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农家子弟立志科学救国 冲破阻碍归国甘做铺路石子

传记《郭永怀传》。

郭永怀乘船出国时留影。

郭永怀与妻子、女儿合影。

郭永怀(左二)和康奈尔大学西尔斯教授(左四)。

郭永怀的遗物(带血的眼镜片)。

七十年前的9月，郭永怀放弃美国康奈尔大学教职，携妻子李佩、5岁女儿郭芹，在旧金山港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回到祖国。

时年，郭永怀47岁。此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参与筹建中国科技大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还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疲劳过度的郭永怀晕倒在观察现场。

他不仅是科学家，还是烈士。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在青海221基地完成核试验准备工作，从兰州飞回北京。飞机在着陆时发生事故，郭永怀不幸牺牲，年仅59岁。1999年5月6日，《人民日报》等大报在显著位置刊文《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郭永怀才被更多人知晓。同年9月18日，郭永怀等23人被授予或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位出生于山东荣成的农家子弟，青年时期向往科学，遭逢日寇入侵，毅然改换专业，立志科学救国，留学海外深造。在美国高校工作多年后，放弃优渥生活，冲破层层阻碍，回到祖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今年，国内首部郭永怀的完整传记《郭永怀传》问世，作者之一郁百杨是音乐剧和话剧编剧、导演，多年前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时就听过郭永怀这个了不起的名字，此后不断搜罗资料，现在终于实现夙愿，将传记出版。该书辑录手稿真迹和亲友实录，经多位权威专家审定，七年精心打磨，立体还原郭永怀的科学人生和家国大义。9月中旬，南都专访郁百杨，探寻郭永怀及那一代科学家以身许国的精神丰碑如何铸就。

　　资料收集

　　郭永怀夫人提供珍贵照片、书信　　

南都:本书写作历时多年，资料收集过程中有哪些新发现?

郁百杨: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在世时曾成立“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研究会”，2012年她让我一起参加研究会的活动，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都是钱学森、郭永怀、李佩的学生、同事等。他们提供了很多以前一起工作的经历故事。我在开始写这本书时，举行了一次很重要的座谈会，这些学者对本书的写法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想法，也给了我很多资料。

2016年，郑哲敏院士主编出版了关于李佩的画册《佩瑜怀瑾　纨质蕙心》，我做了具体的编辑和资料整理工作。李佩先生提供了她和郭永怀的很多照片、书信，相当珍贵，本书也大量采用了。尤其是，李佩先生拿出一个纸盒，里面是女儿郭芹的遗物，其中有一封郭永怀写给郭芹的信，这是郭永怀最后一封家书，我看到之后很感动，也很激动。

李佩先生提供的资料里，还有珍贵的影片片段。上世纪五十年代，郭永怀和钱学森两家在加州聚会时，郭永怀使用电影机拍摄了一段画面。李佩先生有心，这些东西得以保留了下来。

我们收集的资料比较丰富，当然困难其实也有不少。比如郭永怀走得比较早，而且当时他从事的工作保密度相当高，一些资料家里是不可能有的，也没能保存下来，有时写到具体往事，就要去找好多人问。

南都:本书系科学家传记，涉及不少专深知识。对此，如何保证传记的严谨性?两位作者有无明确分工?

郁百杨:本书另一位作者戴世强是郭永怀的研究生，所以在专业层面由戴老师把关。还有一位陈允明也是郭永怀的研究生，他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研究会”几位学者，我写一段就发给他们，他们检查专业上有无问题，然后再做修正。另外，出版社组织了顶尖的专家对本书进行了审稿，保证严谨性。　　

　　科学救国

　　国家危难时决定改学航空工程　　

南都:郭永怀从山东农家子弟，到南开、北大、西南联大，再到出国留学，他所学的专业、走的道路完全和旧式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他的科学救国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郁百杨:郭永怀在南开大学预科班就读时，偶然接触到照相机，对摄影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进入本科后，选择了物理系光学专业。后来经顾静徽教授推荐，投考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北大本科毕业后，饶毓泰教授让他留在身边做研究生。

