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抗日儿童团”三个关键人物

广德“抗日儿童团”关键人物轨迹略考

作者：徐厚冰

1985年10月11日，文强于《中国政协报》刊发《终生难忘的抗日爱国儿童团》一文，首次详细记述广德抗日儿童团的组建与殉国经过。其自述称，1938年其驻防安徽广德期间，在俞作柏支持下组建抗日儿童团，委任刘人奎少校担任团长，并宣称该团于1939年对日作战中全员阵亡。该叙事此后数十年被地方文史资料、纪念文章广泛采信，成为广德儿童团抗战史事的核心依据。但对照民国驻军档案、忠救军改编史料、军政人员任职履历与战时行军驻防轨迹可发现，文强晚年回忆存在严重的时空错位、人事混淆、数据失真等问题。

本文以1937至1940年为核心时间维度，聚焦皖东南广德战区，系统考证文强、刘人奎、俞作柏三人真实活动轨迹，逐层证伪广德抗日儿童团组建及“全员阵亡”叙事，还原真实的皖浙边区抗战史实。

一、1937年收容并西撤部队的情况

文强在《终生难忘的抗日爱国儿童团》称：“1937年淞沪抗战后，我一度奉命担任国民党军前方办事处的上校主任。具体的任务，是在战略撤退途中，收容溃散部队官兵，有计划的输送到安全区域整训。　在收容队伍中，我们发现许多10岁到13岁的男性儿童，无人过问，好像是大自然中的小草，顽强的生活在难民群和收容队伍中。经过最后的清理登记结果，总数不下300余名之多。”

就此，我们根据相关史料，还原淞沪抗战后收容溃散部队及西撤的真实情况。

（一）收容情况

1937年淞沪会战的爆发，是文强、俞作柏、刘人奎涉足皖浙边区抗战事务的起点，也是其晚年回忆出现史实偏差的核心根源。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全面打响，华东正面战场局势急剧恶化。为统筹敌后游击、部队动员与战地保障工作，国民政府于同年9月设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戴笠兼任书记长，全权统筹淞沪战场后方军政事务。彼时文强出任动员部前方办事主任、调查组人事科长，全面负责战区部队动员、人员调度与战地统筹工作，深度参与淞沪会战后期部队运维事务。

1937年11月11日夜，日军自金山卫登陆突破国军防线，淞沪战场全面溃败，苏浙行动委员会下属别动队随之解体。危急关头，文强临危受命出任收容部队办事处处长，专职收拢整编溃散官兵。早在11月初国军战略撤退前夕，他便带队赴上海租界医院开展战地慰问；上海沦陷后，率队从南通天生港绕行苏州、句容等地，组建六个收容小组分片巡查，专项收拢别动队溃散人员。

文强晚年回忆称，此次行动累计收容官兵四万余人，整编后留存万余人，并在收容途中收治三百余名10至13岁流浪难童，成为广德儿童团组建的缘起。但官方多份档案与规制条文彻底推翻该说法。根据苏浙行动委员会原始收容条例，本次收容工作具备严格身份限定，仅接纳淞沪战场撤退的在编正规官兵，普通难民、社会闲散人员、未成年孩童一律不予收容，非在编成年女性亦不在收容范围内。同时，文强早年亲笔工作记录与阶段性回忆录明确记载，此次收容纪律严苛，严禁收纳任何非部队在编人员。官方核定合规收容人数仅1700余人，与晚年自述“四万人、万人”的大规模收容数据天差地别，足以证实“收容难童300人”的叙事从根源上失实，儿童团组建毫无人员基础，史实难以支撑。

（二）西撤轨迹考

淞沪防线崩溃后，别动队1700余名残余官兵分南北两路向西战略撤退，两条行军路线完全割裂，直接证伪“文强、俞作柏、刘人奎三人同期齐聚广德筹备儿童团”的核心说辞。

1937年11月14日，俞作柏以军事组组长身份，率领别动队主力部队西撤，队伍囊括上海游击区特务大队、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全部官长及学员，行军路线为上海、苏州、溧水、繁昌、九江，最终于12月抵达安徽祁门县历口镇。彼时广德正爆发惨烈的广德保卫战，属于高危交战核心区，按照近代部队行军避战避险原则，俞作柏主力全程绕开广德地界，无任何进驻、驻防广德的记录。

