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奥德赛”

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走过很远的路，会在某一刻忽然想停下吗？

班卓回忆早年的自己有点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喜欢独自默默长跑，只不过，旅行恰好是那时的她碰巧找到的另一种长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她就曾带着对理解生命的渴望，一个人出发去了很多国度，而在当时，一个女性去看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稀松平常。2010年年末，班卓完成墨西哥之行后停了下来，自那之后，几乎不再独自旅行。

某种意义上，过去的这三十多年是属于她的一场“奥德赛”。当一名女性走入这个世界，她不征服风景，只“与陌生人的生命发生碰撞”，体验不同时空中不同生命的相遇。最终，又在找到一些什么后，发现也许不再需要旅行。

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否与这个世界即便有再深再广的联结，也可能终有一天会感到某种“厌倦”？一个曾看过千万种不同风景的人，会因为什么而停下，又会在停下后如何面对那些日复一日的寻常？如何去安顿自己的生命和内心？

很多人曾和班卓聊过形形色色的旅行，这次，我们和她聊了聊出发之前与停下以后。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

一个女性去看世界，

是非常现代的事情

新京报：谈到旅行，前不久诺兰执导的电影《奥德赛》引发了许多讨论。同样都经历了各自人生中那些很重要的旅程，你在看这部电影时会有怎样的感受？

班卓：诺兰拍的《奥德赛》，实际上是把古希腊的英雄史诗改造成为一个现代的悲剧，它带有现代悲剧色彩。你看电影里的男主人公，他要完成一种自我和解与自我重构。所以和古希腊《荷马史诗》里的《奥德赛》相比，其实它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改版。

那恰好我自己的旅行也是很现代的。因为中国古代是不提倡这种旅行的。在古代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它讲“安土重迁”，讲“父母在，不远游”。甚至在21世纪之前，中国都没太有旅行这样一种东西，也不推崇把旅行作为一个向外探索世界、向内发现自我的方式。

你看我们的文化中和《奥德赛》类似的，找来找去也就是《西游记》而已，你还能找出第二个类似的东西吗？几乎没有。再比如像玄奘法师，他是有使命的，有功利性的目的。并且，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普通公民才能够申办因私护照。所以从这些角度上看，像我这样一个女性去看世界，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事情。

《奥德赛》（2026）剧照。

新京报：你平常有阅读的习惯，包括后来从旅行中回来，也在大学里面教书。可否结合一些你个人的经历谈谈，为什么在读了很多书后，出门远行、去真实地接触这个世界依然是必要的？

班卓：我一直在读书，就像我小时候是不需要任何人催促的。知识是我跟这个世界发生连接的重要途径。但后来我发现它是一个相当抽象的途径，我们人类按照知识的线索去把握这个世界，但这里面是没有生命的温度的。到上大学的时候，我渐渐地感觉到在学习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体会不到一种生命的温度，包括别人的、我自己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自己的，那我自己为什么活着？

随着我学到的知识越来越多，我愈发感觉它们离我太遥远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状态，太多人都在嘴上讲一套，私底下做一套。我看到太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只会说，但其实什么也做不到。我接触这个知识学术圈越久，越会发现绝大部分人学得越多，越生活在一个概念世界里，他们在那里如鱼得水：学术会议发言、写论文、搞项目，完全一副非常熟练的样子；可一旦到了婚姻、亲子关系、家庭、父母关系……他们都没办法解决。

那对于18岁的我，该怎么面对这样的分裂？当时我找到了旅行这个方式，因为旅行让我接触到大量的人。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就是18岁。我在南京读书，当时就沿长江坐船，沿途每一站我基本都会下船走走，一两个月之后到了暑假的末期，我到达了重庆的朝天门。在那次漫游中，我不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小小的旅行者，一路上接触到大量的人，对当时我对世界的认识是非常有冲击的。我才发现，不在城市里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很多人看起来没挣那么多钱，但他们过得很安然。他们可以远离这些知识，没关系，他们这辈子都未必接触这些理论，但他们都过得很好。

新京报：如果说奥德修斯的旅程是关于“英雄征服世界”的故事，那么你的旅行像是另一种叙事吗？当一名女性走入这个世界，就像你曾说的她不征服风景，只“与陌生人的生命发生碰撞”，体验不同时空中不同生命的相遇。可否聊聊一个女性的“奥德赛”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

