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三次躲过风声，最后把文强送上绝路！重庆黑老大谢才萍覆没始末

2009年11月3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22名被告人被带进法庭。门外聚集的人群，等的不只是几份判决书：一个长期盘踞在赌场、暴力和权力庇护之间的团伙，究竟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谢才萍是1号被告。宣判前，她吃了两大碗稀饭、四个包子，还反复念叨：“只要不判死刑，就算运气。”宣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黄冬梅被判六年，当场哭倒在地；谢才萍站在后面，不停说：“我哪是黑社会哦。”退庭时，她又朝审判人员和公诉人骂了一句。

这句粗话后来传遍重庆。人们记住它，并不只是因为难听，而是因为它把一个问题推到了台前：当赌场、暴力、毒品和权力保护纠缠在一起，法律还能不能真正进入那些被关系网包住的角落。

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00年10月25日。

当天，重庆璧山青杠白云湖度假村正在进行赌博活动。近百名便衣民警进入赌场准备控制现场，负责看守赌资的张荣彪突然拿起猎枪，向民警王诵伦开枪。王诵伦身中多枚散弹，捂住颈部伤口倒下，仍抬手指认枪手。警方随后还击，并在现场抓获300多人，查获赌资、车辆、枪支和刀具等物品。

这起枪案暴露的不是一场偶发冲突，而是赌场背后已经成形的暴力秩序：有人看守赌资，有人守在外围通风报信，有人负责动手，遇到查处时，还会有人出面打招呼。

谢才萍是白云湖赌场的股东之一。警方行动前十多分钟，她提着装满现金的皮箱离开。更早之前，警方曾查扣赌场赌金和车辆，但在有人出面说情后，涉赌人员被释放，资金和车辆也被退回。对赌场经营者而言，这等于得到了一种危险的确认：只要关系足够牢，赌局可以继续，枪支可以藏起来，出了事情也有人善后。

谢才萍并非一开始就与地下赌场有联系。她出生于重庆九龙坡金凤镇大盐村，父亲去世较早。1982年高中毕业后，她进入税务系统，负责个体户管理。老同事回忆，她当时做事泼辣、能说会道，平时爱喝酒，也爱赌钱，但并不算吃拿卡要的人。

后来，她从基层税务工作转向重庆主城区，逐渐把更多精力放在赌局上。2005年，她因赌博被判处拘役五个月。这本应是一次明确的警告，但出狱后，她没有停止经营，反而开始把赌场安排得更隐蔽。

2006年以后，赌场地点不断更换，出租房、宾馆棋牌室、山村农家乐都曾成为临时场所。有的地方只使用几天，有的持续一两个月，一旦发现风声不对便立即转移。几年间，场地更换了二十多处。

她还安排别人替自己站到台前。李洪明曾被许诺每天领取工资，出了事也会有人照顾家人。他穿着衬衣、西服，在御井茶楼里充当老板；真正的组织者则躲在幕后。赌场挣钱，顶包者承担风险，这种安排把利益和责任切割开来：钱归老板，罪由别人扛。

2008年的御井茶楼，显示出这套赌场体系已经相当完整。场内经营扑克“三公”，赌注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赌客要有人介绍才能进入，门口有外围和内保，场内有人管理赌具、监督赌局，也有人提供高利贷。股东轮流坐庄，每局从赌资中抽取百分之五，只赚不赔。短短两个多月，抽头收入达到数百万元，最高一天超过20万元。

这不再是几个人私下打牌，而是一项分工明确的非法生意：有人找场地，有人管账，有人放哨，有人维持秩序，有人放贷，还有人负责联系关系。赌场赚来的钱，又被用来发工资、买毒品、行贿和“捞人”。

保护费是这套生意能够持续的重要环节。检方指控，赌场每月拿出6万元，用于向辖区公安人员行贿；相关人员分三次送出18万元，请求派出所提供保护。

黄泥塝派出所曾多次接到群众举报，涉及赌博、打架和吸毒。但有的行动提前泄露，甚至出现警车在赌场外转了两圈便离开的情况。受贿人员对钱款分配也说得很具体：哪些警员拿了多少，派出所领导拿了多少，其他人又分了多少。保护伞并非一个抽象说法，它落实为一次通风报信、一笔分赃和一次对违法行为的放任。

赌场对赌客的控制，也不止于让人输钱。

金某因赌博欠下40多万元。谢才萍得知他又去了别的茶楼打牌后十分恼火，手下便将他带回御井茶楼，先行辱骂，随后关进宾馆，直到家人送来钱款才将他放走。另有人借下高利贷，日息达到百分之五。输光之后，赌场人员持刀追赶、威胁，逼迫其写下借条。

