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文艺复兴”这四个字，人们非常熟悉。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的名字，以及那些曾经在美术史课本里反复出现的作品，几乎构成了人们对于那个时代最直观的想象。但如果把目光从画布移到书上，或许会看到另一条通往文艺复兴的路径。
9月11日下午，“摇篮本前后——以‘书房中的文艺复兴’特展三件展品为中心”主题讲座暨《书籍的优雅》《书房中的文艺复兴》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书房中的文艺复兴”展览中方策展人范景中，借三件跨越手抄本与早期印刷时代的古籍，从纸张、字体、装帧和图像一路讲到人文主义者的精神世界。
他开场时展示了一页1543年出版的《人体构造》。巨大的首字母Q里，一群孩子正在进行解剖实验，角落里还有一个似乎答不上问题的孩子。范景中把这个Q解释成一个“问题”，也把自己即将开始的讲座称为一份“小学生的作业，面对文艺复兴留下的大量问题，他同样还有许多“不懂”。这份“作业”，他一讲就是三个多小时。
从画家回到书架
“文艺复兴是由书籍引发、由书籍触动的。”长期以来，人们谈论文艺复兴，往往从艺术家的名字进入。但在范景中看来，文艺复兴并不只是发生在画室里的。在那些伟大作品出现之前，古典文明首先需要被重新发现、整理、抄写和传播，而这一切离不开书。
他从“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讲起，不仅搜寻古典作品，也亲自抄写书籍、收藏书籍，甚至对当时流行的哥特体字体提出不满，尝试寻找更适于阅读的书写方式。他的收藏又影响了下一代人文主义者，书籍于是从一个人的书房走向更多人的书房。
“书籍从个人的内心出发，通过文字、通过印刷发生转变，开始旅行。”范景中说，展览并不把绘画、雕塑作为唯一入口，而是10至17世纪的手抄本、摇篮本和早期印刷典籍，此次出版的《书房中的文艺复兴》精选130部西方古籍珍本，以实物考证、版本著录和专题研究，梳理从修道院缮写室到活字印刷工坊的知识传播历程。
一页白色，藏着一种审美转向
范景中选择的第一件展品，是1450年前后由美第奇家族定制的《犹太古史》手抄本。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有多金碧辉煌”，恰恰相反，是它对黄金的克制。
在更早的哥特式豪华手抄本中，金箔意味着光辉与神圣，华丽的装饰几乎成为一种视觉语言。而《犹太古史》使用银白色犊皮纸作为底色，大面积保留纸张本身的质感，以蓝色、绯红和翠绿等颜色衬托白色卷草纹。30枚巨大的首字母散落在书页之间，偶尔还藏着蝴蝶、鸟和昆虫。范景中把这种审美上的变化概括为“清水芙蓉”与“错彩镂金”的区别：前者追求克制、自然与纯净，后者强调华丽与炫目。
更重要的是，这承载着观念的变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重新理解什么是“美”。阿尔贝蒂甚至反对在艺术中一味使用黄金，认为真正高贵的东西未必需要耀眼的装饰，有时恰恰来自白色、空白，以及材料自身的质地。范景中提醒观众，再看那本手抄本时，真正值得注意的也许正是那些没有被颜色覆盖的地方——银白色的羊皮纸本身成为了美的一部分。
“优雅”由此有了具体的模样。范景中的《书籍的优雅》并不只是讲书的装帧。他试图从字体、纸张、版式与图像这些看似细小的地方，追问一个更大的问题：当人们开始重新理解古典世界时，他们究竟是怎样重新理解“美”、理解“人”的？
一本书，为什么可以“说不尽”
范景中说，歌德曾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对于这本书，他更愿意称它为“说不尽的《寻爱绮梦》”。第二件展品是《寻爱绮梦》，1499年出版的《寻爱绮梦》，正处在摇篮本时代的尾声。它拥有大量精美版画，古典建筑、仪式、人物和植物交织在一起。几个世纪以来，它不断被重新发现，也不断成为美术史家研究绘画、建筑、园林乃至古代图像的重要入口。
活动当天，两部新书正式揭幕，并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纯在致辞中谈到，《书房中的文艺复兴》更重实物考证，《书籍的优雅》则从观念和人文精神层面“读懂”这些书，两者一“看”一“读”，共同把文艺复兴从熟悉的绘画大师重新带回到书籍本身。
一本书为什么能被研究几个世纪？从一页纸、一枚首字母，到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再到一场跨越数百年的文明运动，书籍让那些已经远去的人重新拥有了说话的机会，范景中说，“书籍既是知识的载体，也是文明的载体，当我们面对一本看不懂的古书，产生'想弄懂'的念头时，其实已经开始与另一个文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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