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上班不是段子？大学教师卖房卖车保饭碗，到底谁在逼疯他们？

象牙塔里的青椒们最近有点崩溃。拿着博士学位走上讲台，本该是件让家人骄傲的事。可现实是——工资还没捂热，账户先要往学校倒贴几十万。

凑不齐？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走人。这不是段子。

今年5月，西安一所民办本科高校的文学院助教，三个月里没能完成45000元横向科研项目到账指标，期末考试铃声一停，人事处的解聘通知就到了手里。同系43名专任教师，只有16人如期交差。

学院开线上会时把话挑明：拉不到真项目，就找熟人公司做假合同，钱先分期打进学校账户，回头拿消费发票去财务处报销。这种"操作"并非孤例。

华东、北方多所省属高校，新入职青椒被摊到五万到七万年度横向任务，副教授普遍十万起步，全部与年终绩效、职称评审、聘用续签捆在一起。有人为此从银行申请8万元消费贷；有人干脆卖掉家里的房子，一次性把40万砸进学校账户，只为孩子能进附属幼儿园。

更荒诞的是，这笔钱根本回不来全额。企业账户过一手，先扣税，学校再截留5%到10%的管理费，加上发票开具成本，一圈跑下来，教师白白蒸发一两万本金，还要担着违规风险。

为什么明知是坑还要往里跳？根子在层层加码的指标转嫁。

地方本科和民办高校要申报硕士学位授权点、要过评估、要在排名里往前挪一名，就必须凑够师均科研经费。总额压到二级学院，学院再往上加码，最后机械地平均到每个人头上。

而博士毕业生年产已破十万、在读博士超过75万，可高校一年新增教师岗只有三万多个——供需一失衡，教师在预聘长聘制面前几乎没有议价权，续聘门槛可以从一百万一夜跳到一百五十万。

围绕高校青椒的现实处境、非升即走的压力、博士培养的意义以及AI对人文社科与理工科的差异化冲击等话题，他分享了一线的观察与思考。在入职待遇方面，希达罗坦言自己并没有安家费，合同上"安家费"一栏写的是零元，落户补贴和人才补贴同样为零。

他把这归因于个人人才级别不够突出，早些年博士毕业生尚能吃到时代红利，如今高校内卷加上博士毕业生数量提升，市场已趋于均价，愿意花高价请人的岗位往往要求候选人本身非常突出，或者所在地区相对欠发达。

违约金方面他确实签了条款，合同期六年，分为0到2年、3到4年、5到6年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离职的赔付比例不同。因在北京读书期间户口只是挂靠在燕园派出所的集体户，毕业未留京工作后，户口已迁至现在所在的城市，而当地对外来博士生并无太多补贴。

关于类似"竞业协议"的约束，希达罗把它理解为知识产权层面的约定：在岗位上撰写的论文、申请到的科研项目以及其他利用职务产生的成果，产权归属学校。此外还有时间层面的要求，例如带学生的任务不能随意中断，跳槽前至少需要提前半年或一个学期与学校沟通。

从他去年同届毕业的博士群体来看，约80%进入了高校以及各类具有科研性质的单位，包括智库或某些单位的研究岗，整体仍在科研这条路上发展；而真正进入高校任教的只有他和另一位女生。

对于六年考核期后未能留下的情况，他归纳出三条常见去路：一是"往后退"，从较头部的高校退到中部乃至更一般的院校；二是转到其他行业，例如他认识的一位隔壁院校同学最终去了外企；三是继续出国做博士后，因为国外科研人员的报酬无论从当地平均水平还是绝对值来看都相对丰厚。

非升即走目前是国内高校普遍存在的制度，即使少数尚未执行的高校，也在向这一方向转轨。压力显而易见——不能向上晋升就要离开岗位，随之可能失去工作。

希达罗与学校约定的考核条款中，有两项较为关键：科研项目和论文要求。他在第一次申请科研项目时就已中标，相当于完成了约40%的考核任务，算是走出新手村时享受到的新手红利。

