常经验。但是如果一个自然科学的学者，要讲到一个不懂这个自然科学的人听懂，实际上他很费劲。为什么很费劲？是因为自然科学是用一种高度符号化的和逻辑演绎的方式，对我们可观察的日常经验进行一种大尺度或者极微尺度的观察和认识。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度的符号化，以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然科学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突破了日常观察的边界。比如说你有显微镜、电子显微镜，有望远镜、射电望远镜，你的整个观察尺度都是突破日常经验的，所以跟你讲是讲不清楚的。但是他们验证的方式是什么？是通过器物的准确性和器物功用的高度精确性，来让你信服它背后所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这我能说明白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就知道为什么自然科学在说服人方面变得如此的重要，或者如此的简单。

你再反过来看另外一个问题：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完成了对于自然界、对于他人的祛魅——我们不再相信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在本质意义上更高明。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普遍的、在理智意义上的反精英主义。

这种反精英主义在自然科学中间是很难实现的。比如说，我们北大校友里面有两个拿菲尔兹奖的，你借我个胆儿我也不敢说他们是笨蛋。我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虽然有好多科普作家都说了挂谷猜想到底是啥，我至今为止也没想明白他到底在搞什么，而且这玩意儿有啥用，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人说，"我对人生的理解和我对于人类心灵的理解比你更高明"，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你凭啥？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用一种高度符号化的知识形成的认知壁垒，会让我们在质疑这个人的精英性的时候产生一种自我怀疑；但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所有概念分析，最终你会认为它的精英性是一种假装的、或者虚假的精英性。这就是为什么人文学科随时被质疑，而且它非常脆弱。

那么我举个例子。你看我们的菲尔兹奖，拿到了以后全世界都在炒。然后你知道我们另外一个老先生，也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葛兆光老师，现在在复旦大学，他刚刚拿到了全球人文学科中间最重要的奖项——唐奖。有谁知道吗？没有人知道吧？唐奖两年才评一个人，奖金五千万（新台币）。这是中国籍的学者第一次拿到唐奖。有人知道吗？没有人care。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吧？你葛兆光了不起啊？我还觉得我比他更强呢——都是这路的。而且人文学科之间它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想尝试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一种典型的反精英性，造成了另外一个层次的人文学科的困境。

那么古典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最早用"知识"这个词是在哪里？是在《墨子》里——"其有知识，兄弟欲见之"。这是中国古籍中间第一次出现"知识"。这个"知识"什么意思？就是老熟人的意思，就是有老熟人和他的兄弟想要见他。

明代的耶稣会士，早期它是怎么翻译的？Scientia这个词，它翻译的词叫"穷理"；Cognitio，它翻译成叫"觉知"、叫"心知"；Episteme，它翻译成"确知"或者"实理"。这是早期的翻译。早期的翻译其实分得很清楚的：穷理——你看Science就是穷理；觉知——就是心知，就是我心里能知晓的；确知——就是那个确定的知识，或者说我的信念。

那么我们今天的"知识"是从日语中翻译过来的。你看，日语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词：知识、认识和科学。但是我们现在用的就是"知识"，而且我们认为科学和知识是必然等同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就很有趣：我们叫人文学科，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叫人文科学呢？你叫人文科学就出事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叫狄尔泰。狄尔泰说，人类的知识必须做有效的区分：有一种知识叫做理解，有一种知识叫做解释，就是Interpretation和Explanation。什么叫Explanation？Explanation指的就是说，把主观意志抛除在外，我们对于物理世界中发生的、不由主观意志影响的所有现象，进行因果性的描述，这叫Explanation。什么叫Interpretation？加入主观性的，加入生命经验的，加入他者的理解和人际之间相互联系的，对于某一个事物进行合理的、就是Reasonable的描述，这个叫做Interpretation。他说，Interpretation的目标是为了实现Understanding，理解。这个东西是要区分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区分是不讲的。

