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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正在将程序性的外交日历,工具化为针对性的政治施压手段。这一行为本身,已然暴露其无法自洽阐释当下中欧产业格局变动的深层困境。
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限期十月初索要中方“初步行动”,欧盟秋季峰会随即核验所谓“实质性成果”,11月10日稀土出口管制政策到期与否,是悬置在双边经贸上空的关键变量。三重时间节点叠加,表层是规范化的经贸磋商,内核是典型的期限政治:磋商无果便启动贸易防御工具,施压无效便叠加道德叙事包装,以此维系自身失衡的产业话语权。
1975年,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建交,二者法理架构、职能边界均不等同于当代欧盟,但这一年始终是中欧双边关系的正统纪年起点。2003年,中欧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5年走完建交五十载历程。循此时序,2026年本应是中欧新型合作周期的开局之年,可布鲁塞尔释放的核心信号,并非互利共赢的合作愿景,而是单边主义的制衡通牒。伙伴关系的官方定位仍在,但双边关系的底层逻辑已然重构:一场关乎产业权力归属、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博弈,正在彻底拆解旧有的分工体系,重塑双边相处范式。
审视当下中欧摩擦,无需纠结“中国何为”的表层设问。真正值得深究的核心命题是:近代以来长期垄断全球工业标准、贸易规则与现代化样板话语权的欧洲,为何在全球产业权力东移的历史进程中,放弃结构性革新,转而以贸易逆差为账本、以时间节点为枷锁、以道德话术为武器,对后发国家实施系统性规制与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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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限是政治,账本是弹药
依据欧盟官方统计口径,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3606亿欧元,同比扩张15%;2026年上半年逆差规模再度扩大9%。该数据源于欧方单边进出口核算体系,受计价规则、转口贸易、原产地认定差异影响,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并不重合,不可直接等同为中方公布的贸易顺差。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常态化援引“日均10亿欧元逆差”的表述,同时声称本年度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出现对华货物贸易逆差。需明确的是,这一论断是欧委会服务于内部整合的政策叙事,并非欧盟统计局的权威定论。各成员国国别贸易统计体系繁杂、口径不一,诸多业内观察人士对此结论存疑,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欧盟对华施压、凝聚内部共识的核心舆论弹药。
2026年6月欧盟夏季峰会落幕,赋予欧委会双重施政授权:持续推进中欧经贸对话,同步扩容、强化贸易防御工具箱,为单边制衡预留制度空间。6月29日,中方商务主管负责人与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重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设立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改革四大工作板块,搭建双边联合监测机制,形成2019年以来首份中欧经贸联合声明。磋商机制重启的善意开局,并未换来对等合作,欧方径直将十月定为磋商成果验收节点,开启“边对话、边加压”的博弈模式。
此后三月,双边经贸沟通未曾中断,欧方单边施压亦持续加码。8月底至9月初,中方经贸部门代表与欧委会贸易总司副总司长雷东内举行层级磋商,持续沟通分歧、凝聚共识。9月3日,中方发言人清晰阐明核心底线:中欧互为关键贸易伙伴,双边磋商应立足稳定、平衡、互利的基本定位,欧方不得单方面漫天要价,更不得以关闭市场、贸易制裁相胁迫。但欧方并未收敛单边立场,9月8日,谢夫乔维奇在柏林公开施压,要求中方十月初前拿出实质性初步举措,优先选取部分产业开展试点调整,并将对华磋商核心锁定三大议题:中方工业品出口规模扩容、欧盟企业在华市场准入壁垒、稀土与成熟制程芯片出口管制政策的透明度。