就他观察，同期进入高校的博士同学普遍压力较大，任务本身繁重，款项也非常多：除了科研项目和论文写作，还有教学任务，比如一年要上满一定数量的课时；带学生的任务，比如目前他需要带本科生和硕士生，每年有若干个指标；此外还有社会服务。

日常疲惫已成为常态。若将青椒的工作切成三块，希达罗给出的比例大致是二比一比一：研究（写论文和申请项目）占比最高，教学（上课和带学生）约占25%，其余各类事务合计约25%。

他也提醒，每所高校对青椒岗位的分类和数量并不相同。他所在岗位属于教研岗，另有纯科研岗和纯教学岗之分。

教研岗内部对应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晋升序列；纯科研岗则对应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纯教学岗对研究的要求相对较低。他相信愿意进入高校工作的博士，多少对科研本身或求知过程抱有热爱，会主动投入大量时间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谈到高校内部的圈层现象，希达罗提到近期听到的一种内部说法——"学术质子"，指A教授的孩子和B教授的孩子对调培养，博士毕业后互相到对方大学任教，并且往往被安排在没有发论文压力的纯教学岗上，只需上好固定的课程。

他确认这种情况存在，学界确有"山头"甚至更带情绪色彩的"学阀"之说，除"质子"外还有"开山大弟子"或"青土弟子"等说法。

不过由于社会科学"文无第一"，很难出现某位学者及其团队垄断某一领域的情况；而理工科由于知识特性——技术指标、专利数量等具有明确的排序性——大佬团队的存在更为普遍，山头和学阀更容易形成。

入职一年，希达罗最直观的变化在经济层面：现在所在城市消费水平约为北京的1至1.3成，加上朋友密度不如学生时期高，开支自然节省，加之有了独立收入，对消费的感知也发生了变化。

生活节奏方面，他的主要板块与博士在读时差别不大，同样是搞科研、当助教、处理各类杂事。最大的心态转变来自身份的切换：从学生变为老师后，很多事情需要他替学生做决定、拍板负责。

他有周四固定的学院会议，周一和周二有课，因此周三、周五相对自由；如果偶尔周四的会议取消，从周二到周日几乎无人管束，时间弹性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外界对"高校老师有寒暑假"的想象并不成立——例如学校要求暑假带学生进行两周社会实践，另两周用于补日常欠下的活，剩余时间才可能推进两年前就想做的研究，之后又要陪家人、见同学，紧接着新学期又开始。

此外，学生突发事件也会打乱节奏，例如学校曾有学生遭遇诈骗损失不小，导师随即被要求向所带学生进行紧急教育，包括反诈、防溺水、防食物中毒等提醒——虽然琐碎，却会不断切入日常。

对于学生管理，希达罗认为自己所在学校的同学整体较为朴素，价值观和思路属于比较"听话"的一批，日常教学和校园活动开展相对顺畅；他也肯定近年来高校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肉眼可见地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相关工作有明显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的工作难度，也有利于学生人格健全。

面对"这个社会是否需要更多博士"这一宏大问题，希达罗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学历与聪明并非等同，但高度相关；任何学科能完成博士训练的人，都具备基础逻辑思维和对某一类事物的方法论或认识论。

如果放到二十年前，博士毕业或许对应更高的行政级别，如今博士毕业只能做一名普通高校教师，勉力支撑体面生活；但即便如此，教育仍是目前为数不多可行的通道之一。

他还举了一位师姐的例子：博士毕业后在家带孩子，因为在网上找不到满意的育儿用品，索性自己研究奶粉、婴儿用品和供应链，比对成分、寻找供货、摸清进价门道，最终在小区里组建社群做团购，自任leader，收入据说比之前上班还高。

这说明博士训练带来的思维方式和求知习惯是不可逆的，即使被放在传统意义上相对弱势的家庭分工位置，也会显现出优势。他因此坚信读博士有用，博士更多意味着聪明人更多。

他还提到读博给自己带来的另一收获是"稳定的自信心"——当科研做到人类知识边界向外推进一点点、意识到这个选题此前无人做过时，会获得一种他人难以分享的精神快感，进而相信其他行业只是自己尚未涉足，一旦决定去做也能做好。