1937年7月，北平沦陷。同年8月，当局决定清华、北大、南开停学，立即迁往长沙，合并成立长沙临时大学。郭永怀离开北平，回山东老家暂避，打算先在威海找份工作，凑够盘缠再去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学业。于是，他受聘到威海卫公立第一中学(现威海二中)当教师。

郭永怀的宿舍在中学的最高处金线顶山坡上，从宿舍去教室讲课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台阶路，路旁有两棵老榆树，中间吊着一块炮弹皮。这块炮弹皮来自甲午海战时从日军军舰打到刘公岛上的炮弹，被一直保留下来作为警钟，警示勿忘国耻。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沿着津浦铁路向山东进犯，不断有学生和难民逃到威海。日寇飞机耀武扬威、狂轰滥炸，那段时间，郭永怀时常深思，也感到苦闷。国家危难之时，他对自己所学的光学专业能起什么作用感到疑惑。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郭永怀经过两个月的跋涉，到达昆明西南联大。他放弃了喜欢的光学专业，决定改学航空工程专业。

我认为，在威海这段时间，是郭永怀思想转折阶段，他真正成为立志于科学救国的青年学者。关于这一点，我和李佩的秘书李伟格曾去威海采访、找素材，回来后对李佩先生讲了，她也认可我们的猜想。

郭先生是这样一种人，一旦他的想法形成，他是很坚定地要一直走下去的。之后，他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完硕士，又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1945年，他出色完成了论文《有关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获得博士学位。钱学森曾评价说:“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回国奉献

　　“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南都:1956年，郭永怀和妻子女儿乘船回国，从此为“两弹一星”等事业奉献12年，直至不幸遇难。你认为，现在的读者应如何更好地理解当年先贤们的抉择?

郁百杨:解放初期，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无论是科学还是教学方面都很落后，而且知识分子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当低。这些科学家回来后，在国家的支持下，可以很快投入到他们喜欢的专业和工作当中。

当然，郭先生回国这件事是很令人感动的。当初如果他继续留在美国教书，他的工资会很高。他的个人生活和科研，将完全不一样。我举个例子，他曾经的同事、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西尔斯教授，给女儿的成年礼是一架飞机。

郭先生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他把力学所当成了家，从美国带回来的汽车送给了力学所；研究生们说教室太热，他送来电风扇；实验室说做冰块没有冰箱，他又搬来家里的电冰箱。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和李佩将家中全部积蓄捐给国家，共计48460元。

1958年，他参与筹建中国科技大学，并担任化学物理系主任。如今，在中国科技大学，每年都有留学归来的科技工作者。比如，现在国内量子信息科技领军人物潘建伟教授，就是受到郭永怀事迹的感召和鼓舞回国工作的。

南都:本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写作此书时，有哪些打动了你?

郁百杨:郭永怀不苟言笑，但对青年一代总是和蔼可亲，青年研究人员常会收到他写来的纸条，上面列着可供参考的文献，有时他亲自把书籍、文献送到青年人手里。

这些都是戴世强、陈允明等人的亲身经历。我感到郭先生特别的地方在于，他每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默默地做。他对学生观察很仔细，哪位学生需要看什么书、做什么样的实验，他总是自己想好之后，很平常地告诉学生。

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之初，有学生刚到学校报到，放下行李就跑到教务处去，要求安排造火箭、造卫星，还有人提出立刻造原子弹。面对满腔热情的学生们，郭永怀曾多次表示:“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钱学森、郭永怀等培养的这一代有很多留校的，然后一代代传下来，直到今天，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发展都和他们当年甘做“铺路石子”有很大关系。他们在生活上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也给后来人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厘清史实

　　为“十七研究院”成立付出极大心血　　

　　南都:本书还厘清了哪些重要史实?

