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消彼长！忽必烈平定李璮之乱，贾似道把持朝政，推行公田法

李璮变乱

贾似道在南宋朝堂上忙着清除异己的时候，北方的忽必烈也没闲着。他一边跟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一边已经在盘算着再次南下攻宋。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蒙古帝国在山东的地盘上突然炸开了一颗大雷——新任江淮大都督李璮举旗造反了。

单看时间节点，李璮起事恰好卡在忽必烈刚刚以南宋"不务远图，伺我小隙，反启边衅"为由向各地发出征讨檄文之后。这个巧合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这位忠义军后人是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挺身而出的。但扒开这层皮往里看，李璮的动机跟什么家国情怀没有半毛钱关系，纯粹就是利益驱动。

鄂州之盟签订以后，那份协议的内容本身就模棱两可，双方各说各话。李璮在这段时期里一直充当着江淮边境上的刺头角色，三天两头挑事。但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什么恢复中原，而是想借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同时抬高自己在蒙古帝国权力体系中的分量。忽必烈虽然正跟亲弟弟打得不可开交，但对李璮这点小心思看得一清二楚。他的应对策略很老练：一方面对李璮的请战报告一律驳回，另一方面赏赐照给不误，面子上做得漂漂亮亮。暗地里呢，已经开始一步步蚕食李璮在山东的根基。

忽必烈使出的最毒辣的一手，是把宋子贞派去当益都、济南及山东周边地区的宣抚使。这个人选极其讲究，因为宋子贞跟忠义军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旧关系，让他去管李璮的地盘，等于是在李璮的伤口上撒盐。与此同时，跟李璮向来不对付的张宏也被提拔为济南路大都督。这一手明升暗降加掺沙子的组合拳，打得相当精准。

说到张宏，就得提一下他爹张荣。这老爷子在金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趁势在山东拉起了一支队伍，割据一方。后来实在扛不住了才归顺蒙古。有意思的是，张荣去见铁木真的时候，对于自己为什么长期抵抗蒙古军队这件事，给出的解释相当直白："山东地方大、人口多，不能全给你。"铁木真听了不但没生气，反而觉得这人实在，再加上张氏在山东确实根基深厚，就顺水推舟封了他一个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部都元帅。这么一家子地头蛇跟李璮的地盘犬牙交错，摩擦不断是必然的。忽必烈把山东的军政大权一股脑交给张宏，李璮心里的火气可想而知。

1261年冬天，李璮瞅准忽必烈率军北上再打阿里不哥的空档，开始全力筹备造反。但他万万没想到，忽必烈的大军根本没深入漠北，在昔木土脑儿——也就是今天蒙古国苏赫巴托省南部那一带——就跟已经拿下和林的阿里不哥主力碰上了。双方打了一仗之后各自收兵。到了当年农历十二月，忽必烈人已经回到燕京了。这时候李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铺开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

1261年正月底，李璮通过早就安排好的私人驿站把留在燕京当人质的儿子李彦简接了回来，紧接着就对辖区内的蒙古驻军发动突袭。虽然准备仓促，但这一手确实打乱了忽必烈原本逐步削弱他的节奏。江淮一线的蒙古驻军被一锅端了，宣抚副使王磐一个人狼狈逃进济南。

忽必烈面对这个烂摊子一时也没了主意，专门去找自己的高级智囊姚枢问策。姚枢的分析相当精彩。他说李璮如果聪明，就该趁忽必烈北征的机会，从山东快速北上，横扫华北平原，然后依托燕山一线挡住蒙古军南下。真要是这么干，天下必然震动，局面就彻底失控了，这是上策。退一步讲，联合南宋，靠着江淮防线跟蒙古长期对峙，不断骚扰，也够蒙古军喝一壶的，这是中策。但如果李璮直接去打济南，然后坐等各地汉军将帅响应，那就是自己找死。

这番话说得忽必烈心里直打鼓。不过姚枢紧接着就给他吃了定心丸，断定李璮一定会选最蠢的那条路。事实上李璮也不是完全没脑子，在战略层面他确实做了不少功课。起兵的同时，他宣布支持阿里不哥的檄文迅速在河北、山西一带扩散。但忽必烈反应极快，立刻处死了太原路和平阳路那些准备政治投机的蒙古军政官员。这两个地方长期以来都是亲阿里不哥的术赤系和察合台系宗室的封地，李璮这一闹，反而帮忽必烈把潜伏的隐患给清理了，算是歪打正着。

