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名中国劳工遗属，向日企索赔人均37万元，中国劳工30多年索赔史，只有一次从日本拿到钱

9月16日，在中日关系正紧张的情况下，日本《共同社》刊文表示，50名当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遗属，已经向河北石家庄法院提交诉状，把大成建设、日铁矿业等6家日本企业告上法庭。

中国劳工遗属的诉求，包括索赔人均37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并要求这6家日本企业，至少在中日两国一共10家媒体刊登道歉声明。

日本《共同社》认为，现在高市早苗内阁涉台言论让双边关系持续降温，中方对二战日本战争罪行的清算力度明显上升。

如果这几家日本企业拒绝赔偿、拒绝道歉，后续有可能面临出口管制收紧、在华市场份额缩水这类现实后果。

本次被50名中国劳工遗属起诉的6家日本企业，分别为大成建设、日铁矿业、三井金属、住友金属、鹿岛建设、西松建设。

这六家全是日本战前战后都存在的老牌大企业，当年都参与了日本政府主导的强掳中国劳工计划。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和这些企业联手，从中国抓走将近4万名普通民众，运到日本本土矿山、工地做苦役，吃住条件极差，高强度劳作，大量劳工病死、累死、被虐待致死。

这批企业里，大成、鹿岛、西松都是日本顶级大型建设公司。日铁、三井金属、住友金属属于钢铁有色产业链核心企业，当年大量依靠强征劳工开采矿石、修建工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劳工幸存者和遗属，持续发起对日索赔诉讼。先后在日本本土多地法院，以及国内北京、石家庄等法院提交诉状。

粗略统计，前后有数十起集体诉讼，数百名劳工、遗属参与维权，涉及三菱、三井、鹿岛、西松等十几家加害企业。

虽然中国劳工不断努力发起诉讼，但现实非常残酷：在日本本土法院，几乎没有拿到终审胜诉的案例。

2001年东京地方法院，刘连仁案一审判决日本政府赔偿2000万日元，是罕见的一审胜诉。

但后续日本司法体系逐渐转向，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关键判决，单方面拿《中日联合声明》为理由，主张国家层面放弃战争赔偿，进而认定民间个人索赔请求权消失。

哪怕判决书承认当年强掳劳工、虐待劳工的历史事实，依然驳回赔偿诉求。等于日本司法承认历史罪行，但拒绝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国内法院受理的劳工诉讼，立案门槛已经打通，但长期面临一个现实难题：被告日本企业拒绝接收传票、拒绝出庭应诉，跨国送达、执行环节难度极大。

迄今为止，没有国内法院作出判令日企支付赔偿金的生效胜诉判决。

唯一拿到实质性补偿的路径，不是法庭判决，而是企业和解。最典型就是三菱综合材料，2015年三菱综合材料和中国劳工代表达成和解，承认当年奴役劳工的历史事实，设立基金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同时做出道歉。

这也是中国劳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持续30多年的对日索赔史中，唯一一次从日本企业的手上拿到赔偿款。

西松建设当年也曾经达成和解，作出谢罪表述。但要注意，和解不等于法律判决，企业和解文书里，大多会附加条款，不承认自身存在法定赔偿责任，更多是道义层面补偿。

不少日本法律界人士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已经了结战争赔偿，民间索赔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但国内法学界、劳工维权律师普遍反对，因为当年联合声明是国家之间放弃国家索赔权，从来没有剥夺普通受害民众的个人民事索赔权利，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外交部过往多次表态，民间受害者索赔权利不受政府间条约约束。这也是本次石家庄诉讼，原告方最核心的法理基础。

那么，这次这几家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分量如何呢？这6家日本企业，没有一家在中国消费市场家喻户晓，但在基建、特种钢材、工业原材料细分领域，业务根基很深。

大成建设在中国主要做大型基建项目咨询、工程总承包，参与国内部分轨道交通、大型商业综合体配套工程。

鹿岛建设早年在国内工程业务规模不小，近年业务收缩，以高端工程咨询为主。

日铁矿业、住友金属、三井金属，核心业务是特种钢材、金属原材料供应，很多国内高端制造业、汽车、精密设备产业链，会采购它们的特种金属材料。

这6家企业单独在中国市场的整体市场份额，没有公开统一的完整统计。它们不是丰田、索尼这种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品牌，营收大头不在中国，中国属于重要海外市场，但不是营收基本盘。

一旦受到出口管制、招投标限制，不会直接让企业倒闭，但会直接切掉它们在中国高端工业、基建领域的业务机会，长期蚕食利润。

那么，这次中国劳工遗属的起诉，胜诉拿到赔偿、公开道歉的概率有多高呢？

直接拿到法院判决强制赔偿的概率偏低，但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从过往案例看，跨国民事判决执行是最大门槛。就算石家庄法院将来判决原告胜诉，想要在日本执行这笔赔偿金，要走日本司法承认和执行程序。

日本最高法院 2007 年的判例，已经卡死了这类战时劳工索赔的法律口径，日本法院大概率不会承认和执行这份判决。

但这不等于这场官司没有意义，诉讼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舆论与外交压力。现在中日关系处于低谷，6家日本企业要权衡两件事：继续硬刚，就要承受在中国市场业务受限、品牌声誉受损。

三菱、西松当年和解，虽然有道歉，但都是定向对受害者群体谢罪，并没有按照这种要求，在中日十家主流媒体刊登正式道歉公告。

日本企业非常抗拒这种公开登报道歉的形式，一旦开了先例，当年所有参与强征劳工的几十家日本企业，都会面临连锁索赔浪潮。

很多人会把这场官司当成单纯的法律案件，其实它早就超越法庭本身。

这批劳工大多已经离世，走上法庭的基本都是遗属，他们想要的不只是钱，是加害企业正式承认当年的罪行，留下一份白纸黑字的道歉。

就在这批劳工遗属递交诉状的同一周，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在北京访问。一边是议员来敲门谈经贸交流，另一边，民间受害者在国内法庭起诉当年加害日企。

两件事放在一起，对比感特别强烈。

日方现在的思路，就是想把现实经贸往来，和二战历史、中国台海问题切割开。

一边派议员、经贸代表团来华谈生意，一边在台海问题上持续踩红线，同时日本企业对历史罪行一直采取拖延、回避的姿态。但历史债务，根本切不开。

战争已经过去八十多年，当年抓劳工、奴役劳工的决策者大多早已不在人世，但当年参与作恶的企业法人主体延续至今。企业享受了当年掠夺劳工带来的红利，就不能一直回避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