班卓：现代社会其实越来越强调“自我发现、自我成长”，它有一个隐含的副产品，就是它越来越封闭。这个所谓的自我在缓慢成长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会外化，那个壳会越来越硬，一个坚硬的，冷漠的、自我的individual（个体）就形成了，而这里头有个很大的ego（自我）。整个现代社会关于自我的理论在发展过程当中，它自带这种坚硬的外壳，需要这个里面的人后期花更多的努力去打破，就是所谓的融入。如果你有一个坚硬的外壳，这个外壳充满了戒备，任何一个人还没敲门，你先假定他是个坏人。那来的都是坏人怎么办？很多人都充满了恐惧。

我在书中记录的那些陌生人间的深入沟通基本都发生在前现代社会。我也去欧洲、美国，但会发现这种沟通方式仍然很难，就是因为那是已经成熟的现代社会。我不可能在巴黎的街头就这么贸然地发生这样的沟通。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些前现代社会里，人跟人的沟通，它本身就是敞开的。我们的边界啊、规则啊，放到那是不适用的。当你的自我已经到了可以打开的状态的时候，就会发现人家也是愿意接受你的，这个世界本来就如此，只不过我们原来把自己封闭得太严实了。

新京报：在当下，旅行越来越与社交媒体联系——出发前看攻略，旅途中拍照打卡，归来后发圈分享。你觉得自己的这种旅行方式，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有可能“复制”的吗？

班卓：我原来觉得好像不可以，但最近我觉得是可以的。受我的一个学生的影响，她今年30岁了，也在学校教书，之前每年假期她也喜欢到处旅行，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打卡式”的。但今年她想尝试一种不同的方式。她虽然不太善于和别人交谈，但很喜欢拍照，于是就带了一个照片打印机上路了。她给当地人拍照，打印出来送给对方，那就有话讲了。

她去了南疆喀什，在喀什古城里游逛时碰到了一家人，祖孙三代在互相拍照，她就凑过去问能不能帮人家拍照。对方说当然可以呀，然后她拍得很好看，还打印出来送给对方，这家人就邀请她去他们家玩，正好在喀什南部几十公里之外的一个村里。她第二天就辗转几趟车真的去了，就开始偏离她的打卡了。后来去到那里，她就发现这家人真的是住在一个想象中的维吾尔族小院，有葡萄架，有无花果树，院子里种满了鲜花，妹妹拉着她去看刚刚产出小牛的母牛，大家就去抚摸那头母牛，安慰它，夸它，那头母牛也非常安心地躺在草堆上，享受人们的抚摸。她看到了传说中的“人间家庭样板”。

快到晚上，她也很放松，累了就躺在客厅的地板上。这时候，家里的妈妈已经把枕头和被子都拿出来了。她就知道了，这时候只要她张嘴，她就可以在这个家里待很多天。其实就完全像我在阿富汗的遭遇。

后来她开始在朋友圈发很长的小作文，写她的心路历程。她说：“其实我只要真的开始关心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这个人的世界就会向我打开。”她开始真诚地问：“哎，你过得怎么样啊？”当你真的开始关心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你都不需要去想什么话术，你的话就会自然冒出来。她说这一次的旅行，她感觉到世界涌入的这种感受简直太美好了。所以，我想这是可复制的，重要的是心态的转变。

走遍天涯海角，

最后还是得安顿自己的生命

新京报：在旅行的这些年，可能会有某一刻觉得，是时候停下来了吗？或者说大概从什么时候起，当初那种割裂感慢慢不再困扰你了？

班卓：很难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是慢慢发生的。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觉得知和行一定要合一，不管以什么方式。所以读书和行走，在我看来它有一定程度的合一。知行合一对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来讲都是必要的。不然就会分开，你只纯粹地知是没有用的；而纯粹地走也很容易变成漂流，就很盲目，很空虚。我是边学边走，边走边学。

但是到后来，我会愈发觉得这样一种通过旅行去探索世界的方式，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向外的探索。走遍天涯海角，最后去哪呢？其实还是要去发现自我，去安顿自己的生命。就像我在《燃烧的龙舌兰》写的，这个世界跟内心是相互成像的，我们只能认识到我们能认识到的那个世界。人习惯于把自己认知世界的这种感官能力当作天经地义的，而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本质是一些感官接收的信息，只不过我们把它整合，叫作了知识，并且认为这就是真理，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整个西方的当代思想都在反思这个问题，这种human made（人造的）。

