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信史，如何重构印加帝国

时至今日，印加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发现仍然是神秘和艰难的。人们用猎奇的眼光去看待它，而并不关心异域奇观故事是否真实、客观、准确。《印加帝国兴亡史》一书不是演义小说，也不是编年史，它更像一部印加帝国知识手册。作者特伦斯·戴尔特伊关心的是，在可靠史料匮乏的情况下，要探究印加历史的真相（或至少提供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借重什么样的路径。

《印加帝国兴亡史》，[美]特伦斯·戴尔特伊 著，金晓宇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6年出版

谁在书写印加史

1532年11月，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一支由168名西班牙人组成的部队来到印加帝国北部城市卡哈马卡，见到了驻跸于此的印加王阿塔瓦尔帕。几天后，西班牙人袭击并屠杀了印加王的卫队，俘虏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后者表示愿意用金银物品填满一个约30平方米大小、2.5米高的房间来换取自由。

次年7月，在收到赎金并大肆劫掠了当地财富后，西班牙人判处印加王死刑。印加王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以免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随即就被绞死。他为何同意接受洗礼？有人觉得他想逃避被烧死的痛苦，有人认为他看到了基督之光。一个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印加人相信身体在死后需要保持基本的完整，以完成通往永久性存在的旅程。作为太阳之子，如果身体保持完整（除了内脏要被烧掉并置于一个偶像内），他就能在一年或更久后回到父亲的身边。

这桩洗礼公案出现了多种解释，说明印加人的形象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手中有超凡的可塑性。再以帝国覆灭为例，通俗读物总会提及天花病毒和西班牙人的阴谋诡诈，但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一是当时印加王阿塔瓦尔帕正和他的兄弟瓦斯卡尔进行王位继承人的战争。尽管阿塔瓦尔帕已经获得了关键胜利，但瓦斯卡尔一派势力为了避免被清算而投效了西班牙人。二是帝国境内的土著民族本已对印加人的压迫不满，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反抗力量。

马丘比丘，曾为印加帝国的王室庄园，位于乌鲁班巴河下游流域

如上，同一件事出现多种解读的情况比比皆是。可见，印加历史的真实面貌是模糊不清的。当今流行的一些观点主要受到以西班牙征服者为代表的西方视角影响。比如，著于1572年的编年史是为西班牙派遣的总督托莱多撰写的。托莱多对证明印加统治的非法性有着明确兴趣，使其内容的可靠性蒙上了阴影。另一方面，印加王室后裔所修的也非信史，他们将帝国称为一个由全能、仁慈的国王统治的、管理极其完善的君主之国。这显然是为了向西班牙人宣扬祖先的荣耀。

总之，对印加人生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平衡西方的分析范畴与印加人在其社会逻辑中可能出现的选择。这是一个贯穿全书的问题。

走进印加人的世界

应该如何迫近历史的真实？中国传统史学常使用文献互证的方法，对照不同典籍记载的同一事件或人物进行校勘和推敲。印加人没有文字，他们以结绳记事，这一方法行不通。也可以用考古成果来印证历史。然而，很多印加遗迹掩埋于现代城市地下，难以发掘研究。帝国遗留的大量金银器已被西班牙人熔化成金条，即便留存下来，也没有铭文可供释读。

因此，作者试图写一部涵盖地理、农业、军制、税赋、宗室、民族关系、外省政治、宗教和思维方式的印加大百科全书。他想要置身于古印加帝国，像一个普通印加人那样思考问题——既不是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也不是作为外来的殖民者。戴尔特伊今年76岁，他研究印加史数十年，这种返璞归真的研究思路，体现了一位老学者的治学取向。

这种方法确实能够提供新的解释视角，比如解释印加人扩张动机的问题。人们认为印加帝国的扩张始于1438年昌卡人进攻印加人的首都库斯科。印加统治者和多数居民逃往附近的一个堡垒，然而，因卡·尤潘基王子坚持反抗，在神的帮助下，田野里的石头变成士兵，帮助王子击败了敌人。王子废黜了老王，开始吞并邻近的部落。

印加帝国遗留的巨型琢石砌体

但是，帝国的扩张是否仅仅归因于一个王子的野心，是值得存疑的。作者并未停留于政治史叙述，而是转向环境与经济因素。本书第二、第三、第九和第十二章综述了印加人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禀赋和农业生产。印加人是安第斯山的高地民族，高地苦寒，生存艰辛，可开垦土地、水资源供应、作物品种、农事季节都受到很大制约。在此基础上，奎尔卡亚冰川的冰层证明了约1245年至1310年秘鲁安第斯山脉南部曾长期干旱。也就是说，在印加人第一次扩张之前的一两个世纪，生产用地已存在压力。这威胁到高地民众的生计，也会使那些能够保卫或扩张资源的领导人受到拥戴。由此，作者倾向于认为帝国是为了争取更多资源而选择扩张。

另一种历史写法

有人评论第六章“库斯科的血腥政治”是全书的精华：“描绘了因争夺王位而产生的内讧，展现了交织着权谋、屠戮、战争的帝国末路。”这种将严肃著作娱乐化的思路不值一哂。叙事绝非本书的重点。印加帝国只存续了约一个世纪（15至16世纪），是一个短命的政权。印加文明处于青铜时代，同期的明朝地主经济和文官政治已经非常成熟了。对于熟悉中国传统史学的读者而言，一个处于青铜技术阶段、文献遗存极少的国家，其宫廷权谋未必具有多少阅读吸引力。更何况，作者也没有在书中提供精巧严密的推理过程，因而一般读者也难以获得随着作者层层辨析史实的阅读快感。

而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本书妙在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去观察一个已经灭亡的帝国——尽管民族志的方法通常用在仍然活着的社群对象上。作者注意收集摘录印加农民、中下层官员、西班牙士兵的叙述和看法。早期文献偏重于印加王室和精英生活以及神话，帝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南部，在书面记录中基本上是空白的。因此，这种来自普通人视角的叙述，自然有其价值。此外，大量的图表、地图和文献索引，也使其能够成为一本很好的工具书。

印加陶瓷阔口缩颈瓶

民族志的方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印加历史研究，我们今天仍无法下定论，或许这也不是作者一代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但《印加帝国兴亡史》的价值，本就不在于给出一部更完整、更权威的印加通史，而在于提出了一种重新接近印加文明的可能路径，并为此提供了详尽而扎实的基础资料。对于一个几乎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又长期被征服者叙事所覆盖的帝国而言，历史研究所追求的未必是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在不断校正既有叙述的过程中，尽可能贴近那个已经消失的世界。

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在全书结尾暗示了这种路径的现实基础。印加帝国虽然早已灭亡，但印加文化并未随着帝国覆灭而终结，它至今仍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安第斯地区的社会生活。一些群体主张拒绝欧洲文化影响，恢复传统的安第斯秩序；秘鲁高地不少社区依然保留着向大地母亲献上古柯叶和奇恰酒祭祀丰收的习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秘鲁甚至曾将国家货币命名为“因蒂”，取自印加人的太阳神。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些仍然存续的文化实践，或许正是理解那个没有文字、没有信史的帝国最重要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