11月15日，文强率领少量残余人员沿南线西撤，途经苏州、广德、宁国，最终抵达祁门历口，于11月20日左右短暂进驻广德，驻留时长不足一周便继续西撤，全程以战略转移为核心任务，无任何长效驻防与地方建设举措。刘人奎当时担任文强专属秘书，专职负责途经区域治安管控，全程跟随南线撤退，无单独行动于广德的记录。在2003年1月出版《文强口述自传》中，文强讲述了他在广德短暂停留的情况，却只字未提“儿童团”的相关话题。

综上可知，1937年淞沪会战撤退期间，仅文强、刘人奎二人短暂途经广德，俞作柏从未涉足此地。且当时广德战火纷飞、秩序崩坏，二人仓促转移、自顾不暇，根本不具备齐聚广德、筹备儿童团的时空条件与客观环境，儿童团组建的早期叙事完全无法立足。

（三）撤退时文强、刘人奎任职与环境

文强晚年自述其1937年11月就任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政训处长，在俞作柏支持下组建广德儿童团、委任刘人奎为团长，但官方任职履历、部队改编时间线与战区环境均可全方位证伪该叙事。从任职资质来看，档案明确记载，文强担任忠救军政训部主任的准确任期为1939年3月至1940年3月，1937年11月其尚未执掌相关政训职权，无资格主导团体组建、人事委任等工作。

从人员轨迹来看，1937年12月初，文强、刘人奎已抵达祁门历口，随后北上芜湖、奔赴南京，南京失陷后折返杭州，全程未在广德停留。俞作柏则始终在祁门整训部队，与广德无任何交集。从客观环境来看，1937年11月30日至1938年1月13日，广德全境被日军占领，战事胶着、民生凋敝、社会秩序彻底崩溃，既无安全稳定的活动场地，也无物资、人员保障，完全不具备收容难童、组建军事化团体、开展常态化训练的基础条件。

多重史实印证，在1937年的“西撤”过程中，俞作柏、文强、刘人奎三人根本没有同聚广德，所谓组建广德儿童团之说纯属虚构。

二、1938年军政格局彻底否定年度组建可能性

文强在《终生难忘的抗日爱国儿童团》再称：当我刚结束收容事宜时，上面改调我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部政训处长一职，我部的总团长是著名的爱国军人余作柏先生。我将难童如何处理的问题向他作了汇报，他慈祥的表示，要与我亲自一道去看看难童们，并要我拟出如何妥善安置的办法，后来又决定由我负责的政训处将他们收容并进行教育，定名为抗日爱国儿童团。我推荐政训处的一位少校股长刘仁奎做儿童团的团长。”

前文已经给大家介绍了1937年收容并西撤部队的情况，说明该次撤退过程在广德组建儿童团的时间、空间没有基础；我们再看看1938年度组建儿童团的可能性。

1938年忠救军的正式改编流程、高层人事变动与战区局势，进一步推翻1938年广德儿童团的组建叙事。1938年1月，戴笠亲赴祁门历口，将苏浙行动委员会皖南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同年3月，忠救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戴笠任总指挥，俞作柏任副团长、第一支队队长，文强担任政治部主任，“忠义救国军”至此才正式定名（简称“忠救军”）。这一官方流程清晰证明，1937年上海撤退期间忠救军尚未建制成型，文强不可能提前担任该军政工主管，其相关任职回忆与档案严重相悖。