外交方面，李璮也早就跟南宋搭上了线。他通过战场上的老对手李庭芝跟贾似道建立了书信联系。说起来贾似道跟李璮还算世交，但在李璮正式举旗反蒙之前，贾似道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动作。他的态度很明确：你先把之前从我们手里抢走的涟水、海州还回来，证明你的诚意再说。直到李璮率军北上，南宋正式接收了涟、海诸城，贾似道才意识到这是鄂州之战后捞政治资本的绝佳机会。于是南宋政府不仅对李璮大加封赏，甚至连当年举兵南下的李全的官爵都给恢复了。

南宋朝堂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买账。东路安抚使司兼明道书院院长周应合就向宋理宗赵昀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分析很清醒：李璮拿山东来投诚，无非是有求于我们。他的兵力在蒙古帝国的军事体系里不过是一支偏师，万一我们接应失败，那就是自取其辱。就算接应成功了，也很可能重蹈当年梁武帝萧衍接纳侯景的覆辙。

但这时候南宋君臣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去。宋理宗赵昀还兴致勃勃地写了首诗送给贾似道，什么"力扶汉鼎赖元勋""坐致太平今日事"，满纸都是对收复山东的憧憬。

皇帝这么热情，贾似道自然不能落后。他迅速调集了三路大军北上支援李璮。但在战术层面，李璮偏偏走上了姚枢早就给他判了死刑的那条路。他从两淮前线回师自己的老巢益都——也就是今天山东青州——打开府库犒赏部下之后，就急不可耐地向济南进军，要去找老冤家张宏算账。这时候山东、河北各地汉族世侯的精锐部队都跟着忽必烈北上了，虽然已经班师但还没回到各自驻地。张宏手里根本没兵跟李璮决战，只能弃城跑路。

其实到这个节点，李璮虽然走错了一步，但还有翻盘的可能。然而他偏偏选择了最要命的做法——在济南城里坐等蒙古军从容集结兵力，切断他跟儿子李南山之间的联系，然后一步步收紧绞索。

对忽必烈来说，他最怕的不是李璮本身，而是这场叛乱会不会在汉族世侯中间引发连锁反应。但在这个问题上，姚枢比忽必烈更了解这些汉族军阀的心态。李璮经营多年，兵强马壮不假，但说到底就是个军阀，政治上几乎没有号召力。更要命的是，他本身是南宋忠义军的后裔，跟山东、河北那些靠蒙金战争起家的土豪势力不仅没有渊源，反而是后者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异类。

李璮跟张宏的矛盾只是冰山一角。忽必烈向河北、山东的汉族世侯们发出"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的号令之后，史天泽、严忠范这些昔日的地方豪强纷纷动员自己的部队，成了镇压李璮的主力。老牌蒙古汉军将领张柔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他的两个儿子张弘略和张弘范在这场平叛之战中各自崭露头角。

张弘略作为张柔事业的主要继承人，统一指挥着蒙古帝国在亳州一线的野战部队。他的任务是阻击南宋北上的地面部队。

南宋军队在夏贵和青阳梦炎的指挥下一口气收复了亳、滕、徐、宿、邳、沧、滨七州和新蔡、符离、蕲、利津四县，声势不小。但张弘略没有正面硬扛，而是采取侧翼迂回的策略，拿下了南宋水路补给的关键节点涡口。夏贵的后勤线被切断，不得不从蕲州撤退，半路上又遭到张弘略伏击，损失惨重。另一路南宋增援部队失去了侧翼掩护，自然不敢再孤军深入。南宋从陆路支援李璮的计划就此破产。

除了陆路之外，南宋还第一次动用了自己占据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南宋海军从海州出发北上，在山东沿海的登州、莱州一线展开突击。但以当时的条件，大规模两栖登陆根本做不到，海军的行动充其量只能起到袭扰和牵制的作用。

面对蒙古大军云集、地面主力又行动迟缓的局面，南宋海军在山东沿海"殊不可进，滞留凡数月"，对济南城里的李璮只能算是"声援"。

指挥这支海军的"赵马儿"都统后来还编了个"海神擎日"的故事，说舰队每天早晨都能看到红皮肤、绿眼睛的巨人用头顶着太阳升起。这大概率就是海市蜃楼，但据说严重打击了南宋"海军陆战队"的士气。

三路策应大军全部止步不前，李璮在济南的处境越来越绝望。他夺取济南之后也曾主动出击，但跟蒙古军的野战中连吃败仗。随着各路增援部队陆续到达，李璮在兵力上更加处于劣势，只能龟缩城中负隅顽抗。不过史天泽这些汉族世侯谁都不愿意主动攻坚，大家都想保存实力。负责统一指挥的史天泽以李璮"多谲而兵精"为由，提出了"不宜力角，当以岁月毙之"的围困策略，自然得到了一片附和。