《燃烧的龙舌兰》

作者: 班卓

版本：世纪文景/字游一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3月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就会发现，向外探索的是无止境的，可以停止，我需要好好地清理我自己的内心。我学了这么多，它需要反思，需要质疑，需要沉淀。20多岁的时候，身体有这种能力，有这种勇气和动力，于是可以不停地走，也不觉得苦。但到了大概40岁，我觉得可以停下来了，关于世界的感知，很多都已经在内心里了。

那如何去安顿自己的生命和内心？这时候旅行不再是完全的必需品了。所以它发生在年轻和中年或者老年以后，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基本认知定型之后，一个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质疑的能力也会下降，这时候出门玩就都是点缀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不再具有年轻时代的那种意义感了。

新京报：在《燃烧的龙舌兰》中，你提到，墨西哥那次是这种流浪式旅行的最后一次。是去完之后才有这样的感觉，还是说可能在去之前，就已经隐隐地有一种预感了？

班卓：的确，去之前就隐隐有了。当时要不是跟雅布有这个约定，我都未必出门了。但说实在的，我对墨西哥一直有好奇。早些年我读戴锦华老师主编的《蒙面骑士》，在当时的我看来，书中那些带着左翼知识分子狂欢的气质，那我作为一个学人类学的人，我天然好奇，也天然质疑，我要亲眼去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要去感知一下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在21世纪那种穷途末路的感觉，于是我去了彩虹聚会。想看看这种乌托邦的田园会不会破灭，我又去了保罗农场。一路走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代代的人都在做梦，都在逃离，都在反叛。人们会有各种情绪，从欧美五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延续着的情绪，这些情绪离中国其实挺远的，我们很大一个历史阶段都在努力求温饱，求生存，让孩子们过得更好，还没有空去想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之后，心灵怎么样？

现在心理问题很普遍了，作为大学老师，我真的看到年轻一代的空虚、迷茫、挣扎与痛苦。脆弱成为普遍性的特征，孩子们普遍脆弱，小心灵不堪一击，发生一个矛盾，双方都痛苦不堪，没有办法解决，生命力越来越萎缩。这是我们当代社会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之后出现的副产品，它是必然会出现的。那欧美世界的年轻人，他们想脱离这种状态，于是他们就用反叛，重新创造一个新世界，出现了嬉皮士运动，但我们没有。因为我们迅速又跟AI接上了。有个虚拟世界让你逃进去了，你不需要再在现实世界中去反叛，去创造，我们直接躲进去了，这是非常可怕的。

新京报：听得出来，你依然有困惑，但为什么不再有想接着往外走的想法了？当初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相遇对你不再有吸引力了吗？

班卓：我想先做个区分。之前我所说的旅行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它跟一般的好奇是不一样的，一般的好奇就是没见过的我要见一见，没吃过的我要吃一下。这种好奇心是可以永无止境的。而我对这些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多好奇，我关心的一直是人和行动。但是这些后来是被回答了的，尤其我转成学人类学，我会发现人就是生活在他的文化当中的，他的行为习惯乃至他表达情感的习惯，他的一切的行为特征都跟他的文化养成有关。

难道我要去认识所有的文化吗？我没有这个好奇，它一下就会变成猎奇。我一直对猎奇这个事情是保持警惕的，因为猎奇它是出于一种欲望，就是永无止息地对于新和奇的欲望的驱使。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认知需要被新的东西反复刺激。明白这一切背后的结构之后，对我来说，就可以停止了。

新京报：意识到一个人是被这些所有东西塑造的时候，对你这样一个非常在意意义感的人而言，这会滑向另一种虚无吗？

班卓：我早期是有无力感的，尤其在《陌生的阿富汗》这本书中，有很强的无力感。那时候我会问，善良有用吗？你的真诚能保持吗？这种真诚是不是一种自欺欺人？会不会其实只是一种廉价的同情，没有人需要这种善良。一个外来者进入一个陌生的文化和社会的时候，他会有无力感，因为觉得什么也改变不了。

但后来我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得去观察别人是不是觉得想要被改变。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在世界上看到的反而是一种强权关系。这个世界是不允许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按他们的方式去生活的。你看阿富汗，它作为一个中亚小国，它其实就是大国博弈的牺牲品，它今天的困境不是它的信仰造成的。

