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关于夏禹“尽力乎沟洫”的历史记载，学界对当时所开水沟、水渠在农田建设中的功能存有不同解读。有学者认为，这些沟洫仅用于排水；也有观点主张，它们已兼具涝时排洪、旱时灌溉的双重功用。自禹平治水土之后，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显著发展，后者显然更贴合历史实情——禹“疏川导滞”，既疏通河道、排除积水，又“锺水丰物”，蓄积足够水量以供农田、畜牧及日常所用。由此推断，沟渠与水井的出现，当可上溯至夏朝。
当然，禹治水土、发展农事并非一人独任，他将种植黍、麦、稻、菽等作物的工作交付给协助治水的农官后稷。《诗经·鲁颂·閟宫》所云“是生后稷”“缵禹之绪”，正是说后稷（姜嫄所生）能够继承（缵）禹的事业（绪）。
不过，农田中开凿沟洫以利排灌，并非始于禹时。考古资料显示，距今约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村落遗址中，已发现三条沟渠：一条环绕居住区的大围沟，兼具防护与排水功能；另两条小沟位于居住区内，专事排水。而至距今约4000至50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沟洫形制与建造技术较半坡时期有了显著进步。例如河北磁县下潘汪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两条形制相同的水沟，已发掘段长485米，宽2至3米，深1.5至2米，沟沿笔直，沟壁平整，拐角呈圆角方形。此外，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矬李的龙山文化遗址中亦有沟洫遗迹。经测定，这些遗址年代约为距今3900至4100年，正与夏禹治水及夏朝建立初期的历史时期相当。
禹平治水土、开展农田基建之时，除明沟排灌外，亦重视地下水源的利用。相传“伯益作井”（《世本·作》）。伯益即益，曾协助禹治水，担任掌管山林鸟兽的虞官，其职与畜牧相关，放牧必先解决水草问题，为寻水源而凿井，故后世推其为井的创制者。然而，凿井技术并非益首创，《世本·作》又载“黄帝见百物始穿井”，谓黄帝方为凿井之始祖。
至尧舜时代，舜父瞽叟受后母挑拨，欲害舜，令舜打井。井凿甚深，井底旁有空洞。舜在井下时，瞽叟与后母所生之弟象“共下土实井”，企图填埋，而舜“从匿空出，去”（《史记·五帝本纪》）。此传说折射两个信息：其一，当时中原地区土井开凿已较普遍，费工不多；其二，沟洫已包括暗沟，舜所凿之井恰与暗沟相通，方能脱身。
考古学证据则表明，我国原始井类多为贮藏食物的浅窖，今北方农村仍沿用，考古学上称“窖穴”，废弃者曰“灰坑”。因废井雨后积水，启人灵感，遂逐渐挖深改建为生活用水井。湿润多雨之地，掘井至一定深度即见水，为人类解决了关键水源，蓄水井由此诞生。
目前所知最早的原始水井，见于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第二文化层，为井壁木结构，距今约5700年。其次是江苏昆山太史淀良渚文化遗址，发现有木井圈的水井，距今约4000余年。中原地区最早的水井，则出自河南汤阴白营村一处龙山文化早期村落遗址，井壁以木棍交叉为井字形层层垒筑。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和河南矬李第三期文化层（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均发现圆形土水井：涧沟井深约7米，口径2米，井旁有沟渠遗迹，附近有陶窑，井底有陶罐残片，表明该井不仅供饮用，也用于制陶；矬李井深至6.1米见水，口径1.6米。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亦见水井。可见，距今4000余年至4000年间，中原地区的水井已从单纯生活用水，逐渐拓展至手工业和农田灌溉。
夏朝建立，由氏族制过渡至奴隶制，实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古代文明发轫于农业种植，夏朝时定居农耕已成常态，农业与畜牧业成为衣食之源。“尽力乎沟洫”初建农田排灌系统，极大促进了土地开发和作物种植。与此同时，水井从贮物浅窖演进为深水井，不仅解决了日常饮水，更被用于制陶和浇灌。至此，夏朝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完全“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沟洫与水井的出现与普及，将当时的农业生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一次重要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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