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科场案：两主考斩首，十八考官绞刑，江南士子流徙宁古塔

顺治十四年深秋，江宁的贡院外挤满了人。

乡试放榜，本就是一地的大事。这一榜却闹出了大动静。榜文贴出，中举者志得意满，落榜者红了眼。有人在贡院的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金陵自古称金穴，白下于今中白丁。"

意思是，这金陵城自古以来就富得流油，如今却便宜了一帮白丁。

这张字报是写给谁看的？给两位主考官。

正考官方猷，浙江人，翰林院侍讲；副考官钱开宗，杭州人，翰林院检讨。两人都是清贵翰林，南下主持江南乡试，属于朝廷重托。

可放榜之后，他俩的日子就没好过。

落榜的士子堵在贡院门口骂，当众羞辱同考官；等两位主考乘船还乡，船过常州、苏州，竟有一大群士子追着船骂，甚至朝船里扔砖瓦。船靠不了岸，人追着骂，这在当时的江南，是极体面也极难看的一幕。

这一幕，后来传到了顺治皇帝耳朵里。

一封参奏进京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上了一道折子，参奏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发榜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物议沸腾"（《清世祖实录》）。

折子里点了一个具体的名字：方章钺。

方章钺，是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阴应节说，方章钺之所以能中举，是因为他与主考官方猷"联宗"，两家攀上了本家，主考便徇私取了他。

联宗是清代官场的一种陋习。同姓未必同宗，但为了攀关系，两姓可以认作一本。阴应节的意思很明白：这两个姓方的，是拿联宗当遮羞布，做了一笔见不得人的交易。

折子一上，顺治帝大怒。

为什么怒？因为这两个主考，他特意见过，当面敲打过。江南乡试是天下第一等大比，取士关乎国本。临行前，顺治面谕方猷、钱开宗：要敬慎秉公，倘所行不正，决不轻恕。

结果，头一年顺天乡试刚爆了科场案，七名考官被斩。这一转头，江南又出了事。少年皇帝觉得自己被耍了，下旨：方猷、钱开宗并同考官，一律革职，全部押解进京，严行审讯。

可这里头，有个耐人寻味的地方。

方章钺的父亲方拱乾的长子方玄成，当时就在顺治跟前供职，任内弘文院侍读学士。顺治召他问话：你们方家，跟主考官方猷到底是不是同宗？

方玄成回得极干脆。他说，方家出自安徽桐城，已历数世；江南主考官方猷是浙江人，素来不同宗。他弟弟方章钺，根本不在应回避之列。而且，方章钺是江南有名的才子，凭文章考中举人，不算难事（《清史稿》）。

一个是参奏的给事中，一个是当事人的兄长，两下里完全对不上。信谁的？

顺治没有马上定夺，而是派人暗中到江南打探。打探的差事还没回话，有太监把一本传奇送到他面前。

一本戏文，定了一桩案

这本传奇叫《钧天乐》，作者是江南才子尤侗。

尤侗这科也参加了江南乡试，落榜了。他一肚子火，把落榜写成了戏：两个才子进京赶考，名落孙山；三个纨绔子弟靠行贿买通关节，金榜题名。戏里那两个受贿的考官，一个姓"万"，一个姓"金"。万，是"方"字少一点；金，是"钱"字的半边。

明眼人都看得出，万、金，影射的就是方猷、钱开宗。

顺治看完，彻底信了。他认定，《钧天乐》里写的科场积弊都是真的，江南这一榜，从头到尾就是黑的。

有了这个定论，接下来就是怎样把案子做成、做透。

顺治十五年，御史上官铉又弹劾同考官龚勋：出考场后被考生羞辱，事情可疑。顺治顺势下旨：把江南这一榜的举人，全部叫来重考，由他亲自主持。

这一下，半个江南的士子都遭了殃。已经中举、正在回乡的，各府县出动人马，挨个抓回来，押解进京。史料里写："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刚刚还披红挂彩的举人老爷，转瞬就成了充军的囚徒。

瀛台上的复试

顺治十五年的复试，设在瀛台。

每个举人，都身披刑具，由护军营的军校持刀监视。一个人考试，两个拿刀的站在背后，皇帝亲自出题。

考完，结果是这样：名叫吴珂鸣的，三试皆优，文列第一，当了这科的解元，准许直接参加殿试；其余人中，74人准许参加下科会试，24人罚停会试一科；还有24人文理不通，革去举人（《东华录》）。