在AI冲击的问题上，希达罗认为需要先界定概念，是研究层面还是就业层面，是人文社科还是理工科。从研究层面看，AI对两大类学科几乎是无差别打击，只是"挣扎"的部分不同。

理工科方面，算法已经取代了很多初级码农和初级工程师的工作，甚至开始具备自我迭代和自我指导的能力，从业者时常陷入"未来所学马上就被淘汰"的焦虑。

人文社科方面，由于此前与该学科关系不大，主要的生存焦虑来自各高校在应对AI浪潮时大力发展理工科、削减人文社科岗位。

积极的一面是，理工科的dirty work可由程序完成，人可以集中精力攻关关键部分；文科则受益于AI强大的检索能力和深度思考能力，节省了文献综述和检索时间，甚至能激发新的想法。

对于就业层面文科生焦虑更重的现象，希达罗给出三点分析：一是不懂又逢主流趋势，因而产生恐惧；二是宏观上就业岗位缩减，而增长集中在理工行业，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三是长期存在的"文科无用论"背后，其实是社会对"什么是有用"的评价标准趋于单一——功能性、功利性、能否赚更多钱——而文科不直接参与生产、创造经济价值的链条更长，因而被视为无用。

他给出的总体判断是：短期看理工科受益、文科受损；长期看理工科持续受益，而文科也终将回归。支撑这一判断的是他博士论文中的一个核心理论——技术的先进性永远让位于技术的适用性和有用性。

他举了实验室早已能克隆羊却未走向克隆人的例子，指出阻挡技术推广的核心因素之一是价值观念。他还引述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与一位国际知名日本机器人科学家的交流：当被问及研究机器人最需要学习什么，对方回答"哲学"。

希达罗随后越发认同这一观点——机器人如何设计、选择哪些功能、程序运行逻辑走哪条路径，背后都是哲学。

他以OpenAI和Anthropic的创始团队分家为例，认为两者对技术的哲学理念不同：ChatGPT倾向功利主义，短平快、一句话切中要害；Claude的创始人偏人文艺术、价值理性，回答平缓、平铺直叙，收尾会补充限定条件与提醒。

经典的电车难题同样体现了哲学对技术选择的影响。由此他进一步阐述：技术鸿沟随时间跨度拉长会趋于平均，真正决定技术走向的，是技术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定义。

技术进步始终无法解决的，是人的精神危机和认同危机。

人类曾无数次试图用技术解决精神需求——从信件、广播到即时通信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越用越多，深度连接并未加深；技术一次次让人失望，最终仍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对美、真、善的朴素感受，而这些正是人文社科所处理的领域。

当下人工智能的三条路径——符号主义、行为主义、连接主义——背后都是数理逻辑，把事物归结为符号、数字或可识别的模式，不处理审美。人作为"属灵"的存在，与"探机生物、规矩生物"的界限就在这一层，而这一层归人文社科管。

对于"人们是否非用AI不可"，希达罗持保留态度。技术在当下已具备类似宗教的属性——过去人们信上帝，现在人们信技术，且技术又是一套商业化的话语体系。

从3G、4G、社交媒体、短视频到AI，热词一轮接一轮，除了改变具体的生活方式，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属灵归属和长期的自我实现。

他观察到网络上开始出现"我们真的非用AI不可吗"的反思，与人对信息过载后主动"数字断连、数字排毒"的规律一致：当AI使用超过一个阈值，人本能地会排斥。他认为AI无法取代人类的另一层原因，是它无法在肉体上给人以满足，也无法负责、无法背锅。

关于"文科无用论"，希达罗指出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意识症候，深层原因在于对"有用"的判断标准之争——是功利主义的还是人文主义的。学术建制、社会文化现象和真实经济层面确实都在制造"文科式微"的印象，但很少有人把它放到大历史区间中考察。

两百年前工业革命时期的卢德运动砸的是当时的机器，正如今日之AI；人类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忍耐机制、自我纠正机制，以及在废墟中重寻方向的能力，一次又一次挺过来。他因此认为应当对人类自身抱有基本信心。

