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8岁那年先后和三个姑娘睡过,奇怪的是这三个人后来全都出了事
我三十岁那年,接到第一个电话,是在凌晨一点十七分。
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很久,才问我:
“林浩,你还记得唐梨吗?”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有说话。
唐梨是我高中同学,也是我十八岁那年交往过的第一个姑娘。
我当然记得。
我记得她总坐在靠窗的位置,记得她夏天喜欢扎一条浅蓝色的发带,记得她说话时声音很轻,也记得我曾经让她一个人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等了整整六个小时。
那个人见我不回答,又说:
“她现在在我旁边。她想见你。”
我的手指一下子僵住了。
电话那边传来椅子移动的声音,接着是一个很轻、很慢的女声。
“周六晚上,旧电影院旁边的咖啡馆。你敢来吗?”
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个字。
“敢。”
挂断电话后,我坐在客厅里,一直到天亮。
妻子被我的动静吵醒,披着外套从卧室出来,看见我脸色难看,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瞒她。
我告诉她,十八岁那年,我先后和三个姑娘发生过关系,而这三个姑娘后来全都出了事。
妻子站在原地,过了好一会儿才问:
“她们现在还愿意见你?”
“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去?”
我低头看着手机屏幕。
“因为我欠她们一个解释。”
妻子没有再问,只是替我倒了杯温水。
那杯水放在桌上,慢慢凉透。我却始终没有喝一口。
十八岁那年,我刚离开学校。
成绩不好,也不想复读。父母托人给我找了一份仓库搬货的工作,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晚上八点回来。可我干了不到半个月,就嫌累辞了职。
那时候我没钱,也没什么本事,唯一觉得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一张还算清秀的脸。
我和几个朋友整天泡在网吧、台球厅和夜市,谁认识的姑娘多,谁就觉得自己有面子。
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把姑娘对我的喜欢当成了证明自己魅力的东西。
唐梨是我第一个女朋友。
她喜欢我很久了。
高中最后一年,她给我带过早餐,帮我抄过课堂笔记,也在我被老师批评时,偷偷把一颗薄荷糖塞到我手里。
毕业聚会那天晚上,她在河边跟我告白。
她说:“林浩,我喜欢你三年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就试试。”
那时候我看着她红着脸的样子,心里没有感动,只有一种虚荣的满足。
我觉得她既然喜欢我,就不会离开。
于是我答应了她。
那天晚上,我们在外面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后一直抓着我的手,问我:
“你以后会不会一直和我在一起?”
我当时正在穿鞋,头也没抬,随口说:
“当然了,不然呢?”
这句话后来成了她记忆里最痛苦的一句话。
我们在一起不到二十天,我就开始厌烦她了。
她每天给我发很多消息,问我吃饭没有,问我什么时候去找她,问我以后想在哪里生活。那些问题在她看来是期待,在我看来却像一种束缚。
我不回消息,不接电话,后来甚至故意去网吧躲她。
她哭着问我是不是不喜欢她了。
我说:“你别想太多,我就是最近心情不好。”
其实我已经在和第二个姑娘聊天了。
第二个姑娘叫孟琪,在网吧做收银。
她和唐梨完全不一样,性格大方,爱笑,穿着一件红色短袖,头发剪得很短,说话干脆利落。
她第一次见我就问:
“你每天都来上网,不上班吗?”
我说:“我还年轻,急什么?”
她笑了:“那你挺会享受。”
孟琪主动加了我的联系方式。
那时我和唐梨还没有正式分手,只是我已经不想继续了。孟琪的热情让我觉得新鲜,我很快把唐梨抛到脑后,天天陪孟琪打游戏、吃夜宵、在街上闲逛。
唐梨给我打电话时,孟琪就在旁边。
我看了一眼屏幕,直接按了静音。
孟琪问:“谁啊?”
我说:“推销的。”
孟琪笑着靠在我肩上,没再追问。
后来我给唐梨发了一条消息,说我们性格不合,还是分手吧。
她连续打来十几个电话,我一个都没接。
那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处理得很干净。
直到半年后,我在街上遇到唐梨的母亲。
她看见我,脸色一下子变了。
“你还记得我女儿吗?”
