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江苏泰兴七圩港附近,人民解放军炮兵连长赵诚斋盯着江面上的一艘军舰。渡江战役即将开始,英国“紫石英”号却逆流驶入解放军主要渡江地段。这个细节,决定了随后一场震动中外的炮战。
当时的长江,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江河,更是一条军事分界线。国民党军把七十万兵力部署在南岸,企图凭借水面和工事阻挡解放军。解放军方面已经明确,外国军舰若进入作战区域,必须接受警告;拒不离开者,可以开火。
“紫石英”号并没有停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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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先发出警告,英舰不但继续上驶,还把炮口转向岸上阵地。赵诚斋请示后下令射击,几门火炮迅速打出齐射。江面水柱翻腾,双方炮火很快交织在一起,南岸的国民党炮兵也趁机加入战斗。
英国海军显然低估了对手。英舰装备较好,主炮口径和射速占优,但当时的航向限制了火力发挥。解放军炮兵把火炮伪装在江堤附近,采用直瞄射击,连续命中目标。“紫石英”号中弹三十余发,舰桥、甲板和轮机舱多处受损,舰长斯金勒少校、副舰长威士顿上尉负伤,操舵兵当场死亡。
英舰升起白旗,炮火暂时停下。
谁也没有想到,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紫石英”号随后重新挂起英国军旗,试图驶向南岸方向,却因舰上中国领航员死亡、驾驶台受损和航道不熟,一头搁浅。解放军再次开炮,英舰只得连续升起三面白旗。这是英国军舰在近代中英武装冲突中首次向中国军队打出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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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英舰虽然遭到重创,却没有立即逃离,而是停在江面上等待救援。英国方面派出“伴侣”号驱逐舰前来拖带,结果同样进入解放军炮火范围。该舰多门主炮被击伤,舰长负伤,只能掉头下驶,途中又遭到解放军其他炮兵阵地射击。
更大的冲突发生在4月21日。
英国远东舰队派出万吨级重巡洋舰“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护卫舰,企图以重炮压制沿江炮兵,掩护“紫石英”号脱困。此时,第三野战军正在长江沿线展开渡江行动,英国军舰已经逼近解放军第十兵团第二十三军的作战区域。
解放军发射三发黄色信号弹,警告英舰离开。英舰起锚后,前沿炮兵在尚未接到完整命令的情况下开火,双方再次交战。“伦敦”号凭借大口径火炮还击,江堤后正在集结的解放军部队遭到炮击,第二十三军第二〇二团团长邓若波牺牲,解放军伤亡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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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舰也付出了代价。“伦敦”号舰桥中弹,舰长负伤,舰体多处受损,最终放弃救援计划。返回途中,两艘英舰又经过解放军炮兵阵地,遭到第二轮射击。出人意料的是,南岸国民党军的部分炮兵也向英舰开火,英军舰只得仓促退往下游。
这场冲突并不是解放军主动寻找的战斗。中共中央最初的判断是,只要外国军舰不妨碍渡江,就不要轻易攻击。可英舰进入前线后拒绝警告,又以炮火回应,性质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亲自起草《抗议英舰暴行》的社论,指出英国军舰擅自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并开炮攻击,必须承担责任。
4月3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赔偿损失,并撤走在中国领水、领海和领空内的武装力量。声明还表明,中国愿同各国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关系,但外国势力不能再帮助国民党政权干涉中国革命。
“紫石英”号在镇江附近被扣留了三个多月。中方没有登舰解除武装,也没有扣押全部舰员,甚至允许英舰人员同当地居民交换食品。双方谈判的焦点很清楚:英国要求放舰,中方要求英方承认未经许可进入战区的错误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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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方面始终不愿认错,谈判因而反复陷入僵局。7月30日晚,舰长克仁斯抓住台风后江水上涨的机会,命令舰员砍断锚链,关闭灯火,尾随一艘中国客轮突围。次日凌晨,军舰驶出长江口,与前来接应的英国驱逐舰会合。
中共中央对这次逃脱采取了克制态度。既然英国不肯承认错误,中方也不愿让一艘受损军舰长期牵制前线部署;但若英方再次以武力接应,部队仍被要求坚决反击。
“紫石英”号事件的分量,不只在于击伤了四艘英国军舰。更关键的是,人民解放军在武器装备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依靠准确射击、严密组织和战场纪律,迫使拥有海军传统的英国舰队退出长江。近代以来外国军舰凭借武力在中国内河横行的局面,至此受到实质性打击。
毛泽东后来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专门介绍并高度评价这一事件。它既是渡江战役中的一次局部交锋,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关于国家主权的一次公开较量。1950年1月,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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