但同样参与围城的老将张柔却对儿子张弘范有另一番教导。张柔以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告诉儿子：修筑营垒一定要选在李璮最可能突破的方向上。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部下在长期围困中不会消磨斗志，因为随时可能打仗；第二，上级会格外重视你的防区，一旦有险情必然全力支援；第三，在这种稳赢的仗里，屯兵险地才能建立真正的功勋。张弘范对老爸的话言听计从。当李璮不断袭扰各军营垒却唯独不碰他的时候，张弘范保持了清醒，连夜把阵地前沿的壕沟挖深加宽。果然第二天李璮全力猛攻，预先造好的"飞桥"根本跨不过张弘范的战壕，大量士兵在翻越壕沟时被轻松射杀。

跟张弘范采取同样策略的还有史天泽的堂侄史枢。在叔叔的照顾下，史枢的防区位置比张弘范更好，直接扼守济南城西南方向的历山一线，这是李璮最可能突围的方向。史枢依托河涧修筑防御工事。不巧连续降雨导致河水暴涨，直接冲垮了他设置的木栅屏障。但史枢判断这未必是坏事，因为李璮一定会抓住这个缺口发动夜袭。果然当天晚上，史枢用投掷火炬当照明弹，一举击溃了李璮的突围部队。

连番突击失败之后，济南城里的粮食迅速见底。对前途绝望的部下开始纷纷出逃。大势已去的李璮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妾，却没有勇气用刀了结自己。他坐船跑到后来因为"夏雨荷"而出名的大明湖里投水自尽，偏偏水太浅淹不死，最后无奈地成了俘虏。作为李全和杨妙真的后代，李璮人生的收场方式跟他祖辈一样充满了戏剧性。

对于成了阶下囚的李璮，史天泽的态度很微妙。他向围城大军的名义总指挥哈必赤建议，不必把李璮押到忽必烈面前，直接在济南处决就好。给出的理由是"以安人心"。表面上看是安抚济南百姓和参战将士，但从处死李璮之前的公审现场来看，真正需要看着李璮死才能安心的，恰恰是史天泽本人和其他汉族世侯们。

根据明代祝允明——也就是民间传说"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在《前闻记》中的记载，这场公审简直就是一出闹剧。首先义正词严质问李璮的是世袭东平路行军万户严忠范，结果李璮回了一句"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忠范当场就不敢再问了，在李璮肋下捅了一刀就跑了。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另类的"两肋插刀"。

接着史天泽问李璮："忽必烈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李璮还是一副哀怨的样子反问："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最终气急败坏的汉族世侯们让刽子手对李璮施以凌迟，这才算心满意足。

李璮在公审上的表现，跟他之前故意在给岳父王文统的信里写一些敏感内容一样，都有拉人下水的嫌疑。

而随着李璮的主要根据地益都开城投降，一场蒙古政坛的大地震随之而来。首先遭殃的是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等汉族大臣。这些人里处境最微妙的是商挺。他在忽必烈跟阿里不哥的战争中，作为陕西、四川一线的军政长官立下过汗马功劳，此时却被急召回京严格盘查和软禁。赵良弼更惨，被严刑逼供，一度差点被割舌头。不过这几位毕竟跟李璮没什么实际交集，折腾了一阵之后，日后依然活跃在蒙古帝国的权力中枢。

真正受到冲击的还是史天泽这些汉族世侯。虽然忽必烈看在史天泽"擅杀自劾"的态度上没有追究，毕竟汗位之争还没彻底结束，他不想在中原搞出一个李璮倒下去、无数个李璮站起来的局面，所以政治上继续优容各地世侯。但这些曾经跟李璮暗通款曲的汉族世侯，最终还是没逃过秋后算账。即便是平叛中出力不少的张弘略，虽然事后追查的通信记录里他每次跟李璮通信"皆劝以忠义"，还是被解除了一线军事职务，调去首都卫戍区坐冷板凳。

跟李璮关系一向恶劣的张宏首先被赶出济南，派到蒙宋前线的濠州，几年后又以"乘变盗用官府财物"的罪名被罢免。张宏的叔叔邳州万户张邦直更惨，在李璮叛乱期间面对南宋军队弃城而逃，后来以违规贩卖马匹的罪名被处死。济南张氏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从此灰飞烟灭。

