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小伙国外攻读博士娶乌克兰媳妇，战争爆发紧急撤离，把丈母娘一家接回中国

2016年冬天，乌克兰基辅的一间学生宿舍里，一个福建小伙正躺在床上刷手机。外面飘着雪，屋里暖气“呲呲”作响，他随手点进一个社交账号，屏幕上忽然跳出一张金发碧眼、肤白貌美的女孩头像。

就是那一眼，把他的命运，也彻底拐了个弯。

那一年，他26岁，叫黄汉杰，从福建跑到基辅读博士，兜里没几个钱，却装着一肚子奔头；她18岁，叫丽迪娅，本地高三女孩，家里四个孩子里最小的那个，被爸爸妈妈宠到手心里。谁都没想到，这个隔着屏幕的随机点开，会一路走到结婚、生子，再一起穿过战火回到中国。

很多人知道这段跨国恋，是因为后来那场战争——新闻里炮火连天的时候，这对“福建小伙+乌克兰老婆”的组合，成了不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如果只停留在“帅小伙娶洋媳妇”“战火逃生”这些标签，其实是对他们故事的轻慢。

这段经历，从头到尾都是真人真事，网上能查到的新闻、访谈、短视频，不同角度拼在一起，才是他们完整的八年：从基辅的雪夜，到福州的烟火气，从初遇的心动，到战争中的生死相依。

把时间往回倒一点。

黄汉杰1990年出生在福建，一个很普通的工薪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双职工，上班按点打卡，下班回家做饭，日子不算富裕，但也不至于为一顿晚饭发愁。这样的家庭，给不了他什么大背景，却给了他稳定的成长环境——书该读，补习该报，能供的都供。

身边很多同学，大学一毕业就找工作，进工厂、进机关、进公司，慢慢安顿下来。他偏偏不走寻常路，继续念硕士，又咬着牙申请去乌克兰读博。家里人不是不担心，国外念书哪是小数目，可架不住儿子有规划——他早打听好了，乌克兰有朋友在做生意，冷冻肉、农产品、日用品，一年能赚不少。读博是一层学历光环，更是一张落地牌：毕业后留在当地做生意，不用从零摸索。

就这样，他拎着行李箱，到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刚到那会，他一点也不光鲜。博士听上去风光，其实生活很拮据。学生宿舍里，墙皮有点泛黄，窗框有点陈旧，冬天暖气不太稳定，冷了就多穿两件。他白天在学校忙论文，晚上自己做饭，偶尔打一份零工补贴开支。那会儿，他对乌克兰的印象，是宽阔的大街、低调的电车，还有晕染在冷空气里的面包香味。

真正让他的生活变得“不一样”的，是2017年那个冬夜。

那天，他躺在床上刷社交软件，随手点进一个推荐账号。头像是一张女孩子的脸：金发，碧眼，皮肤白得晃眼，笑起来眼角微微上扬，看得出来是那种还带着点青涩的青春美少女。对一个在异国他乡孤身一人的中国男生来说，这样一个头像，很难不多停留几秒。

他没多想，用俄语发了一句开场白。几分钟后，消息跳出了回复。

那一晚，他们的聊天，很快就从“你叫什么名字”聊到“你家有几口人”，从“你喜欢什么音乐”聊到“你想未来过什么样的生活”。他知道了她叫丽迪娅，18岁，在基辅念高三，是家里的老幺，姐弟四人，姐姐是和她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还有两个哥哥；她知道了他是中国人、在念博士，会一口不错的俄语。

让人忍不住一笑的是——丽迪娅一开始以为他是韩国欧巴。

在她印象里，东亚男生多半是电视剧里那种韩国男团脸——白白净净，瘦瘦小小。当她发现这个天天跟她聊天的人是中国小伙，还在视频里看到他一米八出头、肩宽背直，跟她想象中某些“又矮又瘦”的刻板印象完全不一样，那种“意外的惊喜”，从屏幕另一边，隔着语言，都能感受到。

汉杰的优势，在这个阶段一点点显现出来。他俄语流利，讲起话来耐心又有条理。他会给她讲中国的春节、元宵节、中秋节，讲家家户户贴春联、放鞭炮，讲南方细雨里的老巷口，讲福州的鱼丸、茶叶蛋，还有小时候在巷子里放风筝的场景。对一个只在课本和电视里见过“China”的18岁女孩来说，这些画面简直像是打开了新世界。

