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2月，山西临汾附近，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周昆参加完第二战区的一次会议后，没有按惯例立即返回部队。那天，他只带着一名警卫员，身边少了几分往日的从容，多了一只装有“重要文件”的挎包。
挎包很快被送到作战科长王秉璋手中。打开一看，里面没有文件，只有整整3万元法币，以及周昆留下的一封信。信中写明，自己从有关方面领到6万元军饷，其中3万元交王秉璋暂存，另有3万元由本人带走。
王秉璋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军饷数额巨大，周昆又是师参谋长，若有公务安排，完全可以当面交代，为什么只留下一半？更令人意外的是，周昆此后便失去了踪迹，连同他带走的3万元法币一起，从历史记录中突然断开。
这不是普通干部的离队。周昆参加过秋收起义，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曾任红军重要职务。到抗战初期，他已经是八路军第115师的高级将领。这样的人突然消失，军队不可能不查，问题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少了几万元军饷”上。
当时有人很快提出一种判断：周昆是不是携款出走了？
这个猜测并非毫无来由。1938年1月，周昆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师级以上参谋长会议。会后，他曾谈到国民党军官拥有公馆、汽车和仆役，生活条件远胜八路军，甚至抱怨八路军经费紧张，连日常出行都十分拮据。
据在场者回忆，彭德怀听后很不痛快，曾与周昆发生争执。周昆没有因此改变说法。一个月后，他又在领取军饷后失踪，于是两件事被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不过，动机可疑，不等于证据成立。3万元法币在当时确实是一笔巨款，但也正因为数目太大，携带它逃亡并不容易。一个人突然变成阔绰富户，必然引起注意；若隐姓埋名，又很难把这笔钱花出去。
调查人员曾把湖南平江作为重点方向。周昆是湖南平江人，若他真想回乡置产，那里既有亲属，也有熟人，似乎最方便落脚。然而，走访结果没有发现他回乡的痕迹，亲属生活也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后来多次人口登记，同样没有找到与周昆相符的线索。
投奔国民党，也是一种被反复讨论的可能。可周昆若真到了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完全可以借此大做文章。一个八路军高级将领携款投降，政治宣传价值远大于那3万元法币，不可能长期不见报、不见任职记录。
投靠日军的推测更难成立。日本方面同样会利用此事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周昆熟悉红军内部情况，若成为叛变将领，日军极可能逼他提供情报。但周昆失踪后，并没有出现与他有关的公开宣传，也没有发现八路军根据地因其泄密而遭到成规模破坏。
还有人猜测，他可能独自逃往外地，靠这笔钱隐居生活。问题在于，1938年的中国并不太平，战区道路上有散兵、土匪和地方武装，单人携带巨款赶路，风险极高。周昆久经战阵，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王秉璋后来曾感到困惑：“说他贪财吧，为什么只带走一半？事情没有做绝。”这句话，恰恰点出了案件最难解释的地方。若周昆早有出逃计划，直接带走全部军饷更符合常理；特意留下3万元并写信说明，反倒像是在进行某种临时安排。
从另一个角度看，周昆的失踪地点也值得注意。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部名义上受阎锡山领导，周边并非绝对安全。抗战初期，战区秩序混乱，地方势力复杂，军政人员、散兵和土匪之间往往有利益牵连。表面上是交通线，实际上可能处处藏着危险。
周昆离开会场后究竟走了哪条路，沿途是否遇到熟人，是否遭遇抢劫，至今缺少可以核实的材料。若他在偏僻地段被害，遗体又被当作无名尸体处理，那么3万元法币很可能迅速流入他人手中，案件也就失去了最关键的物证。
1984年，杨尚昆在一次报告中提到周昆失踪，仍使用了“开小差”的说法。这说明在相当长时间里，组织内部更倾向于把事件视为擅自离队甚至携款出走。但这种判断更多是基于现场情形和既有印象，并不等于已经掌握了完整证据。
遗憾的是，周昆没有留下足以证明去向的文字，也没有任何可靠的公开身份记录。那3万元军饷究竟被他带走，还是成为歹徒杀人后的赃物，始终没有定论。能够确认的，只有他在那段战局混乱的日子里离开了人群，此后再未回到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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