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一个工厂老板，带老婆去上海看腿，挂了个1500块的专家号。

广东一个工厂老板，带老婆去上海看腿，挂了个1500块的专家号。

老陈在东莞开了十几年的五金厂，规模不大，二十来个工人，一年到头挣的钱刨去开销，落袋的也就三四十万。前些年行情好的时候他动过扩厂的念头，后来想想，稳当点好，一家老小都指着这个厂吃饭，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

他老婆阿梅跟他是同乡，潮汕人，十九岁就嫁给了他。那时候老陈还在别人厂里当学徒，两个人租一间农民房，夏天热得睡不着，阿梅就拿蒲扇给他扇风，一扇就是大半宿。后来老陈出来单干，阿梅在厂里管账、管后勤、管工人伙食，什么活都干。厂子能撑到今天，一半的功劳是她的。

去年秋天，阿梅说膝盖疼。起初以为是累的，贴了几副膏药，不见好。后来疼得蹲不下去，上下楼梯要扶着扶手慢慢挪。镇上的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半月板磨损得厉害，建议做关节镜手术。老陈问手术费多少，医生说两边加起来大概三四万。

阿梅一听就摆手，说不急不急，先保守治疗看看。

老陈知道她心疼钱。厂里去年刚换了两台数控机床，账上没剩多少活钱。阿梅这个人，花在自己身上的每一分都要算三遍，买件超过两百块的衣服能犹豫半个月。但花在孩子身上、花在老陈身上、花在厂里工人身上，从来不眨眼。

拖到今年开春，阿梅的腿更严重了。右膝盖肿得像个馒头，走路一瘸一拐，晚上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老陈半夜醒过来，看见她坐在床沿，双手抱着膝盖，头埋得很低。他开了灯，她赶紧把脸别过去，说没事没事，你去睡你的。

老陈没说话。第二天一早，他把厂里的事交代给车间主管，订了两张去上海的机票。

阿梅听说要去上海，急了。她说去广州不行吗，去深圳不行吗，非要跑那么远。老陈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说，上海的骨科全国有名，你别管了。阿梅还要说什么，老陈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就不吭声了。

挂了号才知道，上海这家大医院的骨科专家号，一个要一千五。老陈是在手机上抢的，放号那天他守着闹钟，四五个号源几秒钟就没了，他手快抢到一个。阿梅知道挂号费一千五以后，念叨了整整一路，从机场念叨到酒店，说一千五在老家够看十次专家了，你这人花钱就是大手大脚。

老陈任她念，不还嘴。晚上在酒店，阿梅睡着了，他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心里盘算着卡里的余额。手术费加住院费，怎么也要准备五六万。厂里下个月要交一批货，原材料款还差一截。他掏出手机算了算，眉头皱了一会儿，又松开了。钱的事，回去再说。

看诊那天早上，他们六点就起来了。医院七点半开门，他们七点就到了。骨科在门诊大楼四楼，走廊里已经排了几十号人，长椅上坐满了，有人干脆坐在地上。各地的口音都有，有说东北话的，有说四川话的，有说河南话的。老陈让阿梅坐在自己带的折叠小凳上，他站在旁边。

阿梅看着这阵势，小声说，这么多人，得等到什么时候。

老陈说，急什么，人家专家一天就看几十个号，能看上就不错了。

等到快十一点，终于叫到阿梅的号。诊室里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女医生，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说话不紧不慢。她让阿梅躺到检查床上，把膝盖弯起来，又伸直，又弯起来。一边检查一边问，疼了多久了，之前做过什么检查，用过什么药。阿梅一一答了，老陈在旁边把老家医院拍的片子和报告递过去。

医生看了片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推了推眼镜说，这个情况确实建议手术，但也不是非做不可。如果暂时不想做，可以试试关节腔注射，配合康复训练，能缓解一段时间。但长远来看，该做还是得做。

阿梅连忙问，注射多少钱。

医生说，几百块吧，加康复训练，一个疗程下来两三千。

阿梅松了一口气，回头看老陈，那眼神老陈太熟悉了，意思是“你看，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吧”。

老陈没理她，直接问医生，如果做手术，什么时候能做，要住院多久。

医生说，排队大概两三周，住院四五天，两边膝盖分开做，中间隔半个月。

老陈又问，手术以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医生说，正常走路没问题，但要避免剧烈运动和长期负重。她看了看阿梅，又看了看老陈，加了一句，你老婆这个年纪，做完手术以后生活质量会好很多，不做的话，以后可能连走路都困难。

从诊室出来，阿梅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半天没说话。老陈去楼下交了注射和康复训练的费用，拿了药，回来找她。她抬头看着老陈，眼睛有点红。

“老陈，要不还是回老家做吧，这边太贵了。”

老陈在她旁边坐下来，把缴费单折好放进兜里。走廊里人来人往，护士推着轮椅经过，轮子在地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钱的事你别管了。”老陈说，“我问过了，回去报销能报一部分，剩下的我来想办法。”

“厂里下个月不是要进原料吗？”

“原料的钱我有数，你把你自己的腿管好就行。”

阿梅还要说什么，老陈摆了摆手，站起来说，走，先去打针，下午还有康复训练。

那天打完针，老陈扶着阿梅在医院旁边的弄堂里找了一家小面馆。阿梅不能吃辣，老陈给她点了碗清汤面，自己叫了碗红烧牛肉面。面端上来，阿梅把自己碗里的荷包蛋夹到老陈碗里，老陈又夹回去。两个人推来推去，最后一人一半。

吃完面，阿梅突然说了一句，老陈，咱们厂那个车间主管，上个月跟我提过想涨工资，我没答应。

老陈愣了一下，问她为什么。

阿梅说，他干活踏实，我也想给他涨，但账上确实紧。我想着等这批货出了，回款了再说。

老陈放下筷子，看着阿梅。她瘦了不少，脸色也不好，但说起厂里的事，眼睛里还是那股认真劲儿。这么多年了，她什么都先想着厂，想着他，想着孩子，唯独没想过自己。

“回去给他涨。”老陈说，“涨五百。”

阿梅瞪了他一眼，说，你倒大方。

老陈笑了一下，说，人家干得好，该涨。你的腿也一样，该治就治，别省。

阿梅不说话了，低头吃面，吃到一半，眼泪掉进碗里，她赶紧用袖子擦了一下，假装是汗。

下午康复训练做完，回到酒店，阿梅走了几步路，说膝盖好像松快了点。老陈让她别得意，医生说要坚持做才有效果。阿梅坐在床边，看着老陈忙前忙后给她倒水拿药，突然说，老陈，那挂号费一千五，值。

老陈回头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嘴角往上翘了翘。

第二天一早，他们坐飞机回广东。在机场等登机的时候，阿梅靠着老陈的肩膀睡着了。老陈没动，怕吵醒她，肩膀酸了也忍着。手机震了一下，是车间主管发来的消息，说那批货的原材料供应商答应再宽限半个月。老陈看完，把手机塞回兜里，长长舒了一口气。

窗外的飞机起起落落，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落在阿梅的脸上。她睡得很沉，眉头舒展开了，那是老陈很久没见过的样子。

飞机升空的时候，阿梅醒了，透过舷窗往下看，上海的楼群越来越小，最后隐进云层里。老陈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但手心慢慢暖了起来。

一千五的挂号费，加上机票、酒店、治疗费，这一趟花了两万多。老陈算过这笔账，但他没跟阿梅说。有些账不能细算，算清楚了反而没意思。

厂里的日子还长，钱慢慢挣。腿治好了，日子才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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