最惨的是吴兆骞。

吴兆骞，江南才子，松陵人。据文人笔记记载，他九岁写《胆赋》，十岁写《京都赋》，二十五岁就让吴伟业在虎丘大会上自叹不如。可这一回在瀛台，他"战栗不能握笔"（《清史稿》），交了白卷。

交白卷，在当时就被坐实了"当初乡试有请托之嫌"。没查到他作弊，但白卷本身就是罪证。于是他跟方章钺一起，被革去功名，流放宁古塔。

顺治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结案。

《东华录》记载了顺治的谕批：方猷、钱开宗，即行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同考官十八人，除一人已病死，全部处以绞刑，妻子家产籍没入官。被控告通关节的方章钺等八名举人，各责打四十大板，家产籍没，父母妻儿流放宁古塔。

两主考斩首，十八同考绞刑，八举人流放。这个量刑，在科场案里是空前的。

就连审这个案的刑部尚书、侍郎，也因"谳狱疏忽"，被统统处分。你瞧，连审案的人都被打了板子。案子到这里，已经不是官能审的，是皇帝亲自定的。

这个案子，真的有那么多的舞弊吗

后世有两种读法。

一种是真舞弊说。当时江南科场积弊已深，放榜后士子哗然，骂声、大字报、投砖头都是实情，阴应节、上官铉的弹劾不是空穴来风。清初科场舞弊泛滥，顺治用重典肃清，是对科举公平的一种维护。

另一种是"被做成"的说法。这一派认为，案子本身证据薄弱，是借着科场的壳子，做了一场政治清洗。

薄弱点在哪？

先说方章钺。给事中说他与主考联宗舞弊，可方玄成当面对质，两家素不同宗；方章钺又是成名才子，凭本事中举本不难。联宗之说，经不起对质。后来审出的结果，方章钺也没被查出真金白银的关节，他最后和吴兆骞一样，只是被流放。若真有实打实的作弊，顺治绝不会只判个流放。

再说吴兆骞。他根本没被查出任何情弊，仅仅因为复试时战栗不能握笔、交了白卷，就被当作留用观察。一个在刀架脖子的考场里、吓到手抖的文人，交白卷，到底说明他舞弊了，还是说明他被这场面吓坏了？这就说不清了。

还有《钧天乐》。一本落榜才子写的传奇，竟成了皇帝决断的依据。戏文夸大其词，本就是发泄之作，却因为恰好被送进宫里，就成了定罪的关键证据。用一本戏来定一桩案，这本身就很可疑。天下落榜的才子都写戏骂考官，总不能都当真。

更耐人寻味的是背景。孟森在《心史丛刊》里考证过，"丁酉狱蔓延几及全国，以顺天、江南两省为巨，次则河南，又次则山东、山西，共五闱"。顺天案在前，江南案在后，一场接一场，株连极广。

而江南，是汉人士绅最集中的地方，社集林立，文气极盛。当时南北党争、江南社事之争纠葛在一起。吴兆骞被流放后，与他慎交社有隙的同声社成员趁机落井下石；与慎交社水火不相容的北方大臣刘正宗，也借机报复。一个科举案，搅进了党争、社争、南北地域之争。

所以，这案子到底是不是真舞弊？

诚实地说：无法确证。

放榜后的哗然是真的，士子们的不满是真的，科场积弊也是真的。可给事中参奏的联宗站不住脚，皇帝据以定案的《钧天乐》只是戏文，最重的几个人（方章钺、吴兆骞）又都没查出实证。一边是真实存在的社会怨气，一边是单薄的证据链条，外加一个震怒的少年皇帝、一本应景的禁书、两派结怨的社党。

这些东西搅在一起，才凑成了这桩史无前例的大案。

后来，吴兆骞在宁古塔熬了二十三年。他的生死之交顾贞观，在京城奔走营救，写了两首《金缕曲》，其中一句是："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顾贞观《金缕曲》）这两首词辗转传到纳兰性德手里，纳兰读罢泪下，以十年为期，动用明珠家的关系，终于在康熙二十年把吴兆骞赎了回来。

可吴兆骞回京不过三年，就病死了，年仅五十四岁。

那一年，纳兰性德也死了，三十一岁。

考场上的一幕，钉在墙上的那张大字报，瀛台下那枝写不出字的笔，都过去了。留下来的是满地的人头，和两首让人读了就放不下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