不过话说回来，史氏、严氏、张柔这些名门望族虽然在各地的军政权力被剥夺或削弱，但毕竟在中原经营多年，根基深厚，盘根错节。忽必烈在压制的同时也不得不继续任用他们的子弟。他从张柔的几个儿子中特意挑出张弘范来接替张弘略的位置，任命这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为顺天路管民总管。同样在济南围城战中表现突出的史枢，几年之后也以左壁总帅的身份统领蒙古帝国河南、山东、怀孟、平阳、太原、京兆、延安各路兵马。

蒙古帝国再度陷入内部事务的时候，北上策应李璮失败的贾似道也在继续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曾经位高权重但已经失势的前丞相们，而且解决他们的顺序竟然是按照倒台时间倒着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他的前任——左丞相吴潜。吴潜被宋理宗免职之后，贾似道进一步罗织罪名把他流放到循州，也就是今天的广东龙川。

吴潜在循州虽然只是个刑徒身份，却给当地做了不少实事。他对水利向来有研究，当年在浙东做制置使的时候修筑过它山堰，那可是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到了循州之后他牛刀小试，针对东龙江常年水患修建了大路田防洪大堤。此外他还在东山寺创办了"三沙书院"，也叫"东山书院"，经常跟士大夫、文人墨客在里面讲学论道，前后收了上百个学生。

对这样一个人物，贾似道自然不敢大意。他赶紧派刘宗申去循州当知州，让他找机会把吴潜毒死。但吴潜毕竟是几起几落的老政客，斗争经验极其丰富。刘宗申一上任，吴潜就在自己床底下挖了口井，从此只喝自己井里的水。刘宗申请他吃饭，他一律推辞。最后刘宗申实在没辙了，只能带着厨师上门请客。吴潜避无可避，只说了一句："吾将逝也，夜必雷风大作。"果然当天晚上，在广东常见的雷暴天气中，吴潜从容写好遗书，端坐而逝。

吴潜死后，南宋朝野立刻有人把矛头指向贾似道。贾似道把刘宗申推出来当替罪羊了事。不过他大概没想到，十五年之后，他自己也差点被流放到循州去。

公田买卖

贾似道坐在权力顶峰，日子却远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舒坦。他刚接手南宋政府那会儿，民间就流传着一首民谣："收拾乾坤一担担，上肩容易下肩难。劝君高著擎禾手，多少旁人冷眼看。"这话说得相当刻薄，意思是你贾似道把天下这副担子挑起来了，想放下可就难了，旁边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呢，等着看你出丑。

鄂州之盟签完之后，蒙宋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小摩擦从来没断过。刘整叛降蒙古、李璮归附南宋，双方的战线反复拉锯，几乎一天都没消停过。更要命的是，真州军营里还关着蒙古使臣郝经这颗定时炸弹。

贾似道可以选择装聋作哑，但忽必烈不可能忘记自己派出去的人。1263年农历二月，忽必烈派出的第二批使节团在王德素充、刘公谅的率领下又准备南下了。

被关押的郝经也多次上书宋理宗赵昀，贾似道只能继续压着不报。郝经无奈之下只能安慰自己的随从说："咱们虽然倒霉，一起遭了这份罪，但只要耐心等着，照眼下这个局势看，南宋政府怕是撑不了太久了。"

外交上的事或许还能拖一拖，但南宋政府日益吃紧的财政状况，却是贾似道永远绕不过去的坎。在蒙古崛起之前，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南宋的经济水平是当时全世界所有政权里最好的。最夸张的说法甚至认为南宋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当时全球各国财政总收入的60%。但支撑这种说法的依据，大多是南宋在和平年代的财政收支数据。到了连年战乱、四川大半国土沦丧的时候，南宋政府的财政状况只能用捉襟见肘来形容。

要扭转这个局面，最理想的办法当然是跟蒙古媾和，每年掏二十万缗的"岁币"换一个和平环境。

对南宋来说，这笔"保护费"如果能换来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甚至恢复边境贸易往来，怎么算都是划算的。但偏偏这条路被贾似道自己吹出来的"鄂州大捷"给彻底堵死了。继续扣押郝经、拒绝蒙古使团入境，只会引发新一轮战争。走投无路的贾似道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筹集一笔庞大的军费，来支撑南宋政府和军队在更艰难的战局中运转。

贾似道之前推行的"打算法"虽然逼着那些名臣良将从自己腰包里掏钱补贴军费，但那点钱跟战争的消耗比起来根本不成比例。而南宋政府长期以来靠增发纸币、用通货膨胀来转移战争开支的路子，这时候也走到了尽头。