欧方制衡手段持续升级。据路透社9月11日独家报道,法国、意大利拟联合德国,在数周内向欧委会提交申请,针对PET材料、环氧树脂、玻璃纤维三类化工产品启动贸易保障措施,通过进口配额限制、超额关税征收的方式严控进口规模。该措施名义上适用于全球所有贸易主体,靶向指向极为明确。欧洲化工行业深陷数十年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巴斯夫、朗盛、瓦克等欧洲头部化工企业已批量裁员、收缩产能。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Cefic)数据直观印证格局剧变:2024年中国化工产业全球销售额占比达46%,欧盟仅为13%,二十年前双方份额近乎持平,如今已然完成结构性反转。这一格局变迁,绝非单一企业低价竞争所致,而是两国产业体系、产能布局、人才储备、能源成本长期迭代的必然结果。
汽车产业的博弈更早、更激烈。2024年10月,欧盟对中国原产纯电动汽车加征五年期差异化反补贴税,税率区间7.8%至35.3%,叠加10%最惠国基础关税,构建起严苛的贸易壁垒。2026年1月12日,欧委会出台价格承诺指导意见,允许中国车企以最低限价模式抵扣部分关税,却并未取消核心反补贴税制。大众安徽生产的Cupra Tavascan车型虽进入欧盟专项审议流程,不代表中国车企获得行业性豁免。关税壁垒封堵纯电出口通道后,中国车企迅速调整赛道,将增量重心转向未被规制的插电混动领域。市场机构Dataforce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占据欧洲插电混动汽车市场28%的份额;在欧盟、英国及欧洲自贸联盟全域市场中,中国品牌新车整体份额升至9%,4月单月峰值接近10%。产业承压之下,欧洲车企开启激进变革,9月3日大众监事会通过品牌近九十年最剧烈的重组方案,新增裁员约5万人,叠加前期落地计划,累计优化岗位近10万个,同时启动对埃姆登、茨维考、汉诺威、内卡苏尔姆四大德国主力工厂的产能评估,研判未来十年产能调整与转型路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品牌持续深耕欧洲市场,小米在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官宣次年正式入局欧洲,已与德国八家主流经销商集团达成合作,本土化布局稳步落地。
稀土产业链是中欧博弈的核心敏感触点。2025年4月4日,中国正式对中重稀土及关联磁材实施出口许可管制,规范战略资源出口秩序。原定同年10月落地的升级版管制规则,涵盖含中国原产地成分磁材的域外授权管理,经大国双边会晤磋商,延期至2026年11月10日正式实施。2026年7月24日,中方将德国莱茵金属等14家欧洲实体纳入出口管制清单,实施精准化合规管控。冯德莱恩多次公开表态,欧盟境内超九成稀土永磁体依赖中国进口,将双边供应链的深度互嵌定性为“相互依赖武器化”;中方则始终明确,相关举措是应对外部制裁、维护国家安全的对等反制与合规审查。同一组供应链事实,衍生出两套完全对立的政治叙事,本质是全球化时代供应链彻底褪去中立属性、沦为大国博弈工具的典型表征。
经贸博弈升温的同时,政治摩擦同步发酵。法国《反超快时尚法》于9月1日正式生效,通过环境罚款、合规规制等方式针对性限制跨境快时尚贸易,直接冲击希音、Temu、速卖通等中国跨境平台,中方发言人明确指出,该法案带有鲜明的歧视性贸易限制属性。9月11日,针对个别政客窜访意大利、搅动中欧关系的不当行径,中方外交部门向意大利及欧盟方面提出严正交涉。7月中方外事负责人出访北欧四国,试图依托绿色转型、多边气候合作缓释双边紧张。北欧各国承认对话必要,却坚持将俄乌冲突、人权议题、贸易失衡捆绑为一揽子谈判条件。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9月6日地方选举,德国选择党斩获43.8%政党票,拿下83席中的39席,虽未过半;默茨领衔的基民盟跌至17.2%。东部工业州的政治地震,会持续推高柏林在十月谈判窗口上的强硬姿态。
欧洲此刻处理的,从来不是一桩孤立贸易纠纷。它以期限、防御工具箱与道德叙事并用,试图为一场自身尚未做好心理与制度准备的产业权力转移,强行标定价格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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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分工死了,欧洲还在用旧语法
中欧经贸曾共享一套双方都愿意复述的叙事:欧洲输出设备、整车、精密仪器与工业标准,中国供给消费电子、轻工制品与中间品;德国车企在中国市场收割丰厚利润,中国制造压低欧洲本土通胀。这个叙事并非虚构。驻法中方外交代表今年六月在巴黎演讲中提到,四十年来德国车企在华售出六千四百多万辆汽车,长期占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两成至两成五的份额;2025年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整体出口超27%,对欧汽车产品出口当中,外资企业大约占三分之一。中国出口商品带来的价格下行,确实曾对发达经济体通胀形成抑制。这些都是可核验的事实。