因为只要讲了，你知道，在当代的汉语中间有一些语词，就明明白白地说明了我们对于人文学科、或者理解性知识的一种偏见。就是什么？"你这个人很主观啊。"你这个人很主观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不够客观。但实际上，主观本身占据了我们对世界认知的大部分——你仔细想，主观实际上占据了我们对世界认知的大部分，而不是少部分。有多少人是天天靠着物理学知识、化学知识、数学知识过这一生的呀？我们绝大部分是靠对他人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对于社会环境的理解、对于当下行为的情感性反应、对于我们自身心灵的情绪状态的反馈，来过完我们这一生的。那么为什么过完这一生的主体部分，在我们整个的知识结构中间是不重要的？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有趣。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说明的就是：知识本身的简化和窄化，实际上来自于"知识等于自然科学"。这个实际上是来自于卡尔·波普尔的"可证伪性"。这是一个科学哲学家，你也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有两本非常著名的书，一本叫《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本就是《猜想与反驳》。他在《猜想与反驳》中提出了所谓"可证伪性"：所有的科学知识，实际上都是等待被证伪的假设。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我通过对于事物的观察，提出了一个假设，然后用实验去验证它，所以知识本身都是等待被证伪的一些假设。

那么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维也纳出现了一个哲学流派，叫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它的意义标准是：只要这个语词、这句语句不能进行精确的语义分析，那么这句话就是无意义的。比如说海德格尔说，所有的存在都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出来的——这句话在维也纳学派那里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这句话是废话，因为它经不起精确的语义定义。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大部分能够承载我们心灵生活的，都是经不起语义定义的。

然后维也纳学派甚至尝试——包括卡尔纳普他们在内——甚至尝试建立起一个符号化的人工语言：我们的自然语言全被淘汰了，不要自然语言了，我们就都用符号去进行交流。这样一种方式，是一种极端的科学主义所带来的问题。

而且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理解中间是这样的：通过卡尔·波普尔和维也纳学派这样的影响，我们认为实际上所有的知识过程是这样的——就是从信号到信息到知识到理解到技能到反思，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使得知识实际上是一个闭环，这个闭环可以被高度地客观化。在这个意义上，人和知识的关系形成了颠倒：原本是人去探索知识，现在不是，是知识在主导人。

你仔细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一个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对于人类的贡献要大于哲学意义上的贡献呢？为什么？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或者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所谓重大突破，是需要非常长时段的人类精神的酝酿，才能够被认可的。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会认为自然科学的突破，可以给我们带来面向未来的技术、工程和器物的突破。这样的一个认知方式，实际上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

比如说，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实际上是用一种非常感性的方式，在描述一个非常理性的历史过程。如果有哪个人获得自然科学大奖，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幸存者偏差。有多少科技工作者、有多少科学家，但是有多少人拿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你算一下这个比例你就知道，这个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不是哪一个因素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感性的方式处理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拿幸存者偏差当作标准样本去思考了。然后我们就说：因为我没有得到很好的外部环境，所以我就被埋没了。这种认知方式是极其错误的，而且是不符合逻辑的。

哲学本身需要教会人们用合理的方式提出正确的问题，而不是去跟人挑刺。比如说，你说"为什么我没有成功？"这句话实际上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而在于你理解的"成功"到底是什么。相当于你拿别人的人生经验的结果，当作你的人生的结果了。那么这个中间的合理性怎么实现呢？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哲学本身就是要干这个事的。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把人和知识的方式颠倒了过来。

另外一方面，就是知识模式的跃迁——知识获取模式的跃迁：从搜索引擎到大语言模型，实际上是知识获取模式的一种巨大的跃迁。

在我本科的时候，我们听老师讲课，基本上是靠记笔记。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听我们系主任讲现代西方哲学，我就奋笔疾书，基本上不抬头看他，记了一个学期，记了好几本笔记本。最后过了两年，他出了本书，跟我的笔记一模一样的。我就觉得，那不就是把他的书抄了一遍嘛。是吧？现在哪个小朋友还会认真记笔记？根本就不可能。

现在小朋友看着我们这些人文学科教授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你会的，搜索引擎都会，大模型比你会的都多，我为什么要听你说话？