两个人就这样保持着线上联系，白天各自上课、读书，晚上窝在床上对着屏幕打字。有时候聊到半夜两点，有时候一连两天互相不发消息，谁也没主动点破那层“好感”，也没人提线下见面。

真正改变节奏的，是“告别”两个字。

2017年冬天，汉杰准备回国过春节。机票早就买好了，箱子也收拾得差不多，他轻描淡写跟丽迪娅说了一句：“我要回中国过年了，可能要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屏幕那端沉默了好一会儿，只回了一句：“哦，祝你一路顺风。”

他以为一切就这样风平浪静，等自己春节休假结束再回基辅，继续读博、继续忙自己的事。

可是，到了真要分别的那天，故事拐了个弯。

那天基辅下着大雪，街道上车少人稀。丽迪娅从家里冲出来，身上只披了一件大衣，在雪地里站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打到车。手机里的时间一点一点往后挪，她心里越来越慌：机场那么远，他会不会已经进了登机口？会不会已经托运了行李？她如果赶不上这一班，他就真的走了。

终于，她赶到了机场，提着裙角一路小跑，眼睛把整个大厅扫了一圈，却怎么也看不到那张熟悉的脸。

那一刻，她的心一下子空了。一个刚成年的少女，站在偌大的候机大厅里，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她以为自己只是“喜欢这个中国朋友”，可真到要分别时，才意识到那份情绪早就悄悄超标——那不是普通朋友的依依不舍，是“我怕这一走，我们就再也回不到现在”的恐惧。

她坐在椅子上，失控地小声抽泣。就在这时，一杯热咖啡出现在她眼前。

她抬头一看——端着咖啡的人，是黄汉杰。

原来，他比她更怕错过。明知航班还有几个小时才起飞，他索性提前很久来了机场，托运完行李就呆在候机厅，想着：“如果她真的在乎我，她会不会来？如果她不过来，那就当我们是普通朋友，以后顺其自然。”

结果，他看见了一个眼睛红红的姑娘，一边吸着鼻子一边四处张望。

让人放心的是，他没有拿出那种电视剧里常见的矫情台词，只是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傻丫头，我过完春节还要回来，我博士还没读完呢。”一瞬间，浓烈的情绪有了出口，紧绷的心也慢慢松下来。

因为这一场“差点错过”的机场插曲，他临时把回国时间往后推了一星期。

剩下的七天，两个人像是要把之前所有线上聊天的空白，一口气补齐。白天，他们去看电影、听音乐会。乌克兰冬天的街道上，雪还没完全融化，电车在轨道上缓慢滑过，街边的小铺子卖着热腾腾的烤面包，他们一边走一边聊未来。晚上回到住所，他钻进厨房，做起了中国菜：番茄炒蛋、红烧肉、炒青菜。油烟在昏黄的灯光下缓缓升起，他一遍一遍尝味道，把盐和酱油加到刚刚好。

在乌克兰，大多数男人从小被教育的是“出去挣钱”，进厨房的并不多。丽迪娅站在门口，看着这个异国男生系着围裙在灶前忙活，那种温暖、踏实的感觉，像是突然降落到心里。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决定：嫁不嫁别人不重要，这个会为她下厨、会陪她逛超市、会在机场替她挡风的人，她不想错过。

感情走到这一步，迟早要见家长。

很多人以为，乌克兰父母面对“外国女婿”的第一反应，是怀疑和抗拒。可丽迪娅的父母，出乎意料地开明。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男人是不是靠谱？有没有责任心？会不会照顾自己的女儿？在客厅里，黄汉杰坐得笔直，认真用俄语回答每一个问题，讲自己的家庭、学校、打算，还不时讲起一些中国的趣事逗笑众人。

岳父母看着这个高高瘦瘦又不失结实的小伙子，心里一点点踏实下来：这孩子不油滑，不虚浮，讲话有条理，说到未来不是空口白话，而是有计划有步骤。他们心里都明白，女儿要嫁出去，不可能一辈子拴在身边。既然挡不住，那就尽量找一个靠谱的。

2018年，这段跨国情缘正式迈进婚姻。

那年，他们回福建，在黄汉杰的老家办了婚礼。福州街巷的红灯笼挂起来，鞭炮声一串串炸开，邻居们端着碗筷探头探脑看外面：“哎哟，你看人家老黄家儿媳妇，真的是金发碧眼！”有人打趣：“读博士就是不一样，连媳妇都领个外国的回来！”

