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4月25日，陕北劳山一带，周恩来乘坐卡车前往西安，同行者中有张云逸，负责警卫的是陈友才。谁也没有想到，这支队伍刚离开延安不久，便会遭遇一场精心布置的伏击。
这次出发并非普通行程。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谈判合作，红军改编、抗日统一战线等问题，都需要有人在延安与西安之间奔走。周恩来当时承担着重要联络工作，必须进入国民党控制区域。
路上颠簸得厉害。为了防止敌人远距离辨认，陈友才特意让周恩来换上普通军装，自己则穿着周恩来常穿的服装，并坐在较为显眼的位置。这个安排后来发挥了关键作用，却也把危险引到了自己身上。
车行至劳山附近，山路突然传来枪声。不是零星冷枪，而是从几个方向同时射来的密集火力。陈友才立即判断，前方已经设伏，命令司机冲过拦截点。可是敌人早已在路上设置障碍，卡车很快无法正常行驶。
情况变化得极快。司机中弹牺牲，车辆停在险要路段，车上的人只能下车突围。周恩来当即要求抢占地形，张云逸和警卫人员开枪掩护，陈友才也带人进行抵抗。枪声在山沟间回荡，伏击者显然准备充分，人数和位置都占据优势。
陈友才刚下车，腿部便中了子弹。他没有选择躲避，而是继续组织阻击，并对身边的警卫说：“保护周副主席，我来断后。”这句话并不复杂，却决定了接下来的行动方向。
周恩来在张云逸等人的掩护下向树林方向撤退。陈友才穿着容易辨认的衣服，又不断指挥射击，很快成了敌人集中攻击的目标。对方误以为他就是周恩来，子弹不断向他所在的位置射来。
陈友才最终倒在了阵地上。敌人靠近后，从他身上搜出了周恩来的名片，更加认定抓到了目标。即便如此，他们仍继续开枪确认，陈友才和多名警卫因此牺牲。周恩来一行则在曹鸿等人的掩护下冲入丛林，暂时摆脱了追击。
延安方面很快得知消息。毛泽东要求立即组织救援，黄霖带队赶往事发地点。等增援部队抵达时，伏击者已经撤走，现场留下了牺牲和负伤的警卫人员。关于具体伤亡人数，不同材料存在细节差异，但“十余名警卫牺牲”的记载较为常见。
周恩来得知陈友才牺牲后，十分悲痛。他说：“有才是替我死的啊。”对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干部而言，警卫并不是简单的随行人员，而是危急时刻挡在身前的人。劳山一战，陈友才用自己的身份和生命，为周恩来争取了撤离时间。
那么，伏击者究竟是谁？
案发后，延安保卫部门迅速展开调查。单凭土匪临时起意，很难解释他们为何能掌握周恩来的出发时间、行进路线和人员情况。调查人员走访当地群众，又通过隐蔽渠道查找线索，逐渐把视线集中到一股活动于劳山附近的武装上。
这股武装的首领叫李青伍。早年间，他们曾在当地活动，红军进入陕北后没有简单采取处决办法，而是尝试进行改造，并将部分人员编入队伍。遗憾的是，李青伍等人并没有真正改变，后来受到国民党方面拉拢，重新组织武装，继续以土匪方式活动。
调查还牵出延安内部的探子冯长斗。根据审讯和相关线索，他被认定为李青伍安插在延安的人员，负责刺探消息。正是通过这样的内线，伏击者得知周恩来将乘车前往西安，于是提前选择地点设伏，企图以刺杀换取国民党方面的赏识。
这起事件并不是战场上的正面交锋，而是情报泄露、地方匪患和反共活动交织在一起的袭击。李青伍一伙熟悉山路，了解当地地形，又掌握了出行信息，才使周恩来的车队陷入被动。至于幕后是否存在更高层级的直接指挥，现有公开材料主要将责任指向李青伍匪部及其背后的拉拢者。
随后，陕甘宁边区对这股武装展开清剿，李青伍等人被捕并受到惩处。劳山遇险也促使保卫工作更加重视路线保密、人员伪装和预先侦察。对周恩来而言，这次脱险不是因为敌人疏忽，而是因为警卫人员用牺牲挡住了最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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