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洲：说说我的第一次坐飞机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家都兢兢业业，大家都向往高空飞行。蓝天白云，鹏程万里，虽有颠簸，终究吉祥。

黄亚洲，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诗刊》编委，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民航报》的约稿编辑要我说说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于是我就拼命回忆当初在蓝天之上与第一朵白云迎面相遇时的情景，尤其是飞机每颠簸一下就内心狂跳的感觉。还好，那感觉还在，还挺清晰。应该说，初次面对高空时的心悸之感是不容易忘却的，尽管时隔已近半个世纪。

那天，是1980年元旦。

记得是午后起飞的，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西安咸阳机场，搭乘一架伊尔-18四发涡轮螺旋桨飞机。左右两个陪着我的人，一位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外稿组的组长邵立成，另一位是同厂的年轻导演李云东，我仿佛是被“挟持”的。因为飞机票是他们订的，起飞日期也是他们定的，我只是处处听招呼，处境很是被动，而且从神情上看也是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的状态。再说我又是第一次坐飞机，对各处关节更是云里雾里，既新鲜又懵懂，所以只能跟着走。

我们是3天前，也就是12月29日，从杭州坐火车抵达上海的。一到上海，住进锦江宾馆，李导演就呼出一口大气说“好了，成功了”。然后他就在宾馆房间给西影厂打了个长途电话，说：“报告田厂长，我们两个经过三天三夜不间断的战斗，终于把编剧小黄成功地带出了浙江，今天已入住《西安事变》剧组待的上海锦江饭店，很累，准备休息两天再回西安。”

听不到他们的厂长是怎么回话的，反正看神情大家都很高兴，只有我的内疚感又加深了一分。

怪不得，我进入锦江饭店时就看到大群的男人进进出出，身上全穿着肥厚的灰布新军装，原来都是准备拍电影《西安事变》的，据说按照成荫导演的要求必须把军装“穿旧”。后来才知道，成荫是个大导演，对各环节的要求很严格。

住在上海锦江宾馆的两天里，邵立成组长对我说：“小黄，你不要在意，在杭州我们说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是在吓唬你，不把你镇住，我们也不可能把你带出浙江。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也算不上啥错误，你有你的客观情况，我们也了解，反正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后天，元旦，我们就坐飞机去西安。”

邵组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安定了不少，不然心里总是悬着的。因为我12月26日深夜在杭州火车站接到这两位穿着军大衣的陌生人时，他们当着浙江省作家协会的秘书小陈就严肃地对我说：“小黄你犯了严重的错误知道吧？你既在半年前把剧本稿子投给我们西影厂，今天你又去浙江电影制片厂报到，为他们改稿。你这是典型的一稿两投，浪费了我们西影厂抓这个项目半年的精力，这个损失你怎么弥补？”

我后来才知道，这两位来自西安的大朋友是事先打电话给浙江省作家协会办公室，这才了解到我当天住在哪里的。所以，小陈晚饭后才匆匆跑到杭州我母亲家中，把前一天刚从湖州回来的我叫了出来，神情紧张地说：“你赶快去火车站，我陪你去，西影厂的同志今晚11点多就到。他们飞到上海的时候，从上海给作协办公室打长途电话，问我怎么才能找到你。我说我知道你母亲家，估计你在家中，所以特地来找你。”我心里发紧，就说：“那么去火车站怎么能接到他们呢？你我都不认识。”小陈说：“‘挥报为号’，我们在电话里商定的。”

后来，深夜11点多，在冷得让人发抖的寒夜中，果然看见涌出车站的黑压压的人群中，有两个穿军大衣的人笔直地站着，其中一个使劲挥舞着一卷报纸。

第二天上午，我就从浙江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撤出来了，匆匆退还了前一天才购买的一大沓食堂饭菜票与一大沓空白稿纸、一盏台灯。浙影厂的同志疑惑地说：“怎么才来就要走？”我无地自容，只说：“我要回湖州，听我们嘉兴地区文化局的顾伯伯怎么安排。他若继续让我来，我就再来报到；他若有另外安排，我也听他的。”

我撤出来以后，来自西影厂的邵组长、李导演立即陪着我去了湖州，直接找顾伯伯面谈。顾伯伯就是顾锡东，时任嘉兴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文革”前的电影《蚕花姑娘》和戏曲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编剧。我去浙江电影制片厂报到准备改稿也是顾伯伯安排的。他说：“你这部《侦查员的爱》电影剧本，浙江电影制片厂很重视。他们来了辆小车，厂长、导演、制片主任都来了，来了6个人。他们很认真，当回事，这压力就很大了。作为我们嘉兴地区，理应支持省里的电影制片厂拍摄第一部故事片，所以你还是要去杭州的浙影厂报到，让我们嘉兴为省里贡献一部好看的故事片。”听顾伯伯这么说，我当然认为有理，而且我是在他的领导下从事《南湖》杂志的编辑工作，也是他做主将我从桐乡县的某个基层单位上调到嘉兴地区工作的。我当然听他的，但我也脸有难色。顾伯伯说：“我知道你半年前是将稿子投给西影厂的，他们也没有退稿，也在扶持。不过，我们总是首先要考虑支持本省，你就去杭州吧，给你一段时间创作假。西安方面的事情我来处理。”