他进一步把网络上关于AI的讨论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商业意识形态的绑定联系起来，引入"加州意识形态"或"加州技术意识形态"这一概念。

其起源是美国东海岸传统能源、建筑行业的Old Money流向西海岸以硅谷为代表的技术精英New Money的过程中，为了拓穿市场、让大众接受其理念并使用产品，技术被与"美好生活"绑定：使用某种技术意味着更高更快更强、无国界、自由流动、可以过上American Dream式的生活。

这一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市场中又与消费文化绑定——消费即更爱自己、消费即美好生活。互联网发展和加入WTO的过程中，这套思潮飘洋过海被吸纳并转换。

而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根基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生产力意味着更好的生活"，这套进步主义话语长期稳定地存在于集体思维中，在经济上行的背景下尤为受用。

最受用这一新自由主义话语的群体，正是互联网精英和科技新贵——这批新兴富人把技术信仰内化为自我认同，一旦要改变其信仰，就等同于挑战他们赖以自证的一整套价值。他们巧妙地将这一切包装为"企业家精神"。

他认为中国有另一套体系去看待、规划和影响AI，对此应有信心。回到教学现场，作为教师的希达罗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学生用AI敷衍作业。

他会在布置作业前声明不接受任何AI写的作业，并强调契约精神；他能够辨认学生提交的AI生成内容，甚至可以想象学生输入提示词时的漫不经心。他所在的班级中，绝大多数同学仍尊重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尊重老师的付出。

他解释，凭借长期的学术训练，他能够比较清晰地给AI下指令，明确告诉它要做的事、要达到的目的以及不希望出现的方向，因而能得到高质量的回复；相比之下，缺乏经验者往往给出模糊的提示词，得到的自然是"言之无物、全是正确的废话"。

他因此认为学生应在早期先不要依赖AI，否则会对能力和思维逻辑的构建造成负面影响。对于AI对下一代的影响，希达罗保持警惕。

他自称可能是"最后一代拥有相对纯净offline生活经验的人"，也是最后一代真切知道"纯人类知识、纯人类创造"是什么的人。

他讲了一件让他"细思极恐"的事：过年时，他年幼的外甥女看到一张AI生成的金鱼图片——鱼嘴很大、颜色奇怪、比例失调——她问他："舅舅，这是真的鱼还是假的鱼？

"他担心，当下一代的"一厘米"和上一代的"一厘米"不再一致、"一分钟"不再一致时，人会变得更孤独。

目前AI仍以真实人类数据训练，成年人尚可辨其"喂养"的来源；但完全在AI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相当于"没吃过好的"，其思维输入将是被机器咀嚼过的二手内容——garbage in, garbage out。

他因此并不赞同过早接触AI，并对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收紧青少年上网的做法表示认可，认为政府层面的应对总是相对滞后，但至少是一种回应；他也承认这对家长的辨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家长自身可能已深陷社交媒体之中。

他强调，他的态度并非"过来人给后来者打伞"的居高临下，而恰恰因为自己18岁前"好好吃饭、好好看书"，享受到了未受干扰成长的好处，因而希望后来者也能得到相似的空间。

谈及未来规划，希达罗把短期目标定在"学会休息"——身体已经给出反应，不能再让自己陷入"每天只有工作、只有教学教研"的状态。长远看，目前的合同为期六年，若走提前禁聘则约在三到五年内完成考核，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

他坦言"期待稳定"这句话从射手座的自己口中说出略显意外，但在经历了北京、美国以及各地短暂生活的漂泊之后，他开始意识到，有一个地方以settle down的状态计划长久生活，对现在的自己是重要的事。

此外，他希望在收入水平、学术与教学等职业技能上继续进步；更深一层的目标则回到他多年未换的微信签名——"认识你自己"。

他表示，过去理解的"认识自己"更多是理论上分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偏向应然层面；如今则转向实然——真实情境下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喜怒哀乐在哪里、感受好的和不好的东西各是什么。家人朋友的健康快乐则是长久以来一贯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