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1年冬天，山西昔阳县大寨村，郭凤莲接到县里的通知：组织上准备让她重新回大寨工作。这个消息来得突然。此前，她已经离开大寨十多年，工作地点换过多处，身份也从家喻户晓的先进人物，变成了公路段的普通干部。
县委书记问她：“回大寨，你愿不愿意？”
郭凤莲没有马上答复。她清楚，重新走进大寨，绝不是换一个工作地点那么简单。那里有她熟悉的乡亲，也有一段难以轻轻放下的历史。
1980年春，郭凤莲正在田间带人挖排水沟，一辆吉普车把她接到县里。随后，她被免去大寨党支部书记职务，安排到其他岗位。第二天回村时，办公室里的档案和文件已经被清走，连保险柜中保存的书信、字画也一并不见。
那一年，郭凤莲36岁。她曾多次反映情况，却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县里成立工作组核查大寨过去的账目后，她被安排到工厂生产钉子。两年时间里，车间、铁件和重复劳动，成了她生活中最熟悉的景象。
她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心里很苦，喝酒时常常忍不住流泪。酒量并没有给她带来轻松，反而让压抑的情绪有了一个出口。此后十一年，她先后被调往七八个地方，可心里一直装着大寨。
有意思的是，真正促成她回归的，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安慰，而是许多老劳模的共同呼吁。1985年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在北京召开，山西代表团中有人专门提出，希望郭凤莲重新出来工作。那些曾经并肩奋斗的人，始终没有把她遗忘。
1991年11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到大寨开会，提出要见郭凤莲。一个多月后，县里正式通知她准备回村。消息传回家中，丈夫贾富元和孩子们却有顾虑。
贾富元说：“过去你在大寨太忙，孩子几乎顾不上。现在一家人能团聚，何必再回去？”
这番话并非阻拦，而是一个丈夫对家庭生活的实际担心。郭凤莲离开大寨后，家人才有了相对完整的团聚时间；一旦回去，工作压力很可能再次压到她身上。
可第二天清晨，郭凤莲还是把话说得很坚决：“大寨需要我，我得回去。”
贾富元最终默默支持了她。两人同村，又都来自大寨。贾富元曾在甘肃服役，后来担任昔阳县武装部部长，对妻子的性格和大寨的分量十分清楚。这个决定，既有夫妻之间的体谅，也有一个大寨人对故土的责任感。
回村之后，郭凤莲面对的不是现成的局面。大寨需要找到新的经济支点，不能只靠过去的声望维持。她把目光放在山西最具优势的煤炭资源上，亲自外出联系客户。
那时谈生意，饭桌上的应酬很难避开。有客户半开玩笑地说：“你陪着喝，我就买煤。”
郭凤莲没有退缩。原本一杯酒就容易醉倒的她，为了把煤卖出去，硬是练出了酒量。有人只看见她在席间喝酒，却未必明白，背后是一个集体能否获得订单的现实压力。
煤炭销售打开局面后，她又筹划建设水泥厂。为寻找合作和市场，她奔波于河南、山东等地。资金、技术、销路，每一项都需要反复协调。大寨要转型，靠单打独斗显然不够。
这时，华西村的吴仁宝给了她重要帮助。据相关回忆，吴仁宝曾表示，大寨缺什么，只要力所能及，就尽量支持。对于刚开始摸索市场的大寨而言，这种支持不只是物资层面的，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办村企、抓经营的经验。
另一位给予帮助的是大邱庄的禹作敏。禹作敏后来因违法犯罪受到法律惩处，这是必须分开的事实；但在大寨发展遇到困难时，他确实曾在资金、项目和经营方面提供支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因为其后来的问题，就把此前发生过的具体事情一概抹去。
有了家人的托底，也有吴仁宝和禹作敏等人的援手，郭凤莲才逐步把大寨的产业摊子支起来。煤炭、水泥以及农产品加工等项目，构成了村庄重新寻找出路的基础。
她也曾遭遇流言。有人借机向她索要钱财，散布她贪污的说法。郭凤莲对此非常愤怒，曾当面表示：“如果我贪污一分钱，任凭处理。”
她的生活习惯同样朴素。外出时不愿参加昂贵的消费项目，请客吃饭也常说，大家吃盒饭就行。1965年全国民兵比武时，她曾获得女民兵射击方面的荣誉，但多年以后，面对靶场邀请，她并未把往日身份挂在嘴边。
大寨的重建，靠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重新找项目、找市场、找合作。郭凤莲回村后承担的，正是这样一份琐碎而沉重的工作。两个外部援手解决了部分难题，家人的理解则让她能够继续把这条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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