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所以真正认清这种大的世界环境和格局之后，这个无力感就不是无力感了，或者说是对整个人类的无力感。那就回到为什么加缪谈荒诞英雄，人类的整个生存的目的就是荒诞的。不说太远了，总之我的意思是，我对这种无力感的认知已经从它是一个内心的投射，变成了意识到这是人类的结构性问题，这背后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我这样一个女性”，

究竟为什么要决绝地走向世界

新京报：聊了这么多，我还是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在18岁的时候就有那么决绝地往外走的念头？

班卓：（笑）我父亲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基因上的勇敢。我的父亲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他怕老婆，全世界最怕的就是我妈，我妈可以拿着一把刀追着他满屋子跑的那种，像杀鸡一样。而我妈是那种掌控型的，还重男轻女。我有两个哥哥，在我妈看来，他们都比我聪明，但我学习却比他们好，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儿子学习不好，女儿却学得挺好，就衬着儿子不够好。

我从小身体不好，不能跑，不能出血，因为血流会不止，只爱看书。在我妈眼里，就是因为我能坐得住，所以才成绩好，她经常感慨：“哎呀，可惜你哥他们坐不下来。”我的整个青春期就过得很痛苦，所以18岁高考之后，我就很想离开家，越远越好，我一定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读大学。我们家在南宁，后来我被南京大学录取。当时我去上大学要坐好几天的火车，先去上海，坐大概两到三天，到了之后再另外买票到南京。

是啊，我为什么这么决绝呢？我觉得我妈肯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一种往外推的力。我不留恋这个家。当时大学每到假期，我就很发愁，又得回家了，我一点都不想回去。因为我妈她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你永远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发怒，她不高兴的时候就抓你来打一顿。作为孩子，你是没有办法控制一个成人的情绪的，她也没办法控制她自己。

大学毕业之后，我想我也要离我妈越来越远，我就去了西藏。她听说我要去西藏，还扬言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我就想，你怎么断绝呢？你要登报吗？还是只是朝我嚷嚷？她说，她要告诉谁谁谁，我说，那你去吧。总之，我妈就这样把我放逐到了全世界，她给我这个动力，让我觉得我要离她越远越好。

新京报：可是后来，你还是回去了。奥德修斯回家后要面对的是满屋子的求婚者，那你呢，从墨西哥回去之后，当时的你面对的是什么？一个曾经着迷于四处行走的人，这些年又是如何处理那些日常与附近的？

班卓：是啊，走过很多地方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什么人呐、世界呐、人跟人的关系呐，如果我跟我妈的关系没有做好，我跟世界的关系就是一套自我欺骗的说辞。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得回到我的日常，面对我自己的难题。我的外在的探索和我内在的痛苦相遇，我才能合一。如果我看遍全世界，爱这世上所有的人，独独不爱我妈，这肯定就是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燃烧的龙舌兰》最后一章里一定要写到塔提母女。在那短短的两个月里，我跟这个女孩子，我们像是一种情感共同体，我开始讲我的妈妈，她也开始讲她的妈妈，我们没日没夜地相互倾诉，我非常理解她，她也很理解我。我觉得我必须把这一点写清楚，我妈妈是我走遍全世界的动力资源。我其实也在隐晦地跟读者交代，我这样一个女性，究竟为什么要决绝地走向世界？

也就是说，人跟世界的和解，它必须包含人跟自我的和解，这其中包含了对周围所有人的和解。它是一个连环套。一旦你解完了这个，其他的可以说就全部迎刃而解。在走过世界之后，我意识到我必须回来解套，从我跟我妈的这种相互折磨的关系里解脱出来。

我后来找到的办法是，不要把自己限定在女儿，尤其是受害者、痛苦者的这样一个身份里，然后不要把母亲想成一个喜怒无常的母亲，她就是一个痛苦的女人。

她在她的人生经历里，她没有办法好好地解决她的痛苦。我在其他很多人身上都看到过中国式的这种女性，很多人没有办法表达她的痛苦，于是通过挑剔、指责、抱怨这种方式来表达她自己，然后把这一切施加在亲近的人身上。因为女儿是无助的，是最容易被施加的那个对象。

