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份调令还没捂热，中央直接通知：你当省委书记

你见过连跳好几级直接担任省级一把手的任命吗？1983年的北京，一名正厅级干部还在纠结两份到手的调令选哪个，两边都是不错的出路，他还没捂热调令，中央一道直接通知下来，把所有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原本只是来开全国行长会的他，转头就要回湖北当省委书记。

这事放在今天说，也算是相当炸裂的干部任用。当时关广富是湖北省人民银行行长，正在北京京丰宾馆开全国分行行长会，秘书突然接到湖北省委办公厅的电话，催他连夜赶回武汉，问是什么事只说来了就知道。第二天他进了会场，领导一宣布任命，他自己后来回忆，当时脑袋一下子就炸了。

早在几天前，关广富面前就摆着两张调令，他还没拿定主意选哪张。湖北省委打算提拔他当分管财贸的副省长，人民银行总行也舍不得放他，想调他去北京当副行长。两边都是正经的晋升，换谁都得纠结好一阵。

谁也没料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一封信，彻底改变了整个走向。谭启龙给中央写信，主动建议加快干部年轻化，还表示自己愿意提前退下来。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要求还没宣布新班子的省份一律暂停调整，湖北正好就在这个范围里。

那时候选干部要符合“四化”标准，关广富那年刚好52岁，有大学文凭，懂经济，还是建国前就参加革命的老资格，条条都符合要求。中央直接拍板，让他出任湖北省委书记。一个正厅级干部直接跳去正部级的省委书记，跳过了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好几个层级，这种跨度放在当时，真的极为罕见。

关广富是黑龙江穆棱人，16岁就参加工作，后来跟着部队南下到湖北，之后就一直在湖北扎了根。他从财政厅的基层科员一步步往上走，一干就是十几年，特殊时期受过冲击下放到干校劳动，1972年复出后很快进入银行系统，一步步做到了湖北省人行行长。他还抽时间读了湖北大学的函授，拿到了正经大学文凭，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绝对是少有的懂专业的知识型干部。

包产到户推开之后，农民想添置农机、扩大养殖，起步最愁的就是手里没钱。那时候银行和信用社审批链条长，责任也模糊，农民想贷点小额款，跑断腿都未必能批下来。关广富没坐在办公室拍脑袋定规矩，直接带着干部下乡蹲田埂，跟农民聊真心话。

农民说买抽水机差钱，说养鱼苗缺周转金，他都实打实记下来。碰到老农看不懂贷款上的条文，他直接让干部一条一条念，念到农民听懂点头才算完。他的想法很朴素，贷款就是要给需要的人用，绕一大堆没用的手续，把钱拦在需要的人外面，那信用社不就是个摆设吗？

当时农村金融有个老毛病，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各管一摊，小额农贷赚不到什么钱，两边都不愿意接，农民跑断腿还没人管。关广富在湖北直接给两家分了工，明确了各自的职能和协作规则，信用社贴近农户做小额贷款，农业银行管规模大一点的生产性贷款，再也没人互相推诿了。

湖北监利县龚场信用社当时摸索出了一套好经验，关广富帮着总结推广，没多久就火遍了全国，成了农村金融改革的标杆。那时候人民银行开全国分行行长会，会议简报第一期是国务院分管领导讲话，第二期是总行领导讲话，第三期肯定是关广富的经验介绍。这个排序就足以说明，当时湖北农村金融的探索，已经是全国认可的样板。

当了省委书记之后，关广富干的还是疏通堵点的活。他不爱说那些空泛的大话，到岗之后先啃完材料再跑基层，碰到问题只追实锤数据。1988年湖北省第五次党代会上，他正式提了“奋力在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一下子把湖北从之前不东不西的尴尬位置里拽了出来，给全省上下找到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现在大家熟悉的武汉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最早就是关广富和当时的省市领导一起联名向中央上报请示筹建的，1985年那份请示，就是东湖高新区的前身。同年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国企“洋厂长”格里希上任武汉柴油机厂，这件事也是湖北放开手脚搞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专列在武昌火车站停靠加水，原本只打算停短短几分钟。关广富带着省里的领导到站台迎候，邓小平下车后说要边散步边谈，他就陪着邓小平在500米的站台上来回走了四趟，前后停了六次。就是在这次短短十几分钟的站台谈话里，邓小平说出了“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这些影响深远的话，后来传遍了全国。

1994年关广富转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2年正式离休。2016年他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临走前他留下遗愿，家中不设灵堂，不接受花圈，不举行遗体送别仪式，一切丧事从简。

当年一夜之间从正厅级跳到省委书记，震惊了不少人，临走的时候却安安静静，没惊动任何人。一辈子踏踏实实搞改革，始终想着给老百姓疏通办事的堵点，这样的干部，值得被记住。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关广富同志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