对很多福建父母来说，能看到儿子带着一位漂亮、礼貌、眼里有笑意的洋媳妇回家，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是写在脸上的。婆婆更是乐得合不拢嘴，逢人就拉着介绍：“这是我儿媳，乌克兰来的，很乖，很懂事。”她知道儿媳不习惯所有菜都辣，就一边学着做西式一点的饭，一边调试厨房里中西混搭的调味。

这段日子里，丽迪娅开始真正接触中国的大家庭模式：早晨院子里的鸟叫声、菜市场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午后老邻居们坐在门口闲聊的场景，还有婆婆拎着她去串门，边走边向别人介绍“这是我家小女儿”。那种被接纳、被融入的感觉，让她慢慢把中国当成第二个家。

原计划是，他博士毕业后，夫妻俩就留在中国发展。可事情没有那么顺利。

2019年，新冠疫情突然袭来。航班一班班取消，边境一条条收紧。原本写在行程本上的“回国时间”，被一个个红叉划掉。现实很简单：回不了国，就得在乌克兰想办法生存。

读博的补助有限，家里也不是富到可以无限输血的状态。坐吃山空不是办法，黄汉杰开始盘算盘算：既然身在乌克兰，又有朋友在这边做贸易，何不借这个机会试一试？

他们做了一番调研，发现乌克兰的鸡爪、动物内脏等副产品，在当地是“便宜得没人要”的存在，但在中国，却是烧烤摊、小吃店、火锅店的抢手货。这里的一块钱，运到中国，可能就变成了三块、五块，中间的价差，就是他们的机会。

夫妻俩一合计，以丽迪娅的名义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主营冷冻鸡爪和动物内脏出口。汉杰负责对接国内的采购、物流、报关，他熬夜对着电脑，一遍遍核对合同细节；丽迪娅则负责联系当地屠宰场、加工厂，跑工厂、看货、谈价格，从一个柔柔弱弱的文艺女孩，硬生生练成了能跟大汉在冻库里谈笑风生的“女汉子”。

一开始，订单不大，利润也不高。他们自己跑库房、自己装卸货，一双手被冷库里的低温冻得发红。一次次出错、一次次补救，他们一点点积累经验。慢慢地，合作的工厂多了，国内的客户也开始介绍新的买家。不到两年，公司就有了稳定的流水。他们在基辅买了房子，按揭，却是属于自己的窝；买了车子，二手，但足够他们一家人四处跑。

那几年里，汉杰时常感叹：自己最大的幸运，不是读了博士，不是找对了行业，而是娶了一个愿意跟他一起吃苦的妻子。丽迪娅没有因为他家不富裕退缩，也没有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候选择回娘家暂避锋头，而是每天穿梭在工厂、仓库和办公室之间。拿货、对账、检查货物温度，一样不落下。

他对她承诺：“这一辈子，绝不负你。”

2021年，家里迎来了新成员——他们的混血宝宝出生了。那段时间，朋友圈里全是孩子的照片：软乎乎的小手、小脚，睡觉时紧闭的眼睛，小小一个人，却让整个家充满了笑声。乌克兰的邻居抱着孩子逗笑，中国这边的亲戚通过视频看着屏幕里的孙子（或外孙），隔着屏幕也笑得合不拢嘴。

本以为日子就要这么稳稳当当地往前走：孩子慢慢长大，公司慢慢壮大，他们在基辅站稳脚跟，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决定是回中国还是留下。

谁都没想到，几年后新闻联播里那些密集出现的字眼“局势紧张”“冲突升级”，忽然变成了贴在自己窗外的现实。

2022年前后，乌克兰局势急转直下。新闻里播的是某某城市遭到袭击，某某地区交通中断；他们耳朵里听见的，是远处隐约的爆炸声，是朋友圈里同胞们“今天又有警报”的消息。街上车流明显少了，超市里部分货架开始空空荡荡，汽油限量供应，人们的眼神不再轻松。

有人劝他们去利沃夫，说那里相对安全些，离边境近，万一真保不住还能往外撤。汉杰仔细琢磨了下情况，最终做了一个更远的决定：开车带着妻子、孩子，还有岳父岳母，一路向西，先往罗马尼亚方向撤，目标是罗马尼亚的福建商会。