但旧故事的篇章已经翻过。中国不再只是嵌入欧洲产业链的廉价加工工段,在电动车、动力电池、光伏装备、工程机械、化工原料、电力设备赛道上,中欧争夺的是同一块全球工业蛋糕。欧洲学界将此称为“中国冲击2.0”。第一轮冲击中欧洲主动让出纺织、玩具等低端制造,汽车与化工始终是其工业自尊的底盘;第二轮冲击,直击这套底盘本身。
欧盟对纯电汽车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品牌把产能增量转向插混赛道,在匈牙利、土耳其、西班牙旧厂区落地本地化生产。关税改变的只是贸易路径,改变不了产业迭代的方向。一旦后发国家完成全产业链闭环,先发者习以为常的“我定标准、你负责生产”的国际分工模式,就只剩下怀旧式想象。欧洲当下的种种规制,本质就是试图把这份怀旧想象固化为新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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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幽怨不在逆差,在示范权
将所有矛盾归咎于中国,是布鲁塞尔最低成本的政治策略。欧洲内生的结构性病灶同样清晰,且更难化解。
乌克兰危机切断廉价俄气供给之后,高耗能产业等于失去了过去数十年隐形的能源补贴。化工、冶金产业对电价、气价高度敏感。工厂关停、产线外迁,巴斯夫这类欧洲工业名片大规模裁员,并非舆论渲染的幻象。欧洲先行推出绿色规制,却没有同步解决后化石能源时代工业能源供给与成本问题。规制走在前,能源供给落在后方,二者之间的断层,就是去工业化。
高薪酬、高福利、漫长审批流程、成员国碎片化主权,曾经是欧洲社会模式引以为傲的标识。放在同中国完整产业链的长期竞争中,就转化为持续的单位成本劣势。欧盟并非没有产业政策,净零工业法案、工业加速器、供应链多元化立法均在推进,但27国集体合议、资金分散、落地周期漫长。美国能够以国会法案形式释放巨额财政支持,中国可以维持跨十年连贯稳定的产业能力建设;欧盟往往是规则密度大于资金投入:文件堆积很厚,实体产能增长薄弱。
国内政治系统,也开始反噬工业体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不是孤立事件。德国汽车产业的焦虑,已经从企业董事会渗透到选民的政治偏好之中。默茨政府需要并行完成三件大事:国内结构性改革、持续援乌、对外对华示强。三件事争夺同一笔国内政治资本。对华强硬的表态最容易对外展演,国内改革最容易损耗政治支持。于是,“中国产能过剩”就成了欧洲各党派内部博弈阻力最小的外部解释。
欧洲知识界并非无人看透这一层。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张超有一句冷静的判断:欧洲焦虑的根子,不完全是中国变强,而是自身不再被视作现代化样板。这句话远比逆差统计表更切中要害。近代以来欧洲的自我定位,是规则输出者、标准制定者、现代性的示范范本。中国没有复制欧洲的现代化路径,依然完成工业化、城镇化与技术追赶。对欧洲精英而言,损失的不只是市场份额,更是文明层面的示范权。
常被谈及的欧洲“侏儒化”,含义有两层:安全上脱离美国庇护便难以独立行动,工业上失去旧日能源红利与标准垄断之后,便丧失产业自信。一个长期自居为师的文明,忽然发现昔日学生自建完整工厂,最省事的选择不是反思自身教材,而是重写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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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互嵌一旦安全化,就是相互勒脖子
中欧关系最稳定的阶段,依托于深度咬合的产业链:中欧班列、汽车产业链、化工中间体、农产品与奢侈品贸易、气候治理对话。深度互嵌长期被视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2026年出现的新变局在于:这块压舱石,同时被双方转化为博弈杠杆。
欧洲的产业痛点高度集中。永磁体加工高度依赖中国,关键矿产、光伏组件、电池中间体亦是如此。“去风险”口号喊了三年,企业算账之后得出现实结论:更换供应商成本高昂,新建本土产能周期漫长,政治正确无法替代稳定的交货周期。冯德莱恩推动的“Resource EU”计划,试图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开拓新矿源,方向本身并无错误,终究远水难救近火。正因如此,11月10日稀土管制到期与否,比十月任何联合新闻稿,都更让布鲁塞尔寝食难安。
