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我妈后事那天下午,雨停了。
殡仪馆门口的地面湿着,纸灰被雨水压成一片灰黑色,粘在鞋底上,怎么蹭都蹭不干净。我手里拎着一个旧布袋,里面装着我妈的遗像、死亡证明、几张缴费单,还有她住院时用过的那只搪瓷杯。杯口磕掉了一小块,白瓷露着黑边。
我刚走到路边,段珩的电话打了进来。
他声音很急,像是等我等得不耐烦了。我看了一眼远处还没散的人影,嗓子干得发疼。
“办完了你怎么没去登记中心?”
风从袖口钻进去,我整个人冷了一下。他停了半秒,语气更冲。
“写字楼过户啊。上午后事办完,下午正好赶得上号。你咋没去?”
我站在殡仪馆门口,手里的布袋猛地往下一坠。那一瞬间,我连呼吸都忘了。我妈的遗像还在袋子里。可我的丈夫开口问的第一件事,不是我累不累,不是我妈走得安不安稳。
段珩在电话那头皱着眉问:“你笑什么?”
我说:“我妈今天下葬。”
“我知道。”他说,“所以才要趁今天把后面的事办了。人都走了,再拖有什么意思?”
那栋楼,比人先被惦记
那天的云压得很低,像一块潮湿的布,盖在所有人头顶。我忽然想起十六天前,他也是这样。我妈躺在抢救室外,他站在走廊里,第一句话问的也是那栋写字楼。
那天晚上,我妈是在家里倒下的。她给我打电话时,说自己胸口闷,想让我下班后去看看她。我当时正在整理一份报表,电话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只说:“妈,我这边快结束了,等会儿过去。”
半个小时后,楼下小卖铺的老板娘给我打电话,声音发颤。
“任舒,你快来,你妈晕在楼梯口了。”
我赶到医院时,护士正在给我妈推氧气。她脸色灰白,眼睛半睁着,嘴唇没有血色。医生说心衰严重,肺部也有感染,基础病拖得太久,情况不乐观。
我站在抢救室门口,手心全是汗。缴费单一张接一张递过来。我刷了自己的卡,又给段珩打电话。
我妈抢救,先转两万过来。
十几分钟后,他回了四个字。又过了半小时,他转来三千。
我看着那两个字,忽然觉得陌生。可我妈躺在里面,医生刚让我准备押金。结婚八年,他知道我妈只有我一个女儿,也知道我妈这些年攒下的钱,大部分都拿去修那栋楼和看病了。可他转来三千,像是在给一个不太熟的同事凑份子。
凌晨一点,段珩终于来了医院。他穿着一件深色外套,头发有点乱,手里还拿着车钥匙。他站在抢救室外,看了一眼门上的红灯。他点点头,坐到我旁边。
我以为他会问我有没有吃饭,会问我妈刚才有没有醒。结果他沉默了一会儿,压低声音问我:“你妈那栋写字楼,现在还是她一个人的名字?”
走廊灯很亮,照得他脸上的疲惫很清楚。可那种疲惫不是因为担心。
“我不是趁火打劫。人都到这一步了,总得考虑后面的事。”
“所以才要早打算。”他说,“她要是还能签字,就先办赠与。过到你名下,或者过到我们夫妻名下,都比以后折腾强。”
缴费单被我攥出了褶子。
“段珩,你能不能先把她当个人?”
“我说的不是人话?你别一出事就情绪化。我是在帮你。”
那晚,他在医院待了不到二十分钟。抢救室灯还没灭,他接了个电话,说公司项目出了问题。走之前,他把车钥匙往兜里一揣,对我说:“有事给我发消息。楼的事你别拖,拖到最后吃亏的是你。”
抢救室门打开时,我妈被推了出来。她身上插着管子,眼睛闭着,脸小得像一张皱起来的纸。我推着床往前走,轮子压过地砖,发出很轻的声响。
有些寒心不是从争吵开始的。它是从你最需要一个人时,他把你当成麻烦开始的。
那层薄薄的玻璃,早就有了
结婚第三年,我怀过一次。那时候他刚换工作,说收入还不稳定,房贷压力大。
他说:“再等等,等我站稳一点,孩子来了才不受苦。”
我问他:“那这个呢?”
后来我一个人去的医院。回来那天,他给我煮了粥,也坐在床边陪了我一会儿。可那之后,我们之间像隔了一层薄薄的玻璃。
这些年,我们日子过得不算坏。没有大吵大闹,没有外人眼里的难堪。段珩会按时还房贷,会记得交物业费,也会在节日给我买一束花。
但他对我妈,一直很淡。
- 我妈打电话让我回家修灯,他说:“请个师傅不行吗?”