那段路程，说是“逃离”，一点也不夸张。

公路上的车排成一条长龙，很多车上插着白布、写着“孩子”之类的字眼，希望在混乱里多一层心理上的安全。他们一边看地图，一边留意前方路况，一边安抚车里的小孩——孩子太小，不懂什么是战争，只知道爸爸妈妈一句“别怕，我们在”就够了。

到了罗马尼亚境内，那种紧绷的神经，才稍微缓了一点。福建商会的人把他们接进一个临时安置点：其实谈不上多舒适，几张床、几床被子、大家轮流做饭。可对从炮火阴影下刚刚挪出脚的人来说，这已经是天堂。

那里挤满了来自各个城市的华人，有学生，有商人，有带着妻儿的家庭，也有独自一人的打工者。大家互相打听彼此的来路，互相报平安，谁有多一份面包就会递给没吃上的那个人。很多人睡前都会看一眼手机，默默祈祷第二天会有好消息——有航班、有安排、有希望。

很快，中国驻相关使领馆协调的撤侨航班消息传来。规定是明确的：先安排中国籍公民上机，等所有中国公民安全撤离后，再视情况安排外籍家属。他们名单里的名字，只有黄汉杰是中国籍，妻子、孩子、岳父母都是乌克兰人。

照程序走，他是可以先上飞机的。只要咬咬牙，把妻儿和岳父母暂时留在安置点，自己先回国再想办法。那是最讲“理性”的做法，也是很多人会给他的“建议”。

可他拒绝了。

他不愿意丢下她们，也不愿意让妻子在异国的战火阴影下独自承担未知的风险。他当着工作人员的面，明确说：“要走，一起走；要留下，一起留。”那一刻，他不是博士，不是老板，只是一个丈夫、一个女婿，一个孩子的父亲。

丽迪娅眼泪掉得更凶。她从没想过，会有一天，自己的人生要面对这种电影情节般的选择。她只是紧紧拉住他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口。

他们又在安置点等了将近二十天——二十个日夜，看着一批批同胞踏上返乡的航班，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那二十天里，他们互相鼓着劲：今天又熬过去一天了，只要再坚持，再坚持。

终于，轮到他们。

那天，他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孩子，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机舱里，很多人刚坐下就睡着，不是不累，而是这一刻，绷了太久的弦终于可以松一点。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航班，更是一次从战火中抽身的重生。

唯一让他们心里堵着的，是岳父岳母没能同行。

现实就是这么冷静——政策、名额、程序，不是个人的一句“我想”就能改变的。汉杰只能把两位老人托付给商会和当地的华人组织，叮嘱再叮嘱，留下一些钱和联系方式，承诺等航班恢复、政策宽松一点，自己一定设法把他们接过来。

回到中国之后，表面看起来，他们总算躲过了炮火，可以“无忧无虑”生活了。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段时间，丽迪娅的心，根本没办法真正安定下来。

每天打开手机，就是一条条关于家乡的消息：哪条街被炸了，哪个超市关门了，哪位邻居匆忙逃走了。父母留在那片土地上，她再怎么努力说服自己“他们会没事的”，心里还是像压着一块石头。夜里睡不踏实，白天吃不下东西，体重眼看着往下掉。

婆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不懂乌克兰语，听不懂女儿打电话时的内容，但看得出那份日渐消瘦的担心。她只能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去补：每天变着花样做饭，小锅里煲汤，大锅里炖肉，只要儿媳看着哪样菜多吃几口，她第二天就再做一遍。

汉杰也尽可能挤出时间，带妻子和孩子出去走走：去附近的海边吹风，去山里爬山，去城市的公园看看花。他知道：“转移注意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有时候，能让心里稍微透口气，也是给自己一个活下去的支撑。

与此同时，他几乎每天都在和罗马尼亚那边的华人商会联系，确认岳父岳母的状况，打听他们的生活安排。商会的人也尽心尽力：帮着找临时住房、帮着对接当地的救助组织，还帮着打听丽迪娅在乌克兰的姐姐和两个哥哥的消息。

某一天，电话那头传来好消息：姐姐、两个哥哥都安全，只是各自散落在不同城市。对一个逃难中的家庭来说，“活着”就是最大的喜讯。丽迪娅听完，终于卸下了一半的担子，扑在丈夫怀里放声大哭，把许久压着的情绪一股脑地释放出来。

2023年年初，汉杰悄悄开始为下一步做打算——把岳父岳母接到中国。

这件事，并不比当初撤离简单。签证手续、航班安排、中介对接、各种证明材料，一环扣一环。他没有把细节第一时间告诉丽迪娅，因为他想，等一切尘埃落定，给她一个真正的惊喜。

