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70年8月22日，南京江宁校场外，两江总督马新贻刚结束阅兵，便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刺杀。行凶者张文祥没有急着逃跑，反而站在原地，很快被护卫擒住。一个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就这样倒在了自己的卫队和百姓之间。
马新贻当时49岁，正值仕途鼎盛。他出身安徽，1847年中进士，历任知县、知府、浙江巡抚，后来接替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这个职位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既掌军政，又关系漕运、盐务和财赋，分量极重。
奇怪之处在于，马新贻并不是一个声名狼藉的贪官。相反，他在浙江、江苏任职时，以办事果断、整顿吏治著称。张文祥刺杀之后，却当场宣称自己是在“为天下除一恶贼”。这句话传开，案子立刻不再只是一起私人行刺。
清廷最初希望把它办成普通刑案。张文祥供称，自己曾在太平军中活动，后来返乡经营典当业，因财产纠纷与地方人物结怨。他说，马新贻早年在浙江任职时，曾查禁其典当行，使他多年积怨无从发泄。
这套说法并非完全没有来由。马新贻在浙江任巡抚期间，确实处理过地方治安、典当和盗匪问题，张文祥也可能因此产生仇恨。但一个普通典当商，为什么能准确掌握总督行踪，又为何选择在校场这种戒备之地动手，疑点并未消失。
更引人注意的是，张文祥并非临时起意。他事先混入阅兵现场，等候马新贻出现。按照常理，校场并不是百姓随意进出的地方，可案发当天人群复杂，行凶者竟能靠近总督。这说明现场管理存在漏洞，也说明背后或许有人提供了消息。
案发后，张文祥的口供几度变化。有时说是为私人冤仇，有时又说马新贻与反清势力勾连，自己是替朝廷除害；还提到曾有一名书生与他往来，为他传递马新贻的行踪。至于这个书生是谁，始终没有形成可靠供词。
审案官员也碰到了难题。江宁将军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先后参与查办，但奏报内容前后并不完全一致。一会儿牵涉海盗，一会儿又说无人指使。地方官越往下查，越发现每条线索都像是断在了关键处。
有意思的是，马新贻赴任前似乎已经意识到两江局势不稳。家人后来回忆，他曾交代身后事，大意是此行吉凶难料，若有意外，不要贸然进京申诉。这样的叮嘱未必能证明他掌握了什么内幕，却足以说明他对新职位并不轻松。
马新贻面对的真正压力，来自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的权力重组。湘军攻占南京后，曾国藩集团在江南拥有庞大军政影响。虽然曾国藩主动裁撤部分湘军，但大量旧部仍分散在各级军政机构，地方营勇、散兵与会党之间也存在复杂联系。
朝廷既要依靠这些汉族督抚平定战乱，又担心他们势力过大。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某种程度上正承担着重新整顿地方军政的任务。他训练新军，调整营制，又让亲信参与清理地方武装和治安势力。对普通百姓而言，这是整饬秩序；对旧军头目和失业营勇而言，却可能意味着利益被削。
因此，刺马案很快超出了个人复仇的范围。有人把它解释成张文祥与马新贻之间的旧怨，有人怀疑湘军旧部或地方会党在幕后推动，也有人认为案件涉及太平天国时期军饷、财物和人员的遗留问题。不同说法彼此冲突，却都没有足够证据成为定论。
慈禧太后对案件显然并不完全放心。她要求继续查办，还让曾国藩协助稳定两江局面。1870年，曾国藩重新出任两江总督时已59岁，声望和资历都远胜一般官员。临行前，他曾问及案件如何办理，据传得到的答复却更多是让他整顿军务，而不是要求彻底追查。
曾国藩到任后，案件审理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突破。刑部尚书郑敦谨随后前往江宁，会同地方官复审张文祥。面对追问，张文祥仍坚持自己有“除贼”之意，却无法交代所谓书生、海盗以及幕后关系的具体细节。
据相关记载，曾国藩最终倾向于沿用初审意见，将张文祥视为因私怨行刺的凶犯。郑敦谨也没有继续把案件扩大。有人问起是否还要深挖，曾国藩只说：“照初审办理。”这句话看似平淡，实际上等于给案件划定了边界。
1871年，张文祥被处以凌迟。随着案犯伏法，所谓书生、海盗和幕后主使再没有得到清晰追究。清廷需要一个可以结案的凶手，却未必承受得起一场牵动江南军政网络的彻查。刺马案于是留下了一个并不完整的官方答案：私人仇杀可以定罪，背后的权力纠葛，却只能停在奏折没有写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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