- 我妈腿疼让我陪她去复查,他说:“老人上了年纪都这样,别一惊一乍。”
- 我给我妈买药,他看见转账记录,会问:“又花多少?”
解释多了,就像是在为我孝顺亲妈道歉。
那栋写字楼在旧车站后面。一楼是两间门面,二楼租给一家小培训班,三楼分成几个小办公室,四楼以前是我爸的小仓库。楼外墙旧,楼梯窄,雨天还会返潮。可它是我爸妈一辈子攒下来的东西。
我爸早年做小生意,赔过,也赚过一点。后来他身体不好,把最后一笔钱投进这栋楼。那时候很多人笑他,说破楼不好出手。我爸只说:“我和你妈没本事给孩子太多,留个能收租的地方,起码以后病了不求人。”
我爸走后,我妈一直管着那栋楼。收租、修水管、换电线、贴招租单,她都自己来。封皮是暗红色的,角都磨白了。每个月哪家交了租,哪家拖了几天,哪盏灯换了,哪根水管漏了,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颗灯泡十几块钱,她也写一行。她说:“账清楚了,人心才不会乱。”
她不是舍不得一颗灯泡。她是怕有一天,别人拿糊涂来欺负她。
他问房本放哪儿,我妈说:我还没死呢
段珩对那栋楼的态度,是从三年前开始变的。那年他想辞职,和朋友一起做装修材料生意。他说缺启动资金,问我妈能不能把写字楼抵押一下。
我妈当时正在厨房择菜,听完手都没停。
段珩笑着说:“妈,我不是白拿。等生意做起来,收益大家都有份。”
我妈把坏叶子丢进垃圾桶。
“楼是我和她爸留下养老的,不做买卖,也不抵押。”
段珩那天脸色就不太好。回家路上,他对我说:“你妈防我像防贼。”
我说:“她只是想守住自己的东西。”
他说:“任舒,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是这个家的人?”
那时候我还替他找理由。我没有想到,三年后,我妈病重躺在医院,他第一反应还是那栋楼。
我妈住院第三天,病情稍微稳了一点。她醒来时,眼睛在病房里转了一圈,看见我,就轻轻动了动手指。
我妈闭了闭眼,气息很短。
“他前天给我打电话了。”
她慢慢说:“问我房本放哪儿,说我这身体以后跑手续不方便,让我趁清醒签个字。”
我妈看着天花板,嘴角扯了一下。
“我说,我还没死呢。”
她又说:“舒舒,妈这病花钱,我知道。该治就治,不该折腾也别硬折腾。但楼不能乱动。”
“不是不信你。”她声音很轻,“是怕你心软。”
我低下头,替她理了理被角。以前这只手能拎一袋米,能抱着我上楼,能一边骂我笨一边给我缝扣子。现在它躺在白被单上,瘦得只剩骨节。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我保护不了她少受病痛。连她病床边最后一点安宁,我都差点没守住。
第六天,段珩又来了医院。那天我刚从缴费窗口回来,手里拿着一叠单子。他站在病房外,没有进去。手里夹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我问他:“你怎么不进去看看她?”
他说:“她睡着呢,我进去也没用。”
“这是我找人问的资料。你妈现在要是能签字,先办赠与。登记中心那边可以预约,我已经约了后天下午。”
文件袋悬在我们中间,像一块硬邦邦的石头。
“我不约,难道等你想起来?”他压着声音,“你现在每天守在医院,人都守傻了。现实一点行不行?”
他算的是日子,我守的是人
我妈走的那天,是个清晨。护士拔掉管子的时候,我握着她的手,手还是温的,只是慢慢凉下去。我给段珩打电话,他说在开会,晚点过来。
晚点,是下午三点。他来了,站在病床边看了一眼,说了句“节哀”,然后问我:“后事打算怎么办?殡仪馆联系了吗?”
我说联系了。他点点头,说:“那行,你安排。我那边项目走不开,有事打电话。”
我妈的后事,是我一个人办的。选墓地、定告别厅、通知亲戚、买寿衣、写悼词。段珩只在告别仪式那天露了一面,站了不到半小时,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他走的时候,我正跪在灵前烧纸。火苗蹿起来,纸灰往上飘,落在我手背上,烫了一下。我没抬头。
办完后事那天下午,雨停了。我拎着那个旧布袋站在殡仪馆门口,段珩的电话打进来,问我为什么没去登记中心。
我说:“我妈今天下葬。”
他说:“我知道。所以才要趁今天把后面的事办了。人都走了,再拖有什么意思?”
