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奴隶贩运名录曝光，王室带头干议员下场，350万非洲人被运走

一项最新研究揭示，英国在议会和王室的支持下，长达数个世纪地参与奴隶贸易，规模之大令人震惊。由专业历史学者组成的团队历时3年编纂的《英国奴隶贩运者名录》，记录了从16世纪60年代到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期间，参与英国近250年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投资者。

名录依据历史档案，尽可能为10,500名投资者提供生平资料，构成迄今为止有关奴役非洲人行为参与者最全面的图景。英国的贩运活动包括由国王领导的皇家特许公司，以及布里斯托、利物浦等港口城市的大量企业家。这些活动通过暴力，将超过300万名被奴役的非洲人运往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殖民种植园。

多位英国国王和女王既是贩运被奴役非洲人的领导者，也是投资者。超过100名议员投资了奴隶贸易公司，包括数十名保守党和辉格党成员。这两个党派分别是当今英国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前身。

英格兰银行的数十名董事和创始出资人投资了奴隶贸易。超过1,000名女性也参与其中。45名英格兰教会牧师投资了皇家非洲公司。英国广播公司正在播出一部两集纪录片，介绍这份名录，主持人为历史学家大卫·奥卢索加。

名录的发布，将为日益壮大的全球运动提供更多证据。这一运动要求欧洲各国政府承认其实施奴役的行为，作出完整、正式的道歉，并积极参与有关补偿性正义的讨论。历届英国政府均拒绝这样做，理由是奴役和奴隶贸易在当时并不违法，因此不存在作出赔偿的义务。

上周，一个牙买加官方代表团向查尔斯国王递交请愿书，要求英国枢密院就英国政府这一立场是否合法作出裁决。枢密院是英国海外领地和部分英联邦国家的终审上诉法院。

时至今日，许多贩运者仍受到纪念碑和雕像的颂扬。英国法律将被奴役者视为动产和财产，甚至没有能够辨认数百万被奴役者身份的持久记录。目前，仍有项目致力于弥补这一缺口，并从仅存的少量记录中，尽可能还原被奴役者的生活。

名录确认的数千名英国奴隶贩运者中，一些人家喻户晓。其中包括詹姆斯二世——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最后一位天主教君主，伦敦特拉法加广场至今立有一尊称颂他为“信仰捍卫者”的雕像；还有作曲家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和哲学家约翰·洛克，两人都是皇家非洲公司的股东。

历史学者的研究发现，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及多座教堂的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1682年曾主持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这家致力于推动科学发展的机构，当时投票决定投资皇家非洲公司。这些人在现代英国享有的传奇地位，很少包含他们参与奴隶贸易这一事实。这也反映出英国对自身奴役历史的讨论十分有限。

如今，人们较为熟知的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及其核心圈子在16世纪60年代支持普利茅斯私掠者约翰·霍金斯进行奴役航行，并将皇家海军舰船借给他，以换取部分利润。数十年来，带有海盗性质的船主从西非海岸掳掠并贩运人口，大多来自今加纳和尼日利亚，将他们运往加勒比地区和北美。17世纪，商人随后介入，建立包括巴巴多斯甘蔗种植园在内的种植园。

在名录所收录、且历史学者找到档案的10,500人中，如今最广为人知的奴隶贩运者或许是爱德华·科尔斯顿。他是皇家非洲公司的投资者和助理，即董事之一，也是布里斯托保守党议员，并资助学校和慈善机构。这一认知源于持续的倡议和公众教育。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期间，科尔斯顿的雕像被推倒，成为这一过程的高潮。

英国种植园主奴役非洲男性、女性和儿童。被奴役者一出生便终身为奴，种植园主通过极端暴力强迫他们无偿劳动。这种压迫还有另一层残酷的讽刺：其目的，是为正在现代化的欧洲民众提供烟草和糖等消费品。

1660年王政复辟后，王室在贩运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在1672年皇家非洲公司成立前，设立了两家获得皇家特许的公司。皇家非洲公司由詹姆斯二世及其堂兄莱茵河畔鲁珀特亲王领导，垄断奴隶贩运业务，并动用皇家海军、军队和国家法律权力维持这一垄断。该公司成为欧洲奴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一贩运者，至少将150,000名被俘的男性、女性和儿童横越大西洋运走。

热衷于加入这家皇家奴役公司的，是一个正在发展为现代国家的英国的精英阶层。名录赋予皇家非洲公司股东、助理和管理者以具体面貌：王室侍从、保守党和辉格党议员、金融家、银行家、商人，以及伦敦金融城的参事，即市政议员。

英国议会曾围绕英国参与奴役活动展开争论，但道德谴责来得很晚。在此之前，主导争议长达25年的，是独立或“单独经营”的贩运者。他们游说取消王室垄断，以便自己也能从事贩运。