早在"端平入洛"时期，南宋政府就已经开始加大货币投放量了，结果物价疯涨，民怨沸腾。民间流传着"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的说法，意思是想让物价降下来，除非真德秀来当宰相。

但宋理宗赵昀任用的真德秀这些人，除了大谈理学之外，拿不出任何有效的经济政策，所以民谣后面还跟了一句"吃了西湖水，当作一锅面"，讽刺他们只会空谈。到了贾似道时代，南宋政府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国计困于造楮，富户困于和籴"的死循环——一边是国家拼命印纸币，一边又要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向富户征收军粮。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临安知府刘良贵和浙西转运使吴势卿提出了回购"公田"的方案，这成了贾似道的救命稻草。

所谓"公田"，说白了就是南宋政府的国有土地。但国有土地怎么会有"回购"一说呢？这得从南宋初年说起。宋高宗赵构刚建立政权的时候，局面跟贾似道时代有些相似。金帝国步步紧逼，草创的南宋政府面临着巨额军费缺口。

为了在短时间内筹集大量资金用于前线抗金，宋高宗可以说是无所不卖，大小官爵明码标价，连僧侣的身份证明——度牒都要花钱认购。在这种情况下，把没收不法官僚和逃户的田地、江河淤积形成的沙田以及军队开垦的营田拿出来卖，倒也不算太离谱。

为了鼓励私人购买公田，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承租田地超过三十年的，价格打八折；买公田花了一千贯以上的免劳役三年，五千贯以上的免十年；买荒田的免三年田租。从这个角度看，当年抛售公田不算什么恶政，反而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遵循市场规律的经济举措。

但贾似道提出的回购公田，玩法完全不同。在他授意的提案官员嘴里，回购公田有五大好处：如果能回购此前卖掉的一千万亩公田，国家每年就能自行生产六七百万石粮食，支撑边防部队的开支绰绰有余。这样一来，第一可以免除每年征收粮食的繁琐程序，第二可以直接用于军饷开支，第三能控制货币发行量，第四能平抑物价，第五还能遏制土地兼并。听起来条条在理，但魔鬼藏在细节里。

回购公田首先瞄准的是南宋政府官员名下的田产。贾似道和他的施政团队制定了一套限田制度：一品大员名下田产不能超过五十顷，然后每降一品减五顷，九品官员最多只能拥有五顷土地。超出部分一律由国家购买其中的三分之一，收归国有。

到这个层面，"公田法"针对的还只是官员群体。贾似道自己带头贡献出浙西的万亩良田，赵氏亲王们也跟着响应，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浪并不强烈。内阁里只有礼部尚书徐经孙明确提出反对。

宋理宗赵昀这时候头脑还算清醒，他虽然一时找不到明确的反对理由，但总觉得这事不太对劲，于是跟贾似道商量："现在正是春耕时节，这项政策能不能等到秋后再推行？"贾似道一听，立刻掏出辞呈威胁。在贾似道的强力推动下，"公田法"于1263年农历二月在浙西的平江（今江苏苏州）、嘉兴、安吉（今浙江湖州）、常州、镇江、江阴等地先行试点，随后向全国推广。

为了推行这项新政策，贾似道专门成立了官田所这个机构，派自己的亲信到各地督办。这些肩负"督催之责"的官员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刑部侍郎包恢。包恢是北宋"包青天"包拯的后人，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有乃祖之风，在担任地方官和刑部侍郎期间也平反过一些冤案。

包恢虽然是以督办"公田法"的名义兼任平江知府的，但他到任之后却发现，南宋财政的症结根本不在军费开支过大，而在于许多政府的迎送开销都被摊派到普通商户头上，而主要财政收入比如酒税，则被地方税务官员私自截留了。于是包恢一方面压缩政府开支，一方面整顿地方税务。在他任期内，平江地区不仅正常供应了前线粮饷，填平了前面九任地方官留下的财务窟窿，还结余了六百多万钱。这说明南宋财政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改变土地所有制，而在于整顿吏治。

但包恢一个人的努力改变不了大局。"公田法"在全国各地迅速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到1263年农历六月，南宋政府官员手中的超限田产基本已经全部回购完毕，但总共只有三百五十多万亩，仅仅完成了此前设想的一千万亩目标的三分之一强。这其中有贾似道团队当初指标定得太高的因素，也有官员利用职务之便隐瞒田产的因素。毕竟在农耕时代，土地这种固定资产带来的收益是没法简单用货币衡量的，谁愿意轻易交出去？何况官田所制定的回购价格不高，支付方式更是复杂得令人发指。