但是你要反过来。我说，如果你需要真正听到人文学科的有效的教学——人文学科只负责提供现有知识和现有知识框架意义上的反思性视角——那就意味着，你在进课堂之前，你最好应该有最基础的知识，来直接听我反思、直接听我批判，我告诉你哪个地方他可能讲错了、哪个地方的证据不完全。但是现在的小朋友是这样的：既不想做知识准备，也不想听你讲知识。因为他做知识准备，他累；他听你讲知识的时候，他觉得"大模型都有"。这样的话，他就变成了一个两头不靠的状态。这种情况，实际上就造成我们人文学科非常非常的尴尬。

因为理科实际上是不会太尴尬的。为什么呢？因为理科最后考核的还是标准化知识，题解不出来就是没分。但是文科可不一样：你只要写上两句话，只要不太离谱，我们还会给分的。

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知识获取的效率不断提升，以及知识获取途径的便捷，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们绝大部分求知者认为知识是零门槛的。但实际上，知识的真正门槛并不在于你拥有了多少知识，而是你有没有判断力和反思力——你知不知道将那些零散的知识组合成为你自己的认知模式，和通过这些认知模式的反复组合，最终成为你自己的独特的理解视角和认知能力，以及表达能力。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你有多少知识。

比如说我现在特别不喜欢现在的一种说法，叫"我回头给你弄个脑机接口，然后我们就可以如何如何了"。我就想问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在我这个文科生看来都觉得很容易驳倒的问题：你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用一个存储芯片的方式装到你的脑子里，你是不是就像拥有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那样博学？不是啊，大哥，你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这里面至少犯了三个基础性的错误：

第一个基础性的错误是：客观知识以文字的形式堆积起来，并不代表可以被运用的知识。

第二个：人脑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存储器，它是要进行组织的。

第三个：知识本身的根本价值，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与外部世界进行接触的时候调用，并且不断磨练我们拥有的知识，而不是给你装一个玩意儿你就会了。

现在我们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只要你能够有信息，你就有知识了；你只要有知识，你就有理解了；你只要有理解了，你就都行了。实际上，从信息到知识、从知识到理解，是巨大的跃迁，而这个跃迁是别人帮不了你的。

而且，如果我们认为经过大模型直接提供的那些知识、或者那种浓缩化的知识就是客观知识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是，大模型或者人工智能时代的所有的原住民，可能就会出现认知能力的极度衰退——就因为它不探索。

比如说，你让我去读一本《罪与罚》，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说实话，《罪与罚》到底讲什么主题，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怎么记住那些名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斯基"、那个"佐夫"，类似的都不知道它在搞什么东西，其实你都已经忘记情节了，你就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心想：这是老大，这是老二还是老三？脑子反应的都是这个东西。包括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它都是这样，你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而且从爷爷到孙子叫的都是同一个名字，你是不是特别郁闷？

这些阅读经验完全没有了，然后直接给你一个1500字的摘要（Abstract），然后你以为你就读懂《罪与罚》了吗？你就可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了吗？不是的啊。那么，我给你一个1500字的关于康德思想的概述，你就掌握康德了吗？不是啊。

在什么意义上，这种知识是可以被完全客观化的？只有在如下的意义上是可以被客观化的：与主观经验和主体意志毫无关联的、能够直接运用在现实物理世界中的、那些可以被符号化且可被精确计算的规范性知识，是可以不经过任何意义上的亲自探索的。而且前提是你必须还要明确：你只是一个应用者，你不是掌握者。因为真正的掌握者是能够通过最基础的功力推导出来的，而不是直接拿来。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要紧的一个认知。这个认知如果不清晰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是在面对一个错误的指向。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问题就是：知识和能力之间是有区别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之间的关系，此前我们是不会太考虑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古玩市场里面，那些天天混在古董堆里的人，在北方经常会有一个词，叫"您帮我长长眼"——长，增长的长；眼，眼睛的眼。什么叫长眼？而且那个老古董玩家，他就经常会讲：我一搭眼就知道这是假的。什么叫一搭眼？就是我瞄一眼我就知道是假的。那他怎么瞄出来的？实际上是靠着长期的经验积累。你要跟他说，你给我具体说说它为什么是假的，他也未必跟你说得很清楚；但你拿去检测的话，他说是假的，肯定就是假的。为什么？这就是能力和知识之间的区别。