1938年广德战事持续恶化，3月18日至31日广德再度全境沦陷，地方管控彻底瘫痪，无任何稳定驻防、团体建设的条件。同期三人活动轨迹彻底割裂，无任何联手驻防广德的可能。1938年3月，文强远赴重庆参加国民党临时全体大会，4月滞留武汉，全程远离皖东南战区；5月忠救军高层调整后，文强、俞作柏虽身居要职，但长期分驻多地。4至7月俞作柏主要活动于苏州、上海、无锡等前线战区，7至12月驻守祁门、浙西孝丰，全年无进驻广德的史料记录。

再者，在《终生难忘的抗日爱国儿童团》中，文强说：“当我刚结束收容事宜时，上面改调我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部政训处长一职。”亦与其履职时间不步符。

1938年度，就现有史料来看，无法证明俞作柏、文强、刘人奎三人中任何一人曾进驻过广德。基于此，该年组建儿童团完全可以否定。

三、1939年时局与“全员阵亡”的叙事

文强在《终生难忘的抗日爱国儿童团》中有称“1939年广德儿童团全员阵亡”的精彩演绎。我们不妨就1939年至1940年的战时局势、部队驻防与人物轨迹，来看看其“叙事”的可信度。

1939年5月，淞沪指挥部成立后，忠救军总部迁驻宜兴，9月28日俞作柏亲赴宜兴指挥作战。

1939年12月，与戴笠在金华召开“西山会议”，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文强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对日汪情报收集和策反机构（策反委）主任委员。1940年1月，文强代表军统局驻上海。

1939年全年，忠救军总部在分别宜兴、孝丰，其部队与日军发生战事主要在浦东、高淳及澄锡虞等地区。

据广德抗战史并结合相关文献，1938年4月至1940年9月的30个月内，广德境内无日军入侵及部队作战记录，儿童团既无作战对象，更无战斗可能。

基于此，所谓“儿童团1939年配合军队作战全员阵亡”的说法与史实严重相悖。

【附】1940年俞作柏、文强在广德

1940年春，俞作柏、文强随忠救军总部由孝丰移驻广德桥头村。在广德境内收集了流落各地的散兵游勇达万人，除组成总部与直属部队人员外，其余约7000 来人，编为3个建制团，分布在广德附近整训与补充装备。总部继驻田里戈村、卢村（今卢村镇）王岭。6月初，接到戴笠从香港转来电报后，要求文强出席“上海统一委员会”会议，文强接到电报的半个月后，离开广德去了上海。同年秋（9月底左右），总部回迁浙江孝丰。

从1940年春至6月，此期间文强驻广德。这也是文强第二次到达广德，且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前后不到半年（1月在上海）。

【结语】

经系统考证，文强、刘人奎、俞作柏在1937—1940年的广德活动轨迹与文强晚年回忆存在显著差异。

1937年淞沪会战后收容工作中，文强未收治300余名流浪男童；别动队西撤时，三人未齐聚广德筹备儿童团。1938年广德战事不断，他们无暇在广德组建儿童团。1939年广德地区既无战事，更也无儿童团全员阵亡的记录。文强关于广德抗日儿童团的组建及全员阵亡的叙事，缺乏可靠史实支撑，纯属虚构的文学类作品。

本文对还原抗战历史、纠正错误史观意义重大。它纠正了广德抗日儿童团的错误叙事，避免了历史以讹传讹，有力驳斥了歪曲、片面解读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使广德抗战历史的呈现更加真实准确。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以严谨态度对待史料，警惕个人回忆的局限性，不能仅凭单一回忆就下结论。

纠正历史错误的记忆，还原广德抗战的真相，是让人们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参考文献】

①文强生口述、刘延民整理《文强口述自传》，2003年1月出版。

②台湾地区伪“国防部”情报局编印《戴雨农先生全集》，1979年。

③李国庆《忠义救国军研究》，2014年。

④邢烨《戴笠与忠义救国军》，2008年。

⑤裘丽萍《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1992年。

指 导

黄 朋，中国抗战史研究学者，宣城市文史研究会理事；

盛良君，中国古文化研究学者，传拓非遗传承人。

主 编

徐厚冰，安徽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宣城市文史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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