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主政郑州，大力实施“引博从政”，五年引进了160名博士

2002年9月28日上午，郑州康复后街，几个市民正在路边聊天，一辆自行车从街口拐了进来。骑车的人穿着普通夹克，身后跟着几个同样骑车的人。他们沿着坑洼不平的路面慢慢骑，不时停下来看看路边的窨井盖，抬头望望不亮的路灯。

住在四排房的退休工人袁宝才认出了其中一个人，愣了一下——那是市委书记李克。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第一次看到市领导骑自行车来我们家属院。”袁宝才后来对记者说。那天上午，李克和副市长康定军、市政局局长刘克顺、市规划局局长张保科一起，骑着自行车从硝滩街开始，一路骑过塔湾路、职工路、法院街、民主路、自由路、二道街、西中和路，最后到康复后街。

在康复后街，退休工人郭新芝大娘拦住他，说这条街多少年都是卫生死角，窨井盖烂了很长时间，路上堆了好几堆石子砖头，路灯也不亮，经常有人家里被盗。李克听她说完，没有当场拍板什么，只是点了点头。事后有关部门说，他这次查访，主要是为第二年整治背街小巷做前期调研，“真正改善最基层的市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

李克是2001年6月到郑州的。他是广西扶绥人，壮族，此前在南宁当了三年市委书记。一个在南方城市干了半辈子的人，调到黄河边上的郑州，面对的是一个正在艰难转身的省会。

那时候郑州的民谣是这么唱的：“郑州，郑州，天天挖沟，一天不挖，不是郑州。”主干道修了挖、挖了修，背街小巷却没人管。李克到规划局调研，发现偌大一个省会城市的规划局，工作人员学历最高的就是本科，没有一个硕士。全市2000多名县处级干部里，全日制本科毕业的不到三分之一，博士只有三个，还都在基层企事业单位。

他在班子会上说了一句话：“老百姓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城市规划设计水平不高，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归根结底，还是人才的匮乏造成的。”

于是有了后来在全国引起轰动的“引博从政”。郑州市委组织部的人“五顾茅庐”，请回了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王鹏。王鹏原本已经与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签约，年薪二十万。郑州市委副书记祁金立得知深圳公司不肯放人，说了一句话：“要赔偿，郑州拿；赔多少，给多少！一定要把王鹏抢过来！”

王鹏到任后，主持了“郑州市中心城区总体概念性城市设计”和面向国际招标的“郑东新区总体发展概念规划”。面对二十多位国际知名的规划专家，他直接用外语与专家讨论专业问题。日本一位著名的国际规划大师感叹：“没想到中国内地有这样年轻、高水平的官员。”

到2003年初，已经有52名博士在郑州各级岗位上任职，计划三年内达到150名。消息传出去之后，反对的声音不小。有班子成员直接跟李克说：“不中啊，李书记，博士哪会到我们这个落后地方来呢？”也有一般干部不理解：这么多年我们不也干得挺好？

李克没有跟人争论。他带着人跑到清华、北大、中科院去做调研，把引进的条件、岗位、待遇一条一条定清楚。后来有记者问他这是不是“政治作秀”，他回了一句话：“引进博士不是装门面，是郑州发展确实需要。”

博士们到任后的表现，慢慢让怀疑的人闭了嘴。中科院博士高照良到中牟县当副县长，跑到黄河滩区实地调研，提出因地制宜改良树种。童丽萍博士担任市建委副主任后，敢于向世界著名建筑设计事务所提出质疑，促其修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建筑结构方案，为政府节约了约一亿元建设投资。市建委主任谈起本单位的博士副主任，赞不绝口：“博士的专业优势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善了建委的对外形象。”

博士的事安顿下来，他把目光转向了街面。他在康复后街骑了一上午自行车，把群众反映最集中的几条背街小巷挨个看了一遍。2003年，郑州市开始大规模整治背街小巷。市政府专门下发了中心城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要求达到“路平、灯明、水通、安全、卫生”。那两年，郑州“十件实事”的内容侧重于完善市政设施，基本实现市区路灯全覆盖，改造背街小巷和市区旱厕。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院子。当年他骑车经过的那些街巷，后来一条一条整修了。退休工人袁宝才说的那句话——“第一次看到市领导骑自行车来我们家属院”——后来成了郑州背街小巷整治的一个注脚。群众说，领导工作忙，能抽出时间来看看就很感动，群众需要的就是办实事。

2006年1月，李克离开郑州，任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他在郑州主政了四年半，时间不算长，可正好赶上郑州从一座“天天挖沟”的老城往区域性中心城市转身的关口。他走的时候，郑东新区的框架已经拉开，引进的博士充实到了各级岗位上，背街小巷从没人管变成了有人问。

离开郑州之后，他一直在河南工作。2012年10月，已经担任常务副省长的他宣布郑州引黄灌溉龙湖调蓄工程蓄水，经过沉淀处理的黄河水注入龙湖，郑东新区龙湖区域建设全面启动。当年他在郑州推的郑东新区规划，十几年后仍在继续往前走。

后来，他调回广西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郑州人说起李克，说的不是他在省里的头衔。说的是2001年那个夏天，他在规划局发现连一个硕士都没有时说的那句“这怎么行”；说的是“知工办”的人五跑清华，市委副书记说“要赔偿，郑州拿，赔多少给多少”；说的是王鹏早上6点半到郑州、8点就坐进规划评审会的那个上午；说的是童丽萍顶住压力修改方案，为政府省下了一个亿。

他在郑州主政了四年半。走的时候，郑东新区的框架已经拉开，160名博士充实到了各级岗位上。一座城市的干部队伍，从“连图纸都看不懂”变成了有博士坐在规划评审会里用外语跟国际专家讨论方案。这场人事实验的争议从未停过，可争议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