老中医和刚刚学完中医的年轻的中医师，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能力的区别，是经验的区别。

那为什么我们在理工科还需要PI？实验其实都是博士做的呀，那为什么需要PI？为什么需要首席科学家？因为首席科学家实际上是做这样的工作的：他给你画一条线，就在这里挖开就行了——我就是负责在诸多的繁复的问题中间，依凭我的能力，直觉地找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判断力。

在能力的意义上来说，最核心的东西实际上是什么？是判断力的闭环：知识的积累，到试错，到反思、重组，到判断力的形成——也就是形成品位和边界感。知识积累、试错、反思、重组，这个闭环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没有说哪个大模型可以替代你进行试错，然后反思再重组，我觉得不是这样。

你比如说，有一个做人工智能的朋友跟我说：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拥有一个人工智能助手，他会很清楚地知道你的偏好，然后他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我说这就完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助手会将你的偏好不断地放大，让你逐步成为一个极度偏执且没有自觉的人——因为他会不断地正反馈给你：你只要有这个偏好，他就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我昨天还在说，现在我的小红书基本上像北大办的，因为我永远只看北大的消息，所以他就只给我推北大的；现在我的微博就像德云社办的——我只听相声，所以他就只给你推相声，除了广告全是德云社。这个明明白白就是正反馈过度以后可以造成的认知偏差。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获得一种对于自我的便利性——所有的便利性都是让你沉溺于某种偏狭的生命状态。我再说一遍：所有的便利性，都是让你沉溺于某种偏狭的生命状态。

那么很大程度上，在我看来，能力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从逻辑出发的、对于事物进行秩序性建构的能力，通过一个毫不相关的东西能够以联想的方式完成跳跃性的连接——这个是在自然科学意义上需要的能力。而在人际的或者人文的意义上，其实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共情、直觉和体悟。这些能力是不会自动生成的。

你比如说现在的小朋友，为什么就没有这种理解力和共情力？我觉得非常简单：这种理解力和共情力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从小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成体系的负反馈。

我们从小，负反馈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第一种负反馈是来自于物质匮乏性所带来的延迟满足——你吃不了东西。我昨天还跟另外一帮朋友说，我到现在为止吃西瓜绝对不吐籽，因为从小养成的习惯：只要吐籽，就不会有第二块。这就是物质匮乏性。

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整个的从学校到家长，给你的负反馈是体系性的。比如说你在学校给老师批评了，老师扇了你耳光，你打死也不敢回家讲，你心里想的是"老师千万不要跟家长讲"。现在哪怕我们家儿子回来跟我说，体育老师让我"滚"，我太太就直接炸了：不行，给校长信箱写信，哪有这样的？这是侮辱我们的人格！在学校里，学校老师可以给你道歉；你到社会上，难道要你的经理也给你道歉、你的领导也给你道歉吗？如果你真的可以——如果你真的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你就是打断了腿，也可以有饭吃的，没问题，你可以一辈子活得这么有"虚假的尊严"；但是如果不是呢？那怎么办？

所以她说要写到校长信箱那里去，逼着我马上写。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妈妈——我都读到博士以后——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其实小时候打你，也不都是因为你的错，有些时候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找个人出个气。是吧？而且你也不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读小学的时候，晚上八点以后，就是此起彼伏打孩子的声音，反正大家都爱打，就不是你一个人爱打，你会觉得这种共情是很好的。我觉得是。虽然我这样讲，我知道对于很多的青年一代人来说，就是你在胡扯。实际上在我看来就是这样子：我们从小被保护得过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面对一种更复杂的社会环境的时候，我们是失能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所有环境里，我们获得的是一种单一的标准反馈：只要你成绩好，什么都行；只要你成绩不好，什么都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会让孩子出现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在儿童时期出现的竞争的成人感，和在成人以后对于社会适应的婴儿感的并存。到了大学以后，他们突然发现就不会了。因为你到了北大，你考第一了不起？我考一辈子第一。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在复杂竞争情况下的失能。原因是基础教育环境下，我们用单一标准进行了一种长期正反馈。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刚才讲的那个能力，实际上还包含着从输入到输出。这种输入到输出，实际上是更根本的一个能力：你必须形成一种有效的表达力。这种表达力是一种人际能力和群体能力。这个可以提示我们，在教育意义上，到底什么才是我们教育的本质。