当我理解这种连环套的时候，我对她的怨恨就消失了。那种女儿对妈妈的抱怨——“你怎么就不能正常一点”——也消失了。当我把这一切解决之后，我的外和内才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了，我的日常也就迎刃而解。

新京报：有些感慨……一个男人旅行遍全世界，可能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家，而一个女人，她可能走遍全世界，最初只是为了离开那个家，去创造一个新的家。

班卓：倒也不一定是创造新的家。因为家这个定义是不固定的。

我觉得还是安顿内心吧。在《奥德赛》中，你看奥德修斯他回家，要解决他老婆的问题，他的怀疑，他的猜忌，是不是？他还是要安顿他的内心。你在外面升级打怪，征服这个国家，渡过那个难关，最后还是要乖乖地面对你的老婆，解决你家的问题，解决你的日常，解决你儿子。一样的。

只是我多了一个女性身份，女儿跟妈妈之间所谓的这种感觉而已。男人他要面对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一样的呀，日常里永远包含了这些关系。我总觉得这是一致的。本质上还是在说要回到内心，把内心驯服了，把这些毒瘤解开。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都是一样的课题。

“我写不出小说，

也不爱看当代小说”

新京报：为什么会给自己笔名取为“班卓”？当用这个名字写作时，旅行时的那个“自我”会和日常生活中的那个“自我”有所不同吗？

班卓：它最早是个网名。我大概1999年学会上网，当时中国开始有网络了，但电脑还没有普及。很快，到2000年左右出现了一些旅游论坛。我旅行经验那么丰富，于是就开始在旅游论坛写文章。我第一个ID就叫“班卓”，它其实是一个藏文名的缩写，班丹卓玛。因为有一个吉祥天母叫班丹拉姆。也有一个单词叫banjo，它是一种琴，翻成中文又叫班卓，大概是有这几层意思。

写完《陌生的阿富汗》这本书，我很想把它跟我的生活分开。我去了一个中国人不太了解的地方，我都很羞于告诉别人我去了这个地方，因为周围人大都会很惊讶，然后问一些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比如你怎么这么勇敢，或者是不是很闲……我为什么要去回答呢？所以我当时就用笔名，自然而然就沿用了这个网名。

《陌生的阿富汗》

作者:

版本: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

大概很多年里，周围人大多不知道我写了这本书，我也不会告诉他们。偶尔有人知道，恭维几句——你好勇敢哦。这都是很虚的。你要问他，我勇敢在哪？因为我不怕死吗？他没有办法回答，他就会有一种不能理解。我也不想去寻求周围人的理解。所以班卓的生活是我跟读者的关系，而我作为刘华，是老师跟学生，是打工人和同事们的关系，我是基本区分开来的，我想让它们互不干扰。

新京报：《陌生的阿富汗》写于2004年，再版于2024年，跨度二十年；《燃烧的龙舌兰》记录的是2010年的墨西哥之行，成书却在2026年。两本书都是在“旅行回来之后”才落笔，这种时间上的距离感对写作会有哪些影响？

班卓：这两本书其实都写得很及时，不是说放了很久才写的。有些经历我没有写，就是因为过程太快乐了，以至于它不深刻，写出来觉得像是假的。阿富汗的经历，它有痛苦，有疑惑，有泪水，有不解，这些我必须把它写出来。墨西哥也是一样的。明年还会有一本书关于从非洲到以色列，这段旅行是2008年发生的。之所以此前没有写，是因为当年的自己没有办法把控，其中涉及战争、贫穷、死亡这些话题，那时候的我没有办法把它很好地表达出来。

当然，我很多记不清了，幸好我有记笔记的习惯。因为我从小身体不好，气血不足，意味着记性不好。我知道我自己的这些弱点，所以每次出门旅行，不管多晚，我必须记下今天发生了什么。早期我还拍照，后来就主要以记录为主。当我要开始写非洲时，我就把我的日记完整地读一遍，那些人全部又都盘活了，而且很多印象特别深刻的东西是不可能忘记的。更何况它属于我的早期记忆，早期记忆往往是记得很深的，我未必记得昨天我们吃了什么，但是我不可能忘记这些，我生命里这么重要的人。他们活在我的记忆里，轻轻一拎，很容易就出来了。

新京报：你始终写的是不同生命之间的相遇与联结，但这终究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写作能力的外来者，在书写那些被书写者的故事。当女性作家书写其他女性的生命经验时，你是否纠结过这其中可能存在的权力关系？