具体来说，回购公田名义上按亩产量高低给予补偿：田租一石以上的每亩给二百贯，九斗的给一百八十贯，八斗的给一百六十贯，依次递减。这个价格乍一看似乎不算太低，因为在史弥远执政时代，南宋地区一亩良田的平均价格大约在八十贯左右。但那已经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而从史弥远到贾似道这三十年，恰恰是南宋通货膨胀最剧烈的时期。何况各地地价差异很大，率先推行"公田法"的试点地区都是南宋农业最发达的地方，浙西地区曾经出现过"千缗之田"，虽然这是说每亩纸币价格在一千贯左右，但换算成铜钱也在二百五十贯上下。

定价偏低或许还能勉强接受，更要命的是官田所压根不给现金。买公田五千亩以上的，给银半成、官告五成、度牒二成、会子二成半；五千亩以下的，给银半成、官告和度牒各三成、会子三成半；一千亩以下的不给银子，度牒和会子各五成；五百亩以下的只给会子。贾似道不仅在公田问题上跟宋高宗时代的做法反着来，在官告和度牒问题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当年可以当商品卖的东西，现在当然也能当货币用。而贾似道管辖的印钞厂——会子所更是开足马力，每天加印十五万贯，专门用来回购公田。

如果"公田法"只针对政府官员，问题或许还不算太严重。毕竟公务员每月有固定收入，那些告身、度牒也不愁找不到地方变现。但由于指标远远没有完成，贾似道的"公田法"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普通民众。

而对普通百姓的田产，"公田法"终于露出了它最狰狞的面目——起初每户限制两百亩，随后又降到一百亩。收购价格比针对官员时更低。

田租一石的只给第十七界会子二百贯。第十七界会子的市场牌价是一贯相当于铜钱五十文，也就是说每亩实际价格不过铜钱十贯。后来改为第十八界会子四十贯，第十八界会子的牌价是一贯相当于铜钱二百五十文，表面上看每亩还是铜钱十贯。但由于每天加印十五万贯的第十八界会子疯狂冲击市场，这一版货币在市场上已经根本兑换不到等值的东西了。二百文的第十八界会子，居然连一双草鞋都买不起。所以"公田法"落到普通百姓头上，几乎就是明抢。

即便是这些不断贬值的纸币，在回购过程中也不是足额支付的。只要金额稍大，官田所立刻拿出官告、度牒来冲抵买款。而这些荣誉头衔的委任状定价高得离谱，一个正八品的修职郎竟然能顶三千贯纸币。军衔如校尉、承节郎之类的官职，由于"含金量"不同，基本都能冲抵万贯以上的纸币。

政府拿虚职换百姓实产的做法，自然激起了空前的抵制。为了进一步贯彻"公田法"，官田所负责人刘良贵把回购公田的进度跟各地官员的政绩直接挂钩，凡是推行不力的一律就地免职、永不叙用。

在贾似道和刘良贵的指挥棒下，试点推行的六个郡县各项工作进展倒是顺利。但在这个阶段，"公田法"损害的依然是中产以上阶级的利益，虽然有些非议，但还没有引发群体性反抗。毕竟有家有业的地主阶级不至于为了多出来的那些田产就铤而走险。

宋理宗赵昀此时也力挺贾似道，面对朝野上下对"公田法"的抨击，他亲自出面宽慰提出辞职的贾似道，替他辩护说："言事易，任事难，自古如此。反对公田法的人很多，我当时也不抱太大希望。但你硬是把这个公私兼济的法令推行下去了，每年军饷都仰赖于此。这时候因为一点反对声音就停下来甚至倒退，无非是让那些议论的人逞口舌之快罢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你一向任劳任怨，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最后还加了一句"姐夫挺你"，态度相当明确。

为了配合"公田法"的推行，南宋政府还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界"。所谓经界，就是逐户丈量土地、绘图造册。官僚地主隐瞒田产逃避赋税的情况，从南渡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

为了确保财政收入，国家当然有必要把全国官户和民户的田产清清楚楚地登入账籍。早在绍兴十三年到二十年间，户部侍郎李椿年就主持推行过"经界法"，对确保国家财税、抑制土地兼并确实有积极作用。但也正因如此，遭到了官僚地主的顽强抵制，李椿年最终被罢官，绍兴经界也没能彻底搞完。后来宁宗、理宗时期，部分官吏在局部地区也搞过经界，但都是小打小闹。不过咸淳年间的这次经界，主要目的不是清查隐田、抑制兼并，而只是为回购公田提供数据支撑。由于不必实地丈量，只需根据原有田产记录核查变动情况，准确度自然不如真正的经界，所以叫"推排"。推排手续简单，因此很快就完成了。