我觉得教育的本质，应该从人的筛选到人格的养成。就是你只要保护好了他的好奇心、探索欲望，以及与他人共处的能力，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天才是被你保护出来的，而不是被你培养出来的。

我经常说，我碰到第一流的做学术的好苗子，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我不要害他，就是我不要限制他：他爱做什么做什么，他爱怎么做怎么做。而且我会很有耐心地听他讲完——即使他在胡扯，我也听他讲完。因为只要他能够有想法、有看法，你就帮他补齐就好了：哪个地方你可能跳跃过去了，哪个地方证据不足、你要重新去看什么书，这就够了。你不需要去说"你这是错的""你那个是不行"，完全不需要。

那么人文教育很大程度上，是要去培养一个人的素养。人文知识是不适合进行筛选性选拔的。人文知识的目标，是要形成自我理解、历史视野、跨文化认知、价值观和时代图景。而且人文知识中间真正有价值的技能只有逻辑、论证、反思、判断和批判——就是我们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在被论证的时候，哪个地方出现了逻辑缺环。这个是很要紧的。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人文知识是负责一辈子的，是从课堂到人生，从习惯到心量的培养。但是这个东西在我们今天是不重要的，因为高考不考心量。

高考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是考心量的。我们那个时候，是高考完了以后估分填志愿，那个实际上是需要胆量的，而且你也敢冒险。如果是现在的考试模式，我肯定上不了北大。因为出分以后，我们北大在那一年在江西省招十一个文科生，我是考的第十七名，理论上来说你肯定上不了吧？如果出分以后填志愿，你肯定上不了的。但是我就是上了。为什么？因为前面的人不敢报。这就是考心量啊！

而且我听说我是第十七名还能上北大的时候，我心里就很爽，我说赚到了。你带着赚到的心进北大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考了前十一名考进北大的人，他来干嘛的？他来得到"我应得的东西"。但我们不是，我们是来赚便宜的。就差远了，是不是？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需要用一种人文教育，去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中间那个不可或缺的心灵。这个心灵是什么东西？这个心灵实际上是我们以感性的方式应对世界的那种机制，这个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我认为是这样子。

但是我也知道，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大概率是不可能去大张旗鼓地说，我们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要重新去做心灵教育、或者人格教育。我们不可能做这件事，因为我们仍然需要面对一个筛选性的制度，而且这个筛选性制度至今为止，我认为是所有的坏制度里最好的制度——就是通过标准的知识选拔，是所有的坏制度里最好的制度。因为至少它给了我们这些小镇做题家一个机会，能上北大。如果真的按照人格养成、心量养成、好奇心探索欲的这种方式的话，那我们这些小镇做题家一辈子就考不上北大。

但是你不能因为我是既得利益者，我就认为这是对的。我只是想尝试说明：我们需要做一些矫枉过正的事情——不是说倡导自然科学知识不好，而是我们要知道在历史意义上，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地将知识这么大范围的东西，最终窄化为自然科学知识的；而在这个自然科学知识被当作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我负责任地讲：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一定范围内，为有探索欲和好奇心、以及有沉潜能力的人才提供宽松的环境，那么在中国永远不会出现最顶尖的科学家。我就这么认为，而且这个认为对我来说是信念——因为缺失了人文教育，它就是不会有一流的科学家的。

你说在大学的时候，有多少人表现出来的——比如拿IMO金牌的人，肯定比普通人学业表现好——但学业表现就是一切吗？

我就最后说一句：我是觉得我在大学课堂里，特别珍惜那些眼里有光的孩子。哪怕他什么都不懂，他只要带着好奇心盯着你看，觉得你说的东西还有点意思，就够了。因为知识本身的储备和获取真的不难；但是没有一个主动获取知识、并且建构自己的知识、形成自己的知识能力的自觉的话，那么再多的知识灌输，其实都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苦役，而不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塑造。

我是这么认为。那我要说的大概就这些，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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