那几个月，他一边忙生意，一边往返于各个部门之间。电话打了无数个，文件改了一个又一个。每一步都要时间，每一步都要钱。有人问他：“值不值？折腾这么多，也未必一定成功。”他只是笑笑：“只要有一点可能，我就不会放弃。”

终于，在2023年10月，岳父岳母搭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顺利在深圳落地。飞机落地那一刻，丽迪娅还被蒙在鼓里——直到家门打开，她看到站在门口的，是头发花白了一大圈、眼角多了许多皱纹的父母。

那一瞬间，她仿佛被定格。

短短一两年，父母像是老了十年。她冲过去，一把抱住他们，泣不成声。那些日子里想过无数次的团聚画面，到了真相见的时候，全化成了一个动作：紧紧拥抱，舍不得松手。

老两口在中国住下后，很快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节奏。吃不惯辣的，就吃清淡一点；听不懂福建话，就用手势加微笑补上；看不懂路标，就跟着儿子儿媳一起出门。每天，他们会主动帮着做一些家务：擦桌子、扫地、晾衣服。四位老人一屋檐下，语言不通，却一点也不妨碍相处的和谐——笑声、比划、简单的英语单词，足够拼成一个温馨的日常。

对岳父岳母来说，中国最大的好处，有时候很简单：晚上睡觉，不用担心远处突然传来爆炸声；白天出门，不用担心走到哪条街会被封锁。他们渐渐找回了那种“平静生活”的感觉。

然而，2024年，他们做了一个让人既理解又不舍的决定：回乌克兰。

人到了某个年纪，“落叶归根”不再是一句诗，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牵绊。那片土地，不管现在变成什么样，都是他们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是他们结婚生子、送走父母、看着孩子长大的地方。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是客，在那边是家。”

现实层面，还有一个原因：签证有期限，续签要跑手续，要花钱。他们不想给孩子们添太多麻烦，也不想把晚年全部交给一张签证的“批”与“不批”。

汉杰理解这种心情。送岳父岳母去机场那天，他没有多劝，只是再三叮嘱他们路上注意安全，到了那边一定要及时报平安。丽迪娅站在机场玻璃窗前，看着父母通过安检，身影一点点被人群吞没，心里又填满了复杂的情绪：既是放心，也是隐隐的不舍。

日子还是要往前过。

现在，他们一家三口定居在福建，继续做冻品生意。乌克兰那边的公司，他们请了专业的经理管理，自己则把重心放回国内。孩子在这里上幼儿园，慢慢习惯了中国的小朋友、小零食、小动画片。

汉杰忙着跑市场、谈合作、盯货源；丽迪娅则在家带孩子，顺便学中文——用她自己的话说，“以后不想再离开中国了，这里让我觉得安心。”她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把汉语学利索，争取早日拿到中国“绿卡”，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

很多人喜欢在这样的故事结尾，给上一个“圆满”的总结：他们从相遇、相爱，到一起逃离战火再回到中国，经历了无数波折，如今终于“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只要稍微了解现实，就知道生活从来不是童话：生意有起有落，家庭有琐碎烦恼，远在乌克兰的家人，牵动着他们的心。

可正因为如此，这个故事才格外真实。

一个出生在福建普通家庭的男孩，凭着读书出国，在基辅遇见了影响他一生的女孩；一段跨国婚姻，从恋爱、结婚、生子，到陪伴彼此穿过战争的阴影，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传奇”，而是因为他们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选择了站在一起。

机场里那杯热咖啡，是他们感情的起点；拉着行李逃离战火，是他们婚姻的考验；把岳父岳母从战区折腾到中国，再又送回故乡，是他们对“家”的理解。

这样的故事不需要刻意拔高，也不需要被浪漫化成“异国恋童话”。它的意义，大概就在于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普通人的勇气是什么样的——是“我愿意为了你多晚几个小时的飞机”，是“我不先走，我要留下来陪你一起等”，是“只要你笑得出来，这些折腾就值”。

如今，八年过去，他们还在往前走。未来会怎样，谁也说不准。但至少此刻，他们一家人坐在福建的小城里，饭桌上有冒着热气的菜，窗外有孩子的笑声，手机那头有来自乌克兰的问候。

有爱的人在，有牵挂在，天南海北，皆可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