1712年，议会批准全面解除管制。英国新形成的“自由贸易”理念，令被剥夺自由、遭受奴役和贩运的非洲人数大幅增加。这一关键时期，名录中的重要人物是罗伯特·海沙姆。他曾任皇家非洲公司助理，并于1698年当选兰开斯特保守党议员。海沙姆在议会中强烈反对王室垄断，随后成为扩大奴隶贸易的关键人物。

名录写道：“海沙姆抓住机会为自己的船只配备装备，使人口贩运成为他最关切的事务。”海沙姆后来转而与主张自由贸易的辉格党人一同投票。安妮女王在位的18世纪初期，他成为规模最大的独立被奴役非洲人贩运者之一。海沙姆与居住在巴巴多斯的弟弟威廉，使用“小伦敦号”“新冒险号”和“利物浦号”等船只，贩运约9,000名被奴役的非洲人。其中约1,350人在船上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死亡。

名录称：“海沙姆持续游说扩大这一贸易，并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努力地促成其成为一项全国性的商业活动。”历史学者为此查阅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奴隶航行”数据库，其中收录奴役船只的记录。名录也以伦敦大学学院历史学者编纂的“英国奴隶制遗产”档案为基础，该档案记录了英国被奴役者的“所有者”。

这一档案以1833年议会废除奴役制度时获得赔偿的人为起点。这些人因失去作为“财产”的人而获得2,000万英镑公共资金补偿。按最低计算方法，这相当于今天的27亿英镑。被奴役者从未获得任何赔偿。对呼吁赔偿的人而言，这笔支付给奴役者的公共资金，至今仍是持续存在的深刻不公。随着18世纪英国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扩张，参与者从伦敦精英扩展至其他港口的投机者。

布里斯托尤为强势。名录列出了多名在当地积累财富的人：制绳商理查德·法尔被称为“布里斯托最多产、最重要的奴隶贩运者之一”，他至少为38艘奴役船只配备装备，将超过10,000人贩运至种植园；威廉·廷德尔“深度参与牙买加的奴隶贸易”；詹姆斯·拉罗什则在1770年去世前的42年间，至少为105艘奴役船只配备装备，将超过30,000人运入囚禁状态。

1750年，议会通过立法，解散皇家非洲公司，并将跨大西洋贩运中的自由贸易制度化。法案的正式措辞明确表明，对非洲人的奴役和贩运是国家政策，其核心是种族主义。法案写道：“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对大不列颠极为有利，也是以合理价格向种植园和殖民地……供应足够数量黑人的必要条件。”

为此目的，“上述贸易应当向国王陛下的所有臣民自由开放”。唯一的规定是，奴隶贩运者须缴纳40先令，加入一家负责维护皇家非洲公司旧有非洲奴役堡垒和定居点的公司。利物浦许多抓住这一机会的人原是工人阶层的手艺人，后来成为这座城市的建制派。利物浦地方政治人物坚定支持奴隶贸易，并为便利其发展，将码头规模扩大至原来的3倍。

曼彻斯特大学埃德蒙·史密斯教授是名录的主要历史学者之一。他发现，利物浦有51位市长从事过贩运，市政机构还多次游说议会反对废除奴隶贸易。名录中的利物浦贩运者包括阿瑟·海伍德。他在1744年至1780年间参与80次奴隶贩运航行，估计将21,648名被俘的非洲人运往格林纳达、牙买加、圣基茨、弗吉尼亚、缅因等美洲港口。

海伍德创办了利物浦银行“阿瑟·海伍德父子银行”，该行后来经一系列收购与巴克莱银行产生关联。布赖恩·布伦德尔12岁起就在船上担任水手，后来在利物浦建立奴隶贩运家族企业，成为该市市长，并创办蓝衣学校。水手兼商人威廉·厄尔参与117次奴隶贩运航行，估计贩运36,565名被俘的非洲人。他的家族因参与其中，成为“英国有史以来最显赫的奴隶贩运家族之一”。

名录的历史学者还记录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制造业与奴隶贩运之间的联系。“三角贸易”路线以货物为起点，包括从伯明翰出口的枪支，这些货物在西非被用来交换被奴役者。英国男性实施的对非洲人的贩运，以及名录发现的数量惊人的女性参与者——超过1,000人——远非后来成为的、带有负罪感的国家秘密。名录显示，这是一项极为公开、备受推崇、得到王室支持并经立法保障的帝国事业。

2026年3月，在加纳总统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推动下，绝大多数国家投票支持一项联合国宣言。宣言将历史上对非洲人的贩运和种族化动产奴役称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英国投了弃权票，并在官方说明中表示反对这一措辞，认为它制造了“历史暴行的等级序列”。英国政府同时称，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在相关行为发生时，并不违反国际法”，因此没有作出赔偿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