中国的痛点相对分散,但绝非无懈可击。欧洲仍是中国重要出口市场,高端装备、奢侈品、优质农产品、高端品牌利润,仍大量掌握在欧方手中。欧方的政策工具箱持续加厚:工业加速器法案、网络安全立法修订、公共采购本地化、跨境小包裹征税、外国补贴条例调查。7月24日,中方将莱茵金属等14家欧洲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实体清单已然成为当代外交的一种特殊语言。
谁的产业更脆弱,谁在谈判桌前的回旋空间就更小。这是权力结构判断,无关道德评判。欧洲索要的“政策透明度”“不间断供应”,本质是试图将中国出口管制这一主权权力,关进欧洲预设的可预期框架之内。中国不可能交出这项主权工具。反过来,中方诉求欧方停止单边贸易设限,而欧洲内部复杂的产业政治,不允许欧委会轻易收起这套防御工具箱。于是形成一种极具当代特征的中欧关系:一边联合监测、持续磋商,一边筹备保障措施,同时对外重申伙伴定位。
相互依赖并未消失。消失的是自由主义的经典预设:深度互嵌必然带来政治友好。一旦安全化逻辑被激活,产业链咬合越深,可供相互施压的节点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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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叙事一上来,生意就做不纯粹
中欧之间长期有一句共识表述:双方不存在地缘政治冲突。不存在直接领土争端,不等于两套安全叙事不会碰撞。
俄乌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欧洲将中俄贸易、军民两用物项流转、金融结算,解读为支撑俄方战事的间接补给;中国坚持劝和促谈,主张与俄罗斯开展正常经贸合作。两套安全叙事无法通约,经贸摩擦便难以单独降温。这就是此前北欧外事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收益的根源。绿色航运、循环经济议题谈得再细致,也抹不去欧洲叙事里相关经济联系的定性。
台湾问题是另一处关键节点。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石,不是可供价值观展演的装饰。个别政客窜访意大利这类事件,在北京的解读,是谈判窗口期的政治试探;在欧洲部分议会与媒体的叙事中,则被阐释为“不能让贸易绑架外交”。双方都自认坚守原则,原则分歧最后转化为经贸关系的温度计。
美国是隐于幕后的第三重结构性变量。特朗普第二任期一方面对欧盟加征关税,在北极、防务领域持续施压,另一方面对华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安排双边高层会晤。欧洲被夹在夹缝之间:安全上依附美国,市场上放不下中国,口头上追求战略自主。战略自主若无工业与防务的实体底座,就只是修辞。修辞化的战略自主,最典型产物就是对华政策反复摇摆:可以率领车企访华争取订单,转头就把汇率、产能议题与广场协议想象打包,组装成套施压话语。
1985年广场协议能够约束日本,一种政论层面的解读是:日本安全上依托美国保护,货币体系依附美元,产业层面也不具备当下中国这种完整的工业替代能力。史学界对广场协议成因本有多元阐释,此仅为其中一重视角。试图将这套历史方案复制到2026年的中国身上,不是成熟战略,只是怀旧幻想。欧洲部分精英对类似协议的想象,暴露的不是谈判技巧,而是尚未接受一个平视的世界:中国不是等待外部规训的学员。
欧盟官方依旧沿用“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在外部环境平稳的年份,这套定位可以完成修辞层面平衡;叠加产业危机与地区战争,三重定位就会撕裂。在欧盟内部辩论场,安全官僚与东部成员国放大“对手”面向;出口导向产业与南欧国家,则尽力拉住“伙伴”面向。十月谈判期限本身,就是这种撕裂的产物:不设期限,无法向国内选民交差;一旦全面贸易战打响,德国汽车、法国农业会最先承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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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争的是谁来定义公平
配额、最低限价、市场采购开放、出口许可时效,这些技术议题都可以谈判。真正无法谈判的,是规则定义权。
欧洲的叙事:政府补贴、国企制度、数据跨境、供应链尽职调查,扭曲竞争,破坏公平。中国的回应:产业政策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合法工具;欧美自身持续补贴芯片、绿能与国防产业;以“产能过剩”为名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实质是阻断后发国家换道超车。在这一层秩序哲学的层面,双方都不会退让。一旦退让,等于承认对方有权书写二十一世纪的贸易宪法。