我站在路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缴费单,手一直在抖。
“她怀孕了,给你打过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确实收到过几个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我以为是唐梨,全部按掉了。
她母亲继续说:
“她一个人去了医院。手术后大出血,在走廊里昏了过去。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不然人都保不住。”
我脸色发白。
她把缴费单塞到我手里,咬着牙说:
“你不喜欢她,可以说清楚。你不能把她当成用完就扔的东西。”
我想解释,却发现没有任何一句话能替我开脱。
我甚至不知道唐梨什么时候怀孕,也不知道她一个人经历了什么。
后来我听说,她休学了一年,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她不敢坐电梯,不敢去医院,也不敢再谈恋爱。
我那时只有十九岁。
我害怕过,也愧疚过,但没有真正停下来反省。
因为孟琪还在我身边。
我和孟琪住在一间很小的出租屋里。她工资不高,却经常给我买烟和饭。有一次她发烧到三十八度多,我嫌她耽误我打游戏,丢下一句“你自己去医院”,就出了门。
她后来一个人打车去挂号。
医生问她家属在哪儿,她说:“马上就到。”
其实没有人会到。
那段关系维持了二十多天,我再次觉得无趣。
孟琪发现我手机里多了一个女孩的联系方式,问我是谁。
我说:“普通朋友。”
她拿着手机站在门口,问:
“你是不是又想分手?”
我说:“你别闹。”
“那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还喜欢我。”
我没有看她。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林浩,你连骗我都不愿意认真一点。”
第二天,我提出了分手。
孟琪没有哭,也没有挽留。她只问我:
“你是不是从来没喜欢过我?”
我沉默了几秒,说:
“差不多吧。”
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突然抽空了。
我提着包离开出租屋,走出去很远,仍然觉得自己终于自由了。
几个月后,我从朋友那里听说,孟琪出了事。
她被查出感染了性传播疾病。
医生问她近期有没有固定伴侣,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可那时我已经换了号码。
我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可能有问题。
和孟琪在一起之前,我曾经连续几天身体不舒服。药店老板说可能只是炎症,给了我几片药。我吃了两天,症状消失,就没放在心上。
我没有检查,也没有告诉孟琪。
她后来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病情虽然控制住了,却因为拖得太久,留下了反复发作的炎症。
她给朋友说过一句话:
“最难受的不是生病,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病。”
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时,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
我害怕的不是所谓报应,而是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只伤害了她们的情绪。
我的隐瞒、逃避和不负责任,可能已经进入了她们的身体,留下了我看不见的后果。
可那时的我,仍然没有彻底改变。
第三个姑娘叫许禾。
我是在夜市认识她的。
她跟父母一起摆摊卖小吃,话不多,做事却很麻利。每次我去,她都会把最嫩的那块肉留给我。
她没谈过恋爱,也没什么朋友。
我对她说,我和前两个姑娘只是普通朋友,自己从来没有认真谈过恋爱。
这句话是假的。
可许禾相信了。
她对感情的理解很简单。喜欢一个人,就要和他结婚,就要一起过日子。
我们认识不到十天就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她把自己攒下来的几百块钱拿出来,认真地对我说:
“以后我们一起攒钱,租个房子。等你稳定下来,我就去找工作。”
我接过那几百块,心里没有半点计划,嘴上却答应得很痛快。
“好。”
半个月后,我又开始躲她。
许禾不像孟琪那样会吵,也不像唐梨那样会哭。她只是每天站在夜市摊位后面,看着我从远处经过,然后低下头,假装没有看见。
我觉得这样就算结束了。
我换了号码,离开了那片街区,甚至没有向她解释一句。
两个月后,许禾的父母找到了我家。
那天我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她父亲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张检查单,问我:
“孩子是不是你的?”
我没有回答。
许禾站在他身后,脸色苍白,手指死死抓着衣角。
她已经怀孕两个多月。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不是承担,而是撇清。
我说:“我们已经分手了,谁知道孩子是谁的?”
许禾抬起头看我。
她没有骂我,只问:
“你真的这么想?”
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和别人……”
话说到一半,我停住了。
因为她父亲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那一巴掌并不重,却让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彻底失去了辩解的资格。
许禾没有留下孩子。
她想去医院处理,却因为害怕和拖延,错过了最佳时间。后来她在家里自行服药,半夜大出血,被送到医院抢救。
孩子没保住,她自己也因为感染做了手术。
医生说,她以后怀孕会非常困难。
我是在医院楼下见到她的。
她坐在长椅上,脸色白得像纸。她看见我,第一句话不是责怪,而是:
“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我站在她面前,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看了我很久,最后低下头。
“我一直以为是我不够好,所以你才不要我。”
我说:“不是你的错。”
“那是谁的错?”