在这里，赌客不是平等交易中的“消费者”。他们可能因为欠债被扣押，被迫继续借钱，也可能在暴力威胁下签下根本无力偿还的借条。赌博、放贷和非法拘禁彼此相连，输钱只是开始，随后而来的往往是家庭破裂、财产被夺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赌场还向赌客提供毒品，让人保持兴奋、长时间留在场内。赌博一旦与毒品、高利贷和暴力结合，影响的就不再是某个赌客的个人选择，而是整个社区的治安和生活秩序。

真正撕开这张保护网的，是2008年8月发生的一起袭警案。

在南岸一处别墅内，门外有人持对讲机巡视。重庆警方民警谢应宽暗访靠近后，被多人围攻。他多次亮明警察身份，仍遭到殴打并被控制到次日凌晨，后来才被押到工地附近释放。相关材料显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施暴人员还要向谢才萍请示，决定什么时候放人。

这件事的严重性，不只在于一名民警被打、被绑、被押走。更危险的是，赌场人员相信自己有能力压住办案民警，并把释放与否交给幕后人物决定。一个本应由法律处理的问题，被转换成了地下组织内部的命令。

谢才萍后来成为网上逃犯，却多次与专案人员谈条件，要求取保候审。她敢于如此应对，也与身后的权力庇护有关。那句“他算老几”，之所以让很多重庆人记了多年，正是因为它暴露出保护伞的实际逻辑：办案人员、举报者和受害者，都可以被关系网视为无足轻重。

2009年，重庆打黑行动加速。警方判断谢才萍乡土观念较重，不会轻易离开重庆，最终在一处小区将她抓获。她可以不断更换赌场、住处和经营方式，却没有真正离开熟悉的关系网络。

随着案件推进，旧账一件件浮出水面：白云湖枪案前的提箱离场，赌场赌资和车辆被退回，御井茶楼支付的保护费，几次没有结果的群众举报，以及袭警、非法拘禁等行为。办案人员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独经营赌场的人，而是一条由赌场股东、马仔、赌客、放贷者和受贿人员共同维系的利益链。

谢才萍案也牵出了文强案。2009年8月，文强被控制并押回重庆。此后，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问题陆续进入司法程序。法院认定，文强在多个岗位任职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财物，并明知多个涉黑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予以包庇纵容。2010年，他被判处死刑，后依法执行。

这起案件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赌场老板和一名高层官员相继受到惩罚，而是公众看到了“保护伞”究竟如何运作。它可能是一通提前报信的电话，也可能是一辆停在赌场门口却没有进入的警车；可能是一笔被层层分掉的行贿款，也可能是办案人员遭到威胁后仍无人追究。

谢才萍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涉及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设赌场，非法拘禁，容留他人吸毒和行贿等罪名。罗璇等同案人员分别获刑，涉案警察也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庭审中，谢才萍否认自己是黑社会，称赌客吸毒与她无关，手下送钱时她不知道对象，也称有人犯罪是自己被蒙蔽。这样的辩解试图把她从组织关系中分离出来，但赌场有明确分工，非法所得被用于发工资、买毒品、行贿和“捞人”，多人又在组织体系中各自承担角色，“我只是做生意”显然无法解释这些事实。

黑恶势力不一定总是以街头打手的面目出现。它也可能先从赌博等灰色活动起步，在一次次查处落空、举报无效和关系说情中扩大，最后让人形成一种稳定的恐惧：报警未必有用，欠债可以变成人质，警察也可能提前通知，权力能够把规则挡在门外。

因此，打掉一个赌场老板只是案件的一部分。要阻断类似链条，还必须查清谁收钱、谁通风、谁压案、谁替人说情，并让这些行为留下可以追查的证据。群众举报不能停留在登记表上，基层执法也不能靠熟人关系运转；当地方权力同时掌握执法、监督和案件处置时，更需要明确的外部制约。

赌博本身也不能被包装成“有钱人的娱乐”或简单归结为“愿赌服输”。赌客当然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但赌场使用暴力逼债、以高利贷套牢赌客、提供毒品维持赌局时，受害者就不应被一句“管不住手”打发掉。公共权力的责任，是让违法者不能借助暴力和关系把代价转嫁给普通人。

谢才萍留下的并不是一个“女枭雄”的传奇，而是一份关于制度失守的记录。她从税务人员走向赌场经营者，在被查处和服刑后仍能继续扩张，靠的不只是个人胆量，也包括多次被放过之后形成的错误判断：规则只约束别人，关系足以替自己挡住惩罚。

当赌场、暴力和权力保护被一并纳入司法审视，判决书才真正替代了那些曾经能够决定放人、压案和通风的“招呼”。法律的尊严，不应等到枪声响起、警察被绑、家庭破碎之后才被重新想起；它应当体现在每一次举报都被认真处理、每一次执法都不因关系改变，也体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拿手中的权力、桌上的现金和背后的关系，换取越过法律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