结果，就在西影厂的同志到了湖州面见顾伯伯之后，顾伯伯态度大变，爽快地对他们说：“你们西影厂近年来发展得很好，我看就让小黄跟你们去西安吧，你们好好把这个剧本拍出来，相信你们会拍得很好。浙江电影制片厂的事由我来处理，我们浙江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好剧本。”

邵组长和李导演说：“如果顾局长答应放行的话，我们就想把小黄马上带走。”顾伯伯看到西安来的同志那么猴急，也笑，后来就说：“好吧，你们走吧。浙江的事我来处理。”

所以，两位西安来的大朋友在从湖州到杭州、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一路都在夸赞顾局长，说：“小黄啊，你遇到一个好领导啊！”我说：“怎么不是呢，他就是看了我的这部电影剧本，还根本不认识我，就决定把我调到嘉兴地区来做文学编辑了。”

就这样， 在上海锦江宾馆无所事事两天后 ，就在1980年元旦那天中午，我们3个人赶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开始了往西安方向的“腾云驾雾”。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目光老是盯着舷窗不放。邵组长和李导演为了照顾我，把靠窗的座位让给了我，让我好好领略云层和云层下面小如蚂蚁的城镇和楼群，让我享受大块的黄色与大块的蓝色，享受河流闪闪发光与蜿蜿蜒蜒的蚯蚓状。

这一次坐飞机，对我而言应该是一种享受。首先是第一次坐飞机的新鲜与乐趣，突然拥有了“上帝视角”，远不止“更上一层楼”，而是极度地“把世界看扁了”，自信心爆棚；其次是对遥远目的地的向往，向往在一个从未到过的城市里临时住下，按要求修改好自己用于拍摄的剧本，确立自己的电影编剧身份；再其次是渐渐抹去了此行途中始终存在的“犯错误”阴影，在万米高空顿觉神清气爽，觉得自己完全拥有了人生应有的速度。

当然，这是正面的感受。接下来的颠簸，以及广播里要求大家系上安全带保持冷静的提示，让我顿时神经紧张。这种紧张不是颠簸引起的不适，颠簸对我来说无所谓，我从来没有恐高症，颠几下怕什么。

我看看两位来自西安的大朋友，看看舱内其他旅客，好像都没有我这么心惊胆战，于是一颗心就慢慢松弛了下来。清人郑板桥的诗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突然出现在脑海里，有一种豁出去的感觉，心想反正命运交到别人手里了，再怎么心动过速也没用，那就干脆像个正常人吧。

好在飞机在西安咸阳机场平稳降落，两个半小时，让我第一次做了一回天上客，兴奋莫名，也心悸莫名，各种滋味都有了。

这一次空中飞行给我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我的电影剧本在西安被改名为《R4之谜》，终于获得西影厂艺委会的审查通过。在这将近3个月的改稿过程中，我还收到了顾伯伯从湖州寄来的厚厚的一封信，五六页信纸上工工整整写着对我剧本进一步修改的14条建议。当我把这封信递给李云东导演和邵立成组长看时，两位的表情都很惊讶，说：“小黄啊，你真是碰上了一位好领导啦！这样的文化局局长，我们可是从来没见过！”

他们不知道，顾伯伯除了是我的行政领导，还是我的“文学师父”，有将我从县里的单位调到他身边工作的知遇之恩，有宣传部部长做媒的“师徒结对子”过程，有陪同出差过程中时刻进行文学点拨的传授。所以这“14条修改建议”对我而言是正常的感动，对他们来说是双眼圆瞪与不可思议。

想起来也确实感慨，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日子里，人际关系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领导的本色、影视界工作人员的本色、业余作者的本色都是那样纯净，彼此没有利益的交换，甚至没有请一顿饭、送一篓水果的交往。大家的心情都是那样愉悦、那样敬业，只求把事情做好。

那些日子，记得在西影招待所二楼，我所住房间的隔壁，演员谢芳为了演好李清照而每天清晨几十遍哇哇大叫“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在我房间外的走廊斜对面，演员陈冲也每天行色匆匆进进出出，不断接受各路记者的敲门采访；年轻的西影厂电影演员杨亚洲那一夜也主动敲我房门，询问是哪里来的作者，在孵什么剧本，跟我探讨有无角色可以参与。不料他后来竟成长为名动中国的大导演，他很多年后执导的电影《美丽的大脚》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而那一届的金鸡奖评委会里恰好有我的名字。

我在邵组长的家里吃了热腾腾的饺子，过了1980年的春节。总之，不到3个月，我完成了在西安的任务，顺利飞返浙江。当然，回程那天是我一个人登机了，再无人“押送”。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家都兢兢业业，大家都向往高空飞行。蓝天白云，鹏程万里，虽有颠簸，终究吉祥。

说实话我很怀念那时候的空气，无论是低空还是高空。我也因为那一次前往西安的顺利飞行，名正言顺成了电影编剧，乔榛成了我故事里的男一号，张力维成了我故事里的女一号。再后来，我的15部电影剧本先后被搬上银幕，其中包括首次将 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 故事化并在银幕上展现的《开天辟地》，以及在相关国际电影节上屡次获奖的《 落河镇的兄弟 》。我后来还先后被推选为浙江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并先后两次出任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中国夏衍剧本奖评委，俨然一个电影界人。

而这一切就是这次飞行惹的福。

1980年元旦。有阳光，有云朵，有颠簸，有幸福，有两个大哥哥的“押送”，永远记得。

编辑｜陈虹莹

校对｜李季威

审核｜程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