郁百杨:郭永怀出差经常乘夜班火车和飞机，其原因是，这样不会浪费白天的时间，一到目的地就能立刻工作。1968年12月5日，他和警卫人员牟方东在兰州登上640号小型客机，航班从兰州起飞，途经西安停留，再飞往北京。飞机在距离北京首都机场不远处发生事故，郭永怀不幸遇难。

以往看到的一些资料，描述郭先生牺牲的情节时，称他和警卫员抱在一起的时候，公文包里放的是关于热核的数据，这是严重失实的。

1960年，郭永怀兼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该所1964年更名为第九研究院(简称“九院”)，任副院长。1964年，其参与研制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1967年，参与研制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参与热核试验准备。

“九院”有严格规定，任何数据不能离开基地。如果有特殊情况，带文件出去，一定要两个人一起。郭先生不会违反保密规定，犯这样的错误。在张爱萍、钱学森、邓稼先等直接领导和与郭永怀工作密切相关的科学家、同事的纪念文章中，都没有提到郭永怀携带核试验的重要数据或绝密文件。

实际上，郭先生公文包里放的是关于“十七研究院”的规划资料。1967年，聂荣臻提出《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经中央批准，成立18个研究院，空气动力学位列17，故称为“十七研究院”。为了“十七研究院”的创建，郭永怀付出极大心血。他此次急于返京，是有关于“十七研究院”和风洞群的规划方案要尽快交给中央。

南都:书中描述了郭永怀李佩夫妇互相支持的故事，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

郁百杨:郭先生在参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期间，由于任务的保密性和紧迫性，他经常不在家吃饭，后来发展到突然消失几个月，但是郭先生没办法和妻子解释。

一直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数日后，郭永怀回了家，还带李佩去王淦昌家里聚餐。晚餐开始，王淦昌开了一瓶酒，素日不饮酒的郭永怀也举起酒杯。收音机里播报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全国的热烈反响消息，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三人只是静静听着、微笑着。这三人的反常举动，让李佩猜想到，这件惊天动地却不能说的大事和他们有关。后来，李佩就在心里默默支持郭永怀，但从来不问。

这个聚餐故事，我听李佩先生讲过好几次。我既受触动，也感到有趣，这说明夫妇俩从情感到工作上存在某种默契。　　

　　无私奉献

　　他们这一代科学家不在乎个人得失　　

南都:本书不仅记录了郭永怀的事迹，还提到众多科学家对“两弹一星”的贡献。

郁百杨:我想特别提一下杨承宗先生。当年，为加强对原子弹的攻关，钱三强找到杨承宗，请他出任二机部五所的技术所长，负责原子弹研制的铀矿选冶、高纯度铀提炼等项目的领导和研制工作。

当时，杨承宗在科大放射化学系担任系主任，因时间紧迫，甚至没有调令。又因保密之故，学校都不知道杨承宗为何经常不来上班。在资金缺乏、设备简陋的情况下，杨承宗带领五所的科研人员奋战两年，独立自主地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相关技术成果。他们完成原子弹关键部分核材料的研制时，比时限足足提前了三个月。

杨承宗一生不是院士，但他作出的贡献巨大。他们这一代科学家都是无私奉献，对个人得失毫不在乎。这给我很大的震动。

南都:本书出版之后，收到了怎样的读者反馈?

郁百杨:豆瓣上的评分9.7，我也点进评论区看了，读者是仔细看了书里面的故事，知道了郭永怀的闪光之处。我觉得写一本传记，如果像档案似的，其可读性就不会很强。所以我想，以后有机会再写相关资料，会有更多具体的案例加以体现。

关于郭先生精神的传播，很久之前我创作过以他为主题的音乐剧《爱在天际》，在科大首演后，还在北京演出过。另外，我也写过相关的音乐朗诵剧、广播剧等等。以后还会继续搜集资料，继续写一些东西。

监制:王佳

统筹:向雪妮 马辉

采写:南都记者 马辉

出品:南都即时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