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总理就国号征求意见，洪门大佬语出惊人，赢得现场一片掌声

1949年9月26日上午，北京六国饭店内，周恩来请来二三十位社会贤达，商议新政协文件中的一个细节：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还要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坐在现场的司徒美堂，已经81岁，却是发言最坚决的人之一。

这个问题看似只是几个字，实际牵涉革命性质、政治合法性和国家未来。周恩来没有替众人定调，而是以“请教长者”的方式征求意见。这样的安排，也说明新政权十分重视各界人士，尤其是长期在海外活动、对中国社会有广泛联系的人士的判断。

司徒美堂站起身来，开门见山地说：“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没有好感，因为它与民无涉。”

话说得很重。

他接着表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具有历史意义；但国民党统治时期，普通百姓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主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性质已经不同，国号就应当明确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司徒美堂认为，既然是一次新的革命，就不能在国号上含糊其辞。他引用旧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如果仍然沿用“中华民国”这一简称，既不能清楚说明革命的变化，也难以向天下百姓交代。因此，他主张光明正大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场响起掌声。

这番话之所以有分量，不只是因为司徒美堂年长，更因为他的一生，正好经历了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转折。他不是书斋里的旁观者，而是从海外华侨社会、洪门组织和民族救亡运动中一步步走来的亲历者。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后，他随母亲艰难生活。1880年，12岁的他漂洋过海到美国旧金山谋生。那时的华侨远离故土，处境艰难，致公堂既有互助性质，也带有浓厚的帮会色彩。17岁时，司徒美堂加入致公堂，后来又组织安良堂，逐渐成为美洲洪门中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的影响力，并不单靠武力和江湖声望维系。司徒美堂很早便意识到，海外华侨若只是各自抱团，难以真正帮助祖国。他推动组织整顿，扩大联系，后来又参与把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洪门致公党，使其从传统侨团逐渐走向政治参与和民族救亡。

1904年，孙中山到达美国波士顿时，司徒美堂曾接待他数月。孙中山主张节省个人开支，把钱用于革命，司徒美堂便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亲自负责饮食和安全。两人的交往，使司徒美堂逐渐理解革命并非江湖义气，而是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行动。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党急需筹款。司徒美堂没有满足于发动零散捐款，而是提出抵押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的致公堂房产，筹集资金支援革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监印官，他却以“不懂做官”为由谢绝。

不做官，并不等于不问政治。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司徒美堂在纽约组织华侨抗日救国会，发动募捐，并率慰问团前往上海慰问十九路军。1933年蔡廷锴流亡美国，他又组织各地致公堂保护这位抗日将领。后来杨虎城赴美，也得到他的接应和护送。对司徒美堂而言，洪门兄弟的力量，必须用在保卫民族、支持抗战上。

1941年冬，司徒美堂返华途中滞留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曾试图利用他的声望，让他出任所谓维持会职务。他坚决拒绝，随后在洪门成员帮助下化装离港，辗转抵达重庆。

周恩来很快前往看望，并向他介绍抗战形势和皖南事变真相。司徒美堂由此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1946年，他再次回国，原本希望参与和平建设，但国民党发动内战，国统区经济恶化，现实使他逐渐改变了原有判断。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司徒美堂公开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他回答：“我回国是出于爱国之心，完全自愿，没有受任何人利用。”1949年9月4日，他抵达北平，随后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在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曾专门安排人员用藤躺椅改制成简易抬具，将年迈的司徒美堂送上山。会面时，毛泽东说，人民不会忘记他为革命事业出过的力。司徒美堂则感慨，共产党不仅请他来参加会议，也真正愿意听取各界意见。

国号讨论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确定，没有再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原打算返回香港和美国。周恩来劝他说，新中国只是走完第一步，建设国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司徒美堂接受了邀请，结束了旅居美国69年的生活，留在北京。

1950年2月至5月，84岁的司徒美堂南下广东考察侨乡土地改革。他发现个别地方执行政策出现偏差，便写成《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后，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华侨土地问题得到进一步关注。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周恩来参加完万隆会议回京后，立即前往吊唁。5月9日，中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随后将司徒美堂安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墓穴编号为天字第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