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上海“生娃免费”新政值得点赞，但更需提高发钱生娃力度

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都注意到了上海近期在生育政策上的新调整。有关部门推出了一系列医疗费用减免措施，努力把在医院生孩子的支出降到最低，这种做法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免除生产费用固然是件好事，但真正影响家庭决策的，从来不是产房里的几天花费，而是往后二十年沉重的养育开销。上海要想改变人口持续走低的现状，究竟还需要拿出怎样更有力度的支持举措？

要想看清上海人口面临的真实情况，首先要看两组最基础的人口统计数据。根据上海市卫健委公布的人口监测统计资料，2023年上海全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0.60，而2022年这个数值还是0.70。在国际通行的统计标准中，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才能维持正常的人口更替，0.60已经处于全球超低水平。

上海的老龄化程度也在持续加深。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的综合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4年末，上海户籍总人口为1537.98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了577.62万人，在户籍人口中的占比已经上升到了37.6%，老年抚养系数更是达到了73.0%。

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现状，降低生孩子阶段的医疗自费比例，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其实非常有限。因为在现代家庭的账本里，把孩子生出来只是一次性的短期支出，公立医院普通分娩的费用通常在数千元左右，即便加上检查和休养，也只占总体花费的很小一部分。

根据育娲人口研究智库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0岁至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在全国范围内约为53.8万元到58.0万元。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上海，这项数据在全国各省市中位列第一，普通家庭把一个孩子抚养到17周岁，平均开销达到了101万元到102.6万元。

如果把孩子上大学本科期间的学费和日常生活费用也计算在内，上海家庭养育一个孩子的整体支出普遍超过了120万元。数据研究还表明，在中国把一个孩子抚养到成年所需的支出，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6.06倍到6.3倍，这个支出比例在全世界都处于最高梯队。

从婴儿时期的奶粉、纸尿裤，到幼儿时期的托育照护，再到学龄阶段的校外辅导、特长培训和营养日常，每一笔钱都是长达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稳定现金支出。产房里的医疗减免只有几千元，相比起超过百万元的后续养育总账单，根本无法减轻家庭的长期经济负担。

所以梁建章等人口经济学者一直明确指出，单纯把生产阶段的医疗费用免除，只能解决最表层的开销问题，无法改变年轻人对未来经济承受能力的评估。既然降低生产费用无法填补巨大的养育资金缺口，那么政策到底该如何通过直接增加家庭收入来拉动整体经济呢？

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居民消费增长乏力，预防性储蓄意愿处于高位。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直接向有儿童的年轻家庭发放育儿现金补贴，并不仅仅是一项人口支持政策，它同时也是一项拉动社会消费的有效经济举措。

在经济学规律中，不同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很大差别。高净值人群或者老年群体在获得额外资金后，通常会把大部分资金存入银行；而处于养育阶段的年轻家庭，日常各项刚性支出极高，这类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处于0.85到1.0的极高区间。

很多学者在此前讨论投资时，往往只把修建道路、扩建机场和建设工业园区视为基础设施建设。但在传统实物资产建设逐渐趋于饱和的当下，对人本身的投资同样应当被视为一种基础设施投资，学者们通常将其称为人力资本投资。

把财政资金直接投入到年轻家庭和儿童成长上，就是在为未来培育高质量的劳动力、技术研发人员和养老金缴纳群体。这种投资形成的长期经济产出，不仅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反而能够有效增加社会的总供给质量，其长远回报率远高于低效益的重复工程。

除了日常养育的生活成本之外，住房空间是制约年轻人生育计划的另一个关键物质因素。如果一个年轻家庭在城市里只能负担得起一套小户型住宅，在需要长辈或保姆协助照料孩子的情况下，家庭就很难有足够的物理空间去接纳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

上海的二手房与新房价格长期处于相对高位，普通年轻夫妻如果要置换一套能够容纳多人口的三居室或四居室，面临着巨大的购房首付和按揭贷款负担。居住面积的大小和居住支出的高低，直接构成了年轻家庭决定是否继续生育的最主要现实限制。

上海近期在住房政策上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例如将家庭购买首套房的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还可以享受20%的上浮优惠，这确实降低了一部分利息成本。但如果整体居住成本依然偏高，年轻人依然不敢放心规划未来的家庭规模。

降低住房成本和增加家庭现金收入，确实是解决家庭经济空间的核心抓手，但社会上也有人担心上海作为特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上海在物理空间和制度上究竟还有没有继续吸纳年轻人口的客观余量呢？

外界对于特大城市往往存在一种直觉上的误解，认为城市规模太大就必然装不下更多人口。但如果把上海的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拿来做客观对比，就会发现上海目前的整体空间承载能力依然有着相当充足的扩展空间。

根据上海统计部门发布的年鉴数据，上海市的行政陆地总面积为6340.5平方公里，2024年末的全市常住人口约为2487万人，平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3923人。而同为亚洲高收入国际大都市的新加坡，其土地总面积仅有约734.3平方公里。

新加坡在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了近600万常住人口，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8300人到8400人。计算可以得出，新加坡的人口密度是上海市域平均密度的2.1倍以上，而日本东京核心二十三区的人口密度更是超过了每平方公里1.5万人。

上海的人口分布在地理上呈现出高度不均衡的特征。黄浦区、静安区、虹口区等传统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确实达到了每平方公里两万到三万人以上，但占据全市绝大部分面积的外围郊区，人口密度通常只有每平方公里几百人到一千多人。

上海重点打造的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五个新城，拥有充足的产业用地和生活开发空间，配合正在加速建设的市域铁路网和轨道交通骨干网，完全具备承接数百万年轻人口和新增家庭的物理空间，所谓的城市容量上限在客观上并不存在。

既然物理空间依然非常宽裕，那么关键就在于制度层面的准入机制。早年上海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过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的设想，但在深度老龄化和极低生育率同时到来的客观现实面前，机械地维持人口控制目标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最近几年，上海的落户政策已经开始出现渐进式的宽松调整。从最初只对少数几所顶级名校开放直接落户，逐步扩展到在沪高校应届硕士研究生、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届硕士研究生，以及在重点区域工作的应届本科生，都可以享受免打分直接落户的政策。

在五个新城和临港新片区，居住证转办户籍的年限要求也已经从原来的七年缩短到了五年甚至三年。这些政策变化充分说明，城市管理者已经意识到，一个缺乏年轻劳动人口输入的城市，其养老保障体系和经济活力在未来都将面临不可持续的严峻压力。

所以摆在面前的政策方向非常明确，就是要把育儿补贴的标准提高一点，把年轻家庭的住房成本降低一点，把外来人口的落户限制再放开一点。只有让年轻人在大城市里留得下来、住得体面、养得起孩子，人口长期发展的基本面才能真正迎来良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