班卓：我不纠结，纠结就没法活了。按福柯的说法，权力关系无处不在，只要有社会关系网络就有权力关系。那我作为老师，老师跟学生就是一种权力关系，不管在职场、在公司、在学校、在任何一个小型人类社会和文化体系里都有权力关系。如果我们纠结，都没办法张嘴说话了。

但是认清这种权力网络非常重要，要清晰地有一种自我反思能力——我正在说什么？我正在表达的东西是让我变成这种权力关系当中的施暴者，还是相对客观的表达者？这种清晰的自我认知能力非常重要。

《奥德赛》（2026）剧照。

新京报：在两本书中，你都写到了很多具体的旅行中遇到的人。有评论说这两部作品“像小说一样”具有人物塑造的深度。你如何看待“旅行文学”与“小说”之间的边界？

班卓：我写不出小说，我也不爱看当代小说。我爱的比如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会反复地去看的。以前的这些伟大的作家们，已经把人性写得如此深了，我们现在都是在狗尾续貂。从小说这种成就的高度来讲，当代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

我自己也不会再去写小说，因为这个方式我觉得是没落的。人类的虚构的能力现在可能还比不上AI吧？我们的时代已经是超越我们想象的时代了，我们所步入的这个网络世界，这个虚构的世界，很多都没有办法体会里头的本质，那怎么可能写出更优秀的、超越性的小说呢？人在现在这种非常复杂的社会里，面对一个机器世界，我们将来还是不是人？当我们的脑袋被植入一个芯片，我们还算不算人类？这些问题还想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写小说怎么可能写得好呢？

我更愿意去写写我的内心。因为我自己思考了这么多年，我的旅途，我的人生，每一段都可以写。我写我自己就很好了，因为它就像一个内心之镜，可以折射出整个大世界来，我把这些好好写出来就已经挺好了。

整个现代社会

都在制造无痛感的东西

新京报：除了写作之外，你也在一所大学教人类学。这些年旅行的经历对于教授人类学会有哪些启发？

班卓：在国内，人类学一直都是没有特别兴旺发达的一个学科。但这些年，我在教人类学的时候确实感受到一个变化。我们都知道，人类学的课本上有很多数据，比如大约在多少年前，人类文化有大概多少种，那现在，进入21世纪之后，消失了多少种？有次学期中我带研究生的课程，提到这里时，我问大家读到这些数据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他们就说没有什么感觉，“消失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世界上注定会有一些少数民族就是会消失的”。

到了下一个学期，我开始带他们去做调查，他们开始接触到大量的人。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去问这个民族的老人们：“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孙子，他们再也不会说你们的语言的时候，你会感到难过吗？”老人一时说不出话，却流下了眼泪。看到眼泪，学生们都很震惊。

这是人类学的一个痛苦，因为人类学处理的都是这些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或者即将消失的边缘文化。这个学科面临的就是消失。但好多学生进入这个学科，他们面对的首先是数据，数据是没有情感的。可他一旦进入一个少数民族做调查，开始接触到这些具体的人的痛苦，多少文化被迫要消失，不是立刻马上从地球上消失，而是一代又一代的遗忘。学生们才感觉到，原来消失是包含了痛苦的，它不是一个名词。当学生们开始理解这种痛感，这门学科才开始变得活生生了。

其实人类学有个底层的追问，现代化一定是痛苦的吗？

肯定的，必须的。

因为它是一种强势文化席卷全世界的过程。而那些弱势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就是在“被消失”，变成博物馆里的藏品，变成被拯救的一群文化遗产。所以，经过这些调查之后，学生们会感慨，他们说自己在重新面对这些数据的时候，会希望消失来的慢一点。这时他们才真正进入了这个学科。

这就是接触人和没有接触人的区别。

这也是人类学的意义。这个学科它不是培养那些学术圈里善于做数据的学者，从这里走出来的人应该会对生命有更强的感知能力，对整个人类的结构会保持更敏锐的觉察，对消失会有痛感。而我们这个现代社会，它在谈及生命的消失，包括死亡这个事情，痛感都是被遮蔽的。整个现代社会都在制造无痛感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无痛感它包含着遮蔽和欺骗。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记者：申璐；编辑：走走；校对：卢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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