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名师热议把高考英语降分，而越南年轻人不学英语，难找好工作

前言

指尖滑过屏幕，高考英语是否该“退出主科”的热议频频弹出；考研数学名师汤家凤一句“应降低英语在基础教育中的核心权重”，瞬间点燃舆论风暴——点赞者高呼解气，质疑者连夜撰文反驳。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洪明基正式提交提案：将高考英语总分由150分压缩至100分，实行一年两次考试、择高分计入，大幅削减复杂语法考查比重，转而强化真实语境下的听说应用能力。

教育部随即作出明确回应：英语仍将保留在高考科目体系内，主科身份不变；但政策落地节奏却悄然提速——义务教育阶段外语课时占比从原先的11%–13%下调至6%–8%；北京市更率先试点，自2026年起高考英语听说部分独立上机测试，满分50分，全年开放两次考试机会，取最优成绩；笔试部分则同步压减为100分。

与此同时，一衣带水的邻国越南，正以截然相反的姿态加速推进语言战略升级。

我们这边还在权衡分数增减，那边已在全力构建英语教育新生态

一组数据令人沉默：农村户籍考生英语平均得分比城市同龄人低约20分，这一落差显著高于数学与语文两科；67.2%的城市儿童在五岁前已系统接触英语启蒙，而农村地区该比例不足8%——数字背后，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真实切口。

当一门语言类课程享有与数理化同等计分权重时，它事实上成为许多逻辑思维强、实验动手能力强却受限于语言表达的学生升学路上的隐形门槛。有高三物理竞赛生坦言：“刷了上千道完形填空，进厂调试设备时连英文说明书都得靠翻译软件。”投入巨大，转化微弱，效用失衡已成为普遍共识。

不过，主张维持甚至强化英语地位的声音同样坚实有力。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公开指出：“放弃英语学习，等于主动关闭通往现代知识体系的大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董洪川强调：“在科研合作日益紧密、技术标准持续互通的今天，英语早已不是‘选修技能’，而是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的基础通行证。”

教育研究专家熊丙奇揭示了一个被反复验证的现象：一旦某学科退出统一计分体系，“学校缩减课时、教师弱化教学要求、学生减少精力投入”便如多米诺骨牌般依次倒下。

更值得警醒的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显示，高收入家庭从学前教育到本科毕业累计教育支出达57.8万元，约为低收入家庭的3.6倍——校内英语课时一旦压缩，前者可迅速对接外教一对一、沉浸式夏令营、国际课程衔接班；后者往往只能接受标准化课堂中不断稀释的教学内容。

当国内围绕英语分值激烈博弈之时，不妨将视线投向南方邻邦。

越南青年的职业现实：英语不过关，优质岗位自动屏蔽

2025年10月，越南政府颁布《2025–2035国家外语教育发展纲要》，首次以国家级战略文件形式确立英语为国民教育体系“第二官方语言”，明确规划：2030年前实现小学一年级起全面开设英语必修课；2035年前完成从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全学段英语普及覆盖。

首都河内市已启动先行试点，计划于2026–2027学年在20所重点中小学及师范院校推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模式，首期财政拨款达4.5万亿越南盾（约合1.72亿美元）。越南教育培训部设定硬性目标：至2035年，英语将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承担起实质性的通用教学语言功能。

政策驱动之外，就业市场的反馈更为直观。据河内科技大学教务处披露，2024届毕业生中，英语能力达到CEFR B2及以上水平者，起薪较同专业平均水平高出20%。

该校统计数据显示，2024届本科生月均起薪区间为1200万–1250万越南盾；具备良好英语沟通能力的毕业生，起薪普遍落在1440万–1500万越南盾区间——在当前越南人均月薪约700万盾的背景下，这相当于多出近半个月的实际收入。

越南本土招聘平台Joboko基于近58.2万条有效岗位信息发布的《2024行业语言需求白皮书》指出：在制造业自动化产线、IT软件开发、跨境电商业务等关键领域，要求应聘者具备基础英语能力的岗位，其薪资中位数比同类无语言门槛岗位高出10%–40%；部分跨国企业驻越分支机构提供的高级工程师、本地运营总监等职位，月薪可达4000万–1亿越南盾，英语口语流利度与商务写作能力均为不可替代的录用前置条件。

当然，越南整体英语素养仍有明显提升空间。EF英语熟练度指数2025年度报告显示，越南综合得分为500分，位列全球第64名，在亚洲25个参评国家中排第7位，刚刚跨入“中等熟练度”区间；其中阅读522分、写作508分，但口语仅461分、听力470分——典型“哑巴英语”结构，印证着应试导向尚未彻底扭转。

这说明越南同样深陷“考什么教什么”的惯性路径，但其改革方向清晰坚定：推动教学重心从“应对标准化考试”转向“支撑真实职场交流”，从“知识记忆型”转向“能力输出型”。

两条路径，两种逻辑

横向对照可见鲜明张力：我国教育界聚焦于英语是否仍需占据150分高位、是否应调整为等级赋分或限科选考，深层诉求指向学业负担缓解、城乡教育公平托底、以及为理工科潜质人才松绑。

越南教育决策层则集中攻关如何让英语真正扎根课堂——从学前启蒙起步、在高校推行双语授课、使英语逐步成为校园行政管理与学术研讨的默认工作语言。

两种选择各自根植于本土现实土壤。中国家长的紧迫感真实存在：一名初中生日均英语学习时间超120分钟，高三毕业班学生每周英语专项训练达24小时以上，大量时间被用于反复操练固定句型与高频词汇，客观上挤压了物理建模训练、化学实验设计乃至编程实践等高阶能力培养窗口。

而越南的选择，则源于一个清醒判断：作为全球电子制造与数字经济新兴枢纽，英语能力直接关联岗位准入资格与职业跃迁速度。越南劳动部联合多家头部企业调研证实，84%的人力资源主管认为全球化协作正持续拉升英语使用频次；95%的受访者确认该趋势在未来五年内不会减弱，反而将进一步深化。

越南国会教育委员会在审议《第二语言法案》时亦坦率承认：尽管目标宏大，但在湄公河三角洲等欠发达区域落实该政策面临严峻师资缺口——预计需新增1.2万名合格学前英语教师及1万名具备教学资质的小学英语专任教师，方能覆盖全国约5万所各级学校、服务近3000万在校学习者。这一结构性难题，与中国中西部乡村英语教师“招不来、留不住、教不好”的困境高度呼应。

结语

英语本质是一种工具性语言，争议焦点从来不在“学或不学”，而在于“为何而学、如何致用”。越南将其锻造为撬动个体就业质量与国家产业能级的关键支点；中国则在重新校准这门课程在整个育人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价值坐标。

两种路径并无高下之分，但有一条共识日益清晰：在全球互联互通的时代棋局中，语言能力始终是不可替代的战略资产之一，区别只在于各国依据自身发展阶段与核心诉求，为其配置优先级与投入节奏。

信息来源：

【免责声明】文章所述事件、配图均源自公开网络信息整理，旨在传递教育改革思考与国际比较视野，弘扬理性探讨精神。如涉及版权或人物肖像权益问题，请联系后台，我们将第一时间核实并妥善处理。文中存疑细节，一经反馈即刻核查修正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