我站在那儿,忽然想起我妈住院时说的那句话——“我还没死呢。”
她那时候就知道。她知道有人在等,等一个签字,等一个过户,等一栋楼从她名下挪走。她只是没想到,那个人会急到连她下葬这天都不肯等。
我对着电话说:“段珩,我们离婚吧。”
他愣了几秒,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觉得好笑,是觉得我在闹。
“任舒,你别冲动。楼的事可以慢慢谈,离婚没必要。”
“我不是在谈楼的事。”
“那你在谈什么?”他声音又急了,“你妈走了,我也难过。但日子还得过,现实问题总得解决。你现在情绪上头,说什么离婚,回头冷静了又后悔。”
我说:“我不后悔。”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行,你先冷静几天。楼的事,等你缓过来再说。”
然后他挂了电话。
他问的第一件事,还是那栋楼
离婚手续办得比我想的快。段珩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大概是算清楚了,那栋楼是我妈的名字,我继承,跟他没关系。他争不到,也就不争了。
签字那天,他坐在我对面,表情很平静。工作人员问财产分割,他说:“没什么好分的,各归各的。”
我看了他一眼。八年婚姻,最后就剩这四个字。
办完手续出来,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像是想说什么。我没等,直接走了。
我以为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直到那天下午,他又打来电话。
“任舒,写字楼过户咋没去?”
我握着手机,站在我妈的遗像前。照片里她笑着,眼睛弯弯的,是好几年前拍的。
我说:“段珩,我们离婚了。”
“我知道。”他说,“但楼的事你总得办啊。你妈走了,那楼现在在你名下,你一个人管得过来吗?我是想帮你。”
“帮我?”
“你别多想。我就是觉得,那楼位置还行,以后要是拆迁或者转手,得有人帮你盯着。你一个女人,不懂这些。”
我听着他的话,忽然觉得很累。不是生气,是累。像走了很远的路,回头一看,那个人还在原地算账。
我说:“段珩,我妈住院的时候,你转来三千。她下葬那天,你问我为什么没去过户。现在离婚了,你还在问那栋楼。”
他沉默了几秒。
“任舒,你非要这么说话吗?我也是为你好。”
“不用了。”
我挂了电话。
那本暗红色的账本,我接着记
后来我去了一趟那栋楼。一楼的门面租给了一家小超市,二楼培训班还在,三楼有两间空着,四楼堆着我爸以前留下的旧货。
我站在楼梯口,闻着那股熟悉的返潮味。我妈以前总说,这楼旧是旧,但踏实。每个月收租的时候,她拿着那本暗红色的账本,一家一家对,一笔一笔写。
我找到那本账本,放在她床头柜的抽屉里。封皮磨白了,里面的字迹还是清清楚楚。最后一页,是她住院前记的。某月某日,某家交了租,某家拖了几天,某盏灯换了。
一颗灯泡,十几块钱,她也写一行。
我把账本带回了家。放在书桌上,和她的遗像摆在一起。
段珩后来又打过两次电话,我没接。他发过一条消息,说楼的事可以再谈,他认识人,能帮忙找买家。我没回。
有些人的关心,是有价码的。你以为是情分,其实他算的是账。
我妈走之前说,楼不能乱动。不是不信我,是怕我心软。
她怕对了。我确实心软过。结婚八年,我替他找过太多理由——他忙,他压力大,他不是那个意思。直到我妈躺在抢救室里,他问的是房本;直到我妈下葬那天,他问的是过户。
我才明白,有些账,不是记在纸上,是记在人心里的。
那栋楼还在旧车站后面。外墙旧,楼梯窄,雨天返潮。可它是我爸妈一辈子攒下来的东西,是他们留给我的底气。
我会接着管。收租、修水管、换电线、贴招租单。像我妈那样,一笔一笔,记清楚。
账清楚了,人心才不会乱。
至于段珩,他问的那句“写字楼过户咋没去”,我大概会记很久。不是记恨,是记住——记住一个人在你最难的时候,先想到的是什么。
我妈的搪瓷杯,我洗干净了,放在书架上。杯口磕掉的那一块,白瓷露着黑边,像一道小小的疤。
可它还能用。还能装水,还能暖手。
就像有些日子,碎了,但还能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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