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晚上,我带着那个信封去周敏家。信封里是六千块,我们三个人每人凑的两千。我没告诉她我从她母亲那里听来的事,只说有东西拿给她。
她在门里问了一句谁,听见是我才把门打开。屋里没开大灯,只有沙发旁一盏落地灯亮着,她穿着那件旧灰毛衣,头发用抓夹随便别着。
我把信封递过去。周敏没接,往后退了半步,说:“江遥,不用。”我往前送了送,说这是几个人的心意。她还是摇头,说:“你们也不容易,拿回去。”
我站在原地没动,把信封翻过来给她看上面写的字,其实什么都没写,我只是不想把手收回来。她看着我,嘴唇抿成一条线。
过了一会儿,她伸手接过去,手指把信封角捏得发白。她没数钱,也没拆开,只说:“算我借你们的,月底还。”我赶紧说不用急着还。她打断我:“先说好是借。”
那句话说得很轻,但很硬。我下楼时松了口气,以为她愿意接受帮助,可耳边总绕着她的那声“借”。
四天后,我手机收到转账提醒。点开一看,周敏给我转来三千。我盯着那个数,比我们原先凑的多出一千。不到中午,我妈告诉我门口有箱猕猴桃,纸箱上没写名字。
我知道是她,心里没有谢意,反而有点发沉。她不像是在还钱,更像要把人情连本带利地退回来。
我拨她电话。她接得很快,像一直在等这个电话。没等我开口,她先问:“钱收到了吧?”我说收到了,但不是要你还。我话没说完,她的声音插进来:“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养不起自己了?我不习惯欠谁,你们的心意我领了,钱别让我再推第三次。”她说话很稳,一个个字像早就准备好了。
我停住了,手机贴在耳边,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她说:“以后别为这个打来了。”然后挂断。我再打过去,没人接。群聊里她也不再回消息。
那箱猕猴桃我放在门口没动,像一块她隔着门推回来的石头。我不敢再送任何东西,怕连人也推远。
过了一周,我约周敏在一家茶饮店见面。她来得很准时,坐下把包放在旁边,先问:“又有什么事?”我说想请她帮我朋友清点库存。
朋友开买手店,最近进了一批秋装,账和实物对不上,我完全不懂布料和吊牌,她懂。两天活,按行情给劳务费。
她没立刻答应,抬头看我:“是不是你临时编出来的可怜我的活?”我没有急着说不是,把手机里朋友发来的盘点表照片调出来,递到她面前。
她接过去,手指在屏幕上放大,一栏一栏看吊牌、款号、库存截止日期,还问雇主是谁、店址在哪。我报了店名和街口,说朋友那边确实人手不够。她看完没说话,把手机推回来。
隔了一会儿,她说:“这是你请我帮忙,不是我周敏要你们救济。”我问:“那你愿意吗?”她点头:“愿意。两天,你别少算我。”她那天没有提还钱,也没有提那箱猕猴桃。我联系朋友把时间敲定,心里松了一点:她总算肯出来做点事。
她干得很细。第二天下午,她蹲在货架旁翻一件连衣裙的领标,突然说:“这批裙子有三条吊牌和尺码对不上。”朋友拿单子一核,真是发错了。
我在旁边没插嘴,看她把错码的衣服单独归到一边。朋友后来给我发消息,说这姐姐眼睛真毒,以后有活还想找她。我没把这话转给周敏。
清点结束后,我送周敏回住处,路过她那家已经关掉的服装店。门把手上落了一层灰,玻璃上还贴着“转租”。我随口说,最后一批纸箱不是还放在里面吗,哪天我帮你搬走。
她停了一下,说:“你帮我搬,我请你吃饭。”没有商量的口气,像把条件说在了前头。
第二天下午,我们进了店。卷帘门推上去,旧衣架和纸箱堆在角落。她递给我一副手套,自己拿剪刀拆胶带。我们很久没说话,只有纸箱擦过地砖的声音。
搬到一半,她突然开口:“江遥,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我停下来看她。她没抬头,说:“我最怕别人可怜我。钱一拿,就真的成了别人嘴里的失败姐姐。”
我弯腰把一摞旧吊牌扔进纸箱,说:“你以前帮我搬家,我也没觉得你在救济我。”她没反驳,只停了几秒,说:“那不一样。那时候你刚来,我带你,是应该的。”
我说:“现在我也只是搬个箱子。”她没再回,低头把纸箱盖压平。过了一会儿,她把一个纸箱往我这边一推,动作不再那么见外。
搬完后,她锁了店门。晚饭是在街角的小面馆吃的,她点两碗牛肉面和一份凉菜。她没提还钱,也没说谢谢,只是吃完把账付了,说:“今天算我的。”我点头,没争。那顿饭里,她总算没有把每件事都算成债。
我没有问她怎么谈,也没说“我帮你”。她只是让我陪她去。我知道她仍然没有接受那笔钱,但她开始接受我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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