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9日,沈阳东塔机场,溥仪正拎着几大箱珠宝玉器准备登上逃往日本的飞机。舱门刚打开,迎面不是日本人,是一群全副武装的苏联伞兵。他后来回忆,看到苏军枪口对准自己的那一刻,心里反倒踏实了一点。被日本当傀儡摆布了十几年,落到苏联人手里,好坏都算换了个活法。
飞机降落在赤塔。他做好了蹲大牢吃苦的准备,结果一进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人有点懵。房间铺着地毯,墙上挂着油画,桌上收音机连频道都调好了,留声机旁边还备着他爱听的中国唱片。伙食一天四顿,早餐牛奶面包,下午三点还有俄式下午茶,晚上正经西餐,牛舌、牛尾、果酒轮着来。他还头一回喝到了矿泉水,气泡在嘴里炸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溥仪自己承认,在苏联当俘虏这段日子,比他在伪满洲国当傀儡皇帝的时候舒坦多了。在长春那会儿日本特务寸步不离地盯着他,到了苏联倒好,只要带上随从,他可以在附近的山林里随便转悠,活动范围比当“皇帝”时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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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这段日子有意思的,是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苏联女性。伯力收容所的日子里,负责看守他的苏军中校渥罗阔夫,专门雇了六七个年轻姑娘来做服务员。这些俄罗斯姑娘性格直爽,跟溥仪的随从们混得挺熟。有个叫舒拉的姑娘喜欢上了溥杰,托尼亚对万嘉熙有意思,最年轻最爱打扮的叶拉则看上了润麒。她们从树林里采野花,插在“中国情郎哥”的衣襟上,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我爱你”。场面看起来挺热闹。
溥仪对这种事很不乐意。他管得住自己的侄子,也管得住随侍,唯独管不住溥杰、润麒和万嘉熙。有一次他看见几个侄子跟姑娘们说说笑笑,动手动脚,当场脸就拉下来了,回屋关起门来拿鞋底抽人胳膊,边打边吼“不准再上女人堆里去”。但挨了打的人第二天还是溜出去找姑娘玩。后来苏方不知是自己觉得不妥还是溥仪提了意见,干脆把这些年轻女服务员全调走,换了一批老太太过来。姑娘们走的时候大哭了一场,托尼亚还换了一身红衣等在卡车经过的路边,追着车跑了很远。
除了女服务员,军官妻子的热情也让溥仪有点吃不消。伯力那边有个苏军少校的妻子叫波波图切娃,每周三准时来找他,带着三明治和甜点,俩人喝红茶聊天,对方还耐心教他读普希金的诗。负责看守的军官沃罗阔夫的妻子也常带着其他军官家属来串门,拉着溥仪的手,听他讲紫禁城的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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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经历过革命的苏联女性眼里,皇帝的生活遥远又新鲜,她们直来直去的热情让性格内向的溥仪既觉得暖乎,又有点招架不住。还有一次溥仪身体出了点小毛病,渥罗阔夫直接越过普通狱医向莫斯科发电报求援,莫斯科那边很快派了几位年轻的女医生和护士过来,住进他的生活区照顾他。
可是这些热闹背后,溥仪心里一直不太踏实。他清楚自己不是什么贵宾,是一张牌。苏联人对他好,是为了在远东跟中国谈判的时候手里多一个筹码。他也怕。怕被送回中国清算他在伪满洲国签过的那些命令,怕落得跟陈公博、周佛海一样的下场。所以他干了一件事:给斯大林写信,请求让他永远留在苏联。写了不止一封,前后好几次上书苏联政府,不仅求居留,还提出想加入苏联共产党。苏联那边一封都没回过。
我后来看到一些资料里提到,苏联女医生在体检时发现了溥仪存在严重的生理缺陷,这件事大概也解释了他面对那些俄罗斯姑娘的热情示好时,为什么常常显得惊慌甚至恼火。一个当了几十年皇帝的人,连最私密的尊严都被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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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苏联待了五年。赤塔的疗养院、伯力的红河子看守所、第45特别战犯收容所,地方换了好几个,待遇一直没怎么降过。但他也没真的安逸过。那些俄罗斯女军官骑马巡逻时马蹄踏在路面上的声响,军官妻子端来的热茶和黑麦面包,姑娘们插在衣襟上的野花,都成了那五年里难得的亮色。可这些亮色照不亮他心里那块阴影。1950年7月,引渡回国的命令下来,他吓得魂飞魄散,甚至一度想自杀。直到踏上回国的列车,看到押解的解放军战士把口粮让给他们,他才慢慢缓过来。
那五年到底算什么,他自己大概也说不清楚。看着像度假,住着像疗养院,身边还围着热情的俄罗斯女人。可他每天晚上翻着那本《诸葛神课》用硬币占卜的时候,心里想的全是回不回国、会不会被杀头这些事。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溥仪一辈子最拧巴的地方:他习惯了被人捧着,可每一次被捧着的代价,都是彻底失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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