我喉咙发紧。
“是我的。”
她笑了笑。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我没有回答。
因为没有用。
唐梨的手术已经结束,孟琪的病已经留下了后遗症,许禾也失去了一个孩子,并且可能很难再拥有自己的孩子。
我所谓的道歉,不能让时间倒流。
更荒唐的是,三个人后来真的全都出了事。
唐梨患上焦虑症,孟琪因为感染留下病根,许禾则在那场意外之后长期失眠,不敢和任何人建立亲密关系。
朋友们私下议论,说我命硬,说和我谈过的姑娘都没有好下场。
我一开始也相信过这种说法。
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晦气的东西,谁靠近我,谁就会倒霉。
直到三十岁那年,唐梨约我见面。
周六晚上,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咖啡馆。
那家店不大,靠墙的位置摆着几盆绿植。店里放着很轻的音乐,玻璃窗外是来来往往的行人。
我坐下后,手心一直在出汗。
七点整,唐梨推门进来。
她比记忆里瘦了一些,头发剪到了肩膀,手腕上戴着一串很普通的木珠。
她身后跟着孟琪和许禾。
三个人并排坐在我对面。
我站起来,想说对不起,唐梨却抬手打断了我。
“先别急着道歉。”
我重新坐下。
孟琪把一杯水推到我面前。
“我们今天找你,不是为了让你赔钱,也不是为了让你跪下。”
许禾低着头,没有说话。
唐梨看着我,问:
“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们后来出事,都是因为你命不好?”
我怔住了。
她继续说:
“我听别人说过,你逢人就讲,和你谈过的三个姑娘最后都出了事。你把这件事说成因果,说成报应,好像只要你一直愧疚,就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
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
我确实说过。
我把自己的过错说成命运,把无法承担的责任说成因果。这样一来,我只是一个被报应折磨的人,而不是那个在每个关键时刻都选择逃跑的人。
孟琪盯着我:
“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
我摇头。
“不是你不爱我。”
她的声音很平静。
“没人规定你必须爱我。你可以拒绝我,可以和我分手。可你明明知道自己身体不舒服,却什么都不说,还和我发生关系。”
我低下头。
“对不起。”
“别只会说这三个字。”她说,“你当时应该做的是去检查,告诉我,让我自己决定要不要继续。你把选择权拿走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
唐梨接着说:
“我那时候怀孕,给你打了很多电话。你一个都没接。后来我在医院醒过来,第一个念头是找你。可护士说,你根本没有来过。”
“我不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她看着我,“你是不想知道。”
我抬起头,发现她眼里没有眼泪,只有一种疲惫。
许禾一直没说话。
直到服务员来添水,她才突然问我:
“你还记得我那天拿给你的钱吗?”
我愣了一下。
“记得。”
“那是我攒了很久的钱。”她说,“我后来去你家找你,想把钱要回来。不是因为钱多,是因为我想看看你会不会承认,那段关系对你来说不是完全没有发生过。”
我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压住。
“后来呢?”
“后来我没要。”她说,“我把钱捐给了医院的患者互助箱。”
我看着她,无法理解。
她轻声说:
“我不想让那几百块钱继续和你有关系。”
咖啡馆里很安静。
我准备好的那些道歉、忏悔和保证,在她们面前都显得苍白。
唐梨问我:
“你今天来,是想让我们原谅你吗?”
“不是。”
“那你想要什么?”
我沉默了很久,才说:
“我想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孟琪笑了一下。
“你终于问对了一句话。”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放到桌上。
上面不是赔偿金额,也不是任何协议,只写着三件事。
第一,去医院做全面检查,把当年的检查结果和现在的情况如实告诉她们。
第二,如果医生确认当年的隐瞒对她们造成了影响,就承担该承担的治疗费用,但不以此要求她们原谅。
第三,以后不要再向别人讲‘三个姑娘都因为我出了事’这种话。
“为什么第三条也要写?”我问。
唐梨说:
“因为那不是你的勋章。”
我怔怔看着她。
她继续说:
“你把我们的伤痛讲成自己的报应,好像你很痛苦,就证明你有良知。可每次别人听到这个故事,记住的都是你,而不是我们。”
我握着那张纸,指尖发麻。
那天晚上,我没有立刻签字。
我问她们:
“你们还希望我做什么?”