回购来的"公田"由南宋政府统一运作，出租给无地农民耕种。为了鼓励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官田所对耕种公田的佃农实行"八折"优惠，也就是原来定租一石的公田现在只收八斗，遇到灾年还会进一步减免。

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国营农庄为了追求产量指标，不管原来的租额多少、土质肥瘦如何，甚至原来一年只能收三四斗的贫瘠公田，也一律按八斗征收。同时国营农庄还使用一石三升乃至一斗六升的大斗来收租，使得原本满怀热情的佃农们逐渐对租种公田失去了兴趣，不少官田竟然出现了抛荒现象。

大量用于回购公田的第十八界会子充斥市场，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为了遏制这个趋势，贾似道又在1264年农历十月推行货币改革，停止第十七界会子的流通，发行铜钱本位的新货币——"金银见钱关子"。他严格限定民间所有第十七界会子必须在一个月内兑换成第十八界会子，同时推出了"金银见钱关子"的官方牌价：每一百"金银见钱关子"相当于七十七文铜钱，可以兑换三百第十八界会子。这招堪称南宋版的"休克疗法"，变相又在流通领域从普通民众手中抢走了一大笔财富。

无从抗辩的老百姓只能拿新发行的"金银见钱关子"开涮。他们说这种纸币上面黑印排列如"品"字，中间红印三个相连如"目"字，下面两旁各有一个小长黑印，合起来活像一个繁体的"贾"字。又因为纸面上印有宝盖幢幡状的花纹，民间把"金银见钱关子"叫做"金幡胜"。

所谓"幡胜"是南宋民间用金银箔纸绢剪裁制作的装饰品，言下之意是说这种所谓"金银见钱关子"在物价飞涨、市场萧条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流通能力，跟纸糊的装饰品没什么区别。民间还编出了"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的政治笑话。这个笑话相当有内涵。表面上是说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和货币改革，在帮助蒙古灭亡南宋这件事上功居榜首。但还有一层潜台词：麒麟阁是汉代收藏历代典籍和功臣画像的地方，第一功臣是霍光；唐代对应的凌烟阁，官方说法第一功臣是长孙无忌，民间普遍认为是秦琼。所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也可以谐音理解为"花（霍）光尽穷（秦琼）"，意思是把家底全败光了。

贾似道忙着推行"公田法"和货币改革的同时，蒙古方面也没停止对南宋施加军事压力，重点依旧放在西线的四川地区。蒙哥去世之后，蒙古帝国在四川一线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主要承担对宋作战任务的是东川四帅府。

所谓"四帅"，指的是由汪德臣之弟汪良臣统一指挥的三名南宋降将——杨大渊、张大悦和蒲元圭。由于汪良臣在川陕一线忙着跟阿里不哥派系的军队打内战，东川四帅府虽然名义上由蒙古统帅钦察和汪良臣领导，但实际军事事务交给了杨大渊管理。

杨大渊向忽必烈进献的灭宋战略是"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也就是进一步向南宋的合州、重庆一线推进。

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战争期间，南宋方面在四川也展开了一系列反击，但这种所谓的反击更多停留在政治层面而非军事领域。

贾似道和接替俞兴出任四川制置使的朱禩孙多次派出密使，携带空白委任状和丰厚礼物去劝降杨大渊等人。但此时颇受忽必烈信任的杨大渊，直接拿贾似道密使的人头向忽必烈表忠心。

1263年农历九月，从陇西战场回到东川四帅府的汪良臣，在南宋前沿要塞钓鱼城附近的母章德山、武群山修筑营垒，采取"昼则出逻设伏，夜则画地分守"的战术，进一步压缩南宋军队的活动空间，把"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发挥到了极致。

南宋四川制置使朱禩孙企图趁敌人立足未稳发动反击，结果在野战中被汪良臣击溃。南宋合州防线再度摇摇欲坠。但在曾经击败过蒙哥大军的南宋名将王坚被贾似道排挤调走之后，又一位将领在钓鱼城上崛起了，这个人就是张珏。

1263年农历十月，张珏被任命为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面对汪良臣和杨大渊的步步紧逼，张珏并不急于反击，而是着手恢复当地农业生产、训练士兵、修整兵器。

与此同时，张珏和四川军区新任领导夏贵不断派出运输队，强化合州以北得汉城一线的防御。通江得汉城是余玠时代构筑的"巴蜀八柱"中仍在南宋手里的三座要塞之一，它的存亡直接关系到钓鱼城乃至整个南宋四川防线的安危。