“公平贸易”早已不是纯粹技术概念,而是秩序概念。谁有权界定何为补贴、何为安全风险、何为可持续标准、何为“去风险”的合理边界,谁就继续持有旧世界遗留的规则权力。欧洲最难以接纳的,并非某一年逆差数字走高,而是规则解释权伴随产业权力一同东移。在气候产业领域,中国已是核心产能供给方;数字治理层面,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应用试验场;工业标准领域,中国从跟随者走向并跑者。一个经济体只剩规制权,却失去匹配的生产能力,规制本身就容易沦为变相关税。
这也是中欧摩擦带上文明政治色彩的缘由。中国与欧洲同为轴心文明,都向现代世界贡献过制度智慧。真正危险的不是文明差异,而是将差异固化为优劣等级,再以制裁落实这套等级判断。人权、新疆、香港、台湾议题,长期在欧洲公共话语中,被设置为对华谈判的前置道德门槛。当这类价值叙事,和关税、保障措施、实体清单叠加在同一谈判桌,欧洲就不再只是磋商贸易事务,而是试图保住“文明法官”的席位。席位还在,但法槌之下,本土工业底盘已经空掉一大块。
中国需要平视这份焦虑,不必嘲讽。平视意味着承认欧洲的痛苦真实存在:工厂倒闭、岗位流失、选民不满,都是现实;同时拒绝将中国产业升级贴上原罪标签。中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超出即期消费,同样是真实结构性难题。正在编制推进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正是应对内需不足叠加外需承压的矛盾。将国内产能压力向外转移至欧洲,只会刺激保护主义回潮,无益于自身转型。承认这一点,不会削弱谈判地位;谈判地位,本就建立在事实之上,而非宣传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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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往后是冲突管理,不是关系重置
未来数周,基调依旧是边谈边博弈。全面脱钩概率很低。中欧产业链咬合太深,欧洲通胀水平、车企利润,中国出口规模与就业,都承受不起彻底断链。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也明确反对摩擦升级。但行业性摩擦会次第落地:化工保障措施、插混汽车关税讨论、公共采购本地化、跨境小包征税、网络与关键基础设施排除清单,会逐项推进。中方采取点对点反制,不会主动选择全面摊牌。
十月更大概率产出姿态性成果:几类产品的进口调整或价格试点,稀土民用许可流程优化,新一轮部长级会晤,一份表述“相向而行”的联合声明。但不会出现两种结果:中国按照欧洲诉求主动大规模限产;或是欧盟撤回正在推进的工业防御立法。11月10日稀土管制是否延期,比任何公报文字,更能决定下一年双边关系温度。
冯德莱恩将于9月16日发表盟情咨文,跨大西洋高层会晤定于9月24日。两个时间节点,会改变欧洲本轮谈判的声调高低,却撼动不了底层结构。产业权力东移已成大势,外部外交气压,无法把已经转移的产业实力再搬回去。
对中国而言,不必在每一项保障措施上追求情绪对等。该反制时果断反制,让欧洲知晓关闭市场需要付出代价;可谈判的议题落到实处,扩大欧洲优势农产品、高端装备进口,用增量贸易换取摩擦缓释;最核心的功课在国内:提振内需,治理行业内卷竞争,规范车企海外定价与竞争行为。八月主管部门出台车企出海竞争合规要求,这件事的战略分量,不亚于布鲁塞尔多开一轮工作组会议。
欧洲真正的难题,不在于如何惩罚中国,而在于在失去廉价俄气、跨大西洋公共品不稳定、又无法复制中国产业密度的条件下,守住足以支撑其社会模式存续的工业底盘。这需要能源领域的现实主义,需要审批制度改革,需要实打实的产业资本投入。期限可以动员欧盟理事会,却无法压低电价,召回已经外流的产能。
全面战略伙伴的名义定位仍被保留。但定位之下,关系逻辑已经转为冲突管理,不再是信任扩张。冲突管理本身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将冲突管理包装成重建信任,等到下一轮保障措施落地,再故作意外。
世界多极化不是峰会纸面宣言,而是产业、货币、技术、安全结构同步重塑的漫长进程。欧洲可以选择成为多极世界独立一极;也可以在美国安全庇护与对华贸易设限之间,沦为拥有立场、失去工业根基的高级附庸。第一条道路,需要工厂作为支撑;第二条道路,只需要政治立场。2026年这个秋天,布鲁塞尔仍在用立场处理工业问题。这就是中欧之争最深层的错位,也是欧洲规则焦虑最真切的来源。
(作者:程 晨;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思想引力场”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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