许禾第一次抬头看我。
“什么都别做。”
我愣住了。
她说:
“我不是不需要承担费用,也不是不需要一个道歉。但我不想再把人生交给你。你不要再替我决定,我应该原谅你,应该接受你,应该因为你后悔就重新相信你。”
她的声音不大,却比任何责骂都重。
我点了点头。
“好。”
那晚回家后,我先去了医院。
医生看完检查结果,只说了一句:
“很多问题不能简单归结到一次关系,但你当年没有做检查、没有告知对方,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
我拿着报告坐在走廊里,第一次没有把所有事情归咎于命运。
唐梨的焦虑症,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她原本的性格、家庭环境和那段时间的压力,都可能影响她。
孟琪的病,也不能证明全部来自我。可是我明明知道自己身体异常,却选择沉默,这个责任我躲不开。
许禾的意外,更不是一句“她太脆弱”就能解释。
她怀孕后联系不上我,独自面对恐惧,最后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做了错误的选择。她的人生当然不该全部由我负责,可我确实是那个在她最需要回应时,关掉手机、转身离开的人。
事实并不神秘。
没有什么诅咒,也没有所谓天谴。
只是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在三个姑娘把信任交给他时,三次选择了享受;在她们需要答案时,三次选择了逃避;在后果出现时,又把一切说成了巧合和命运。
这才是三个人后来全都出事的真正原因。
不是因为她们睡过我。
而是因为我曾经把她们的真心、身体和人生,都当成了不需要负责的东西。
我按照那张纸上的三件事,一件一件去做。
检查结果出来后,我把能确认的情况发给了孟琪。她没有回复,只让朋友转告我,以后不要再联系她。
我接受了。
唐梨后来同意我承担一部分治疗费用,但明确说不想见我。每个月我按约定把钱转过去,从不附加任何解释。
许禾没有要钱。
她现在在另一座小城工作,偶尔会在朋友圈发一些做饭和养花的照片。她没有结婚,也没有再联系我。
我曾经想过给她寄一封信。
最后没有寄。
她已经说过,不想把人生再交给我。我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尊重她的拒绝。
妻子知道这些后,问我:
“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在赎罪吗?”
我说:“不敢说赎罪。最多是承担。”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赎罪听起来像做够了什么,就可以翻篇。承担是不管有没有人原谅,都要记住自己做过什么。”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握住了我的手。
她没有替我原谅自己,也没有要求我忘掉过去。
她只是告诉我:
“你不能一直活在十八岁,但你也不能假装十八岁什么都没发生。记住,然后别再成为那样的人。”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三十岁以后,我不再对别人讲那段经历。
有人问我为什么一直不喝酒,我说胃不好。
有人问我为什么从不暧昧,我说已经结婚了。
有人夸我对妻子体贴,我不会解释自己年轻时有多混账。
因为改变不是用来炫耀的。
它只是一个人终于明白,别人对你的喜欢不是免死金牌,年轻也不是逃避责任的通行证。
唐梨后来慢慢恢复了工作。
孟琪换了行业,开始规律生活,虽然身体还会反复不舒服,但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朋友和生活。
许禾也没有像我曾经以为的那样,孤独地停在十八岁。她在外地租了房子,养了一只猫,学会了一个人看病、一个人搬家、一个人过生日。
她们都没有因为我而拥有圆满的人生。
但她们也没有被我彻底定义。
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明白的。
我曾经把她们想象成三个被我毁掉的人,好像她们往后十几年只剩下痛苦,好像她们的人生只能围绕我的错误打转。
那其实仍然是一种自恋。
她们有自己的性格、选择、亲人、工作和未来。我的伤害真实存在,但我没有资格把她们的一生概括成“被我毁掉”。
真正需要被审判的,不是她们的人生,而是我当年面对感情时的态度。
十八岁那年,我先后和三个姑娘睡过。
后来,她们确实全都出了事。
一个在医院走廊里醒来,一个因为我的隐瞒接受了漫长治疗,一个在失去孩子后用了很多年才重新学会生活。
那段经历看起来像一个巧合,甚至像一场诡异的报应。
可现在回头看,最奇怪的从来不是她们后来出了事。
最奇怪的是,我当年竟然以为,只要不接电话、不回消息、不承认后果,一切就真的和我无关。
我三十岁了,仍然不敢说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么好的人。
我只知道,每当有人把真心交到我面前,我会先想起那三张脸;每当我想用沉默逃避时,会想起医院走廊里那张缴费单;每当我听见别人把感情当成游戏,我会提醒自己:
喜欢可以结束,关系可以拒绝,但不能把别人推入后果之后,再假装自己只是路过。
这就是我十八岁那年欠下的课。
没有神秘的诅咒,也没有戏剧化的报应。
只有三个姑娘真实承受过的伤,和一个男人用了十二年才学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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