蒙宋双方在四川一线的反复拉锯让忽必烈多少有些厌倦。而此时前往燕京觐见忽必烈的刘整，向这位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提出了"急攻缓取"的思路，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应该说刘整叛降蒙古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吕文德的反击下，他被迫放弃了自己在泸州一线的地盘，而此前招降他的"刘黑马"刘嶷也因病去世。刘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坐冷板凳的尴尬位置。因此他利用自己对吕文德的了解，向忽必烈建议说："南宋所依靠的无非就是吕文德这个'黑炭团'。此人贪财好利，可以派人去跟他提议在襄阳前线设立两国通商口岸。"局势的发展果然如刘整所料，吕文德不仅同意了在襄阳、樊城等地设立"榷场"，还任由蒙古方面以防备盗贼为由在榷场周围修筑土墙。

蒙古方面更进一步，通过不断违章搭建，把通商口岸变成了逼近襄、樊的军事要塞。而此时的忽必烈已经开始接受刘整灌输的战略思路，准备放弃四川一线，把主攻方向转向荆湖战区。

就在蒙古帝国逐渐调整进攻轴线的时候，宋理宗赵昀走完了他六十一年的人生历程。继任者是皇太子赵禥，也就是宋度宗。在权力交接的问题上，文官系统顶住了皇太后谢道清想要"垂帘听政"的企图。

在这一轮权力博弈中，虽然冲在前面的是高喊"母后垂帘，岂是美事"的权参知政事叶梦鼎，但最终得利的却是跟叶梦鼎政见一向不和的贾似道。贾似道对此算是投桃报李，虽然叶梦鼎一再推辞自己"参知政事"职务的转正，但最终还是勉强留任了。从此南宋进入了宋度宗赵禥时代，而贾似道跟这个年轻皇帝以及皇太后谢道清之间的暗战，此刻才刚刚拉开帷幕。

在宋度宗赵禥手下，贾似道虽然获得了太师、魏国公的荣誉头衔，宋度宗对他的态度也异常客气，但贾似道此时的实际工作却是"总护山陵使"，负责宋理宗赵昀的陵墓修建。这种投闲置散的安排贾似道当然不甘心。于是宋理宗的陵墓修完之后，他就辞职回乡了，同时让自己的政治盟友吕文德伪造蒙古军队大举南下的警报。无

奈之下，宋度宗赵禥和皇太后谢道清只能下诏请贾似道复出。但对于授予自己镇东军节度使的任命，贾似道相当不满，在他看来"节度使，粗人之极致耳"，这分明是在侮辱他。于是上任不久，他就以"时日不利，亟命返之"为由回了临安。

不过贾似道这种"狼来了"的把戏，最终真的引来了蒙古的狼群。1265年农历八月，蒙古悍将兀良合台之子阿术从云贵高原转战到河南平原，在两淮轻松击溃了南宋多路野战部队。

但此时的贾似道没心思管这些，他一再以辞职为筹码向宋度宗赵禥要权，甚至逼得宋度宗要起身下拜挽留他。好在一旁的参知政事江万里及时制止了这场闹剧，说"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

贾似道事后也觉得不妥，私下向江万里致谢说："没有你，我差点成了千古罪人。"但表达谢意和继续施压并不矛盾。

既然从宋度宗这边打不开突破口，贾似道就转向朝野百官。他在召集政务会议时，曾对在座官员发出"诸君不是我的提拔，安得至此"的警告。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但权礼部侍郎李伯玉正面回怼了一句："我是殿试第二名，就算你不提拔，我也能到这个位置。"不过这样有骨气的人在南宋末年"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的大环境下终究是凤毛麟角。李伯玉很快就被以显文阁待制的身份派到隆兴（今江西南昌）挂职锻炼去了。贾似道最终以特授平章军国重事的身份重掌大权。

经过一番波折重新登上权力巅峰的贾似道变得更加嚣张跋扈。他常年住在西湖葛岭的府邸里，所有国家政务都在自己家中签署，内阁俨然成了他的橡皮图章。当时南宋朝野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的感叹。每次处理完政务，贾似道就在自家的半闲亭里打坐。有附庸风雅的人专门填了一首《唐多令》来拍马屁："天上谪星班，青牛初度关。幻出蓬莱新院宇，花外竹，竹边山。轩冕倘来问，人生闲最难。算真闲不到人间，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但在南宋当时面临的严峻局势下，贾似道很快就连这点"忙中偷闲"的日子也过不安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