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马鸣：商周时期的马

丙午年为农历马年。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奔腾不息、进取有为、积极向上的寓意，深受历代文人的喜爱，在家喻户晓的启蒙教材《三字经》中更被尊为“六畜之首”。马作为上古时期重要的畜牧对象和战争资源，其传播与使用又深刻地影响与加速了商周时期的人群交融、军事格局乃至文明进程。故而，早在三千多年前古人就已充分认识到马政关乎国家安危，后世将这一理念概括为“马政即国政”。

人为驯化

马属动物的祖先为生活在距今5800万年前北美大陆的始祖马，后历经渐新马、中新马、草原古马、三趾马、上新马的发展阶段，最后进化成现代马。相关研究表明，家马最早见于距今约5500年前后的中亚草原地区，动物考古学家在哈萨克斯坦的博泰遗址发现了马骨、马奶脂肪酸残留物及用马骨制作的渔叉等制品。据此可知，彼时的博泰人已开始饮马奶、食马肉，并成功地驯化了马，此后这一技术随着人群迁徙开始四散传播。

我国境内，夏代之前，家马的遗存偶见于黄河上游地区，如齐家文化的永靖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火烧沟遗址，夏家店文化的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和陕西神木石峁等遗址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石峁皇城台南部夹道甚至发现了“人射马”“牛马纹”石雕。如上发现常被视作早在4000年前，我国已出现驯化家马的证据。但这些遗址中的家马骨骼数量极少，且多与野马骨骼同时出土，最新的基因检测揭示了这个时候的家马未必是本地培育的牲畜，很可能是从草原地区引入的。

进入商代之后，在商代前期的核心遗址，如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小双桥等遗址中均未发现马骨或用马遗存。目前所见，中原地区大量的家马遗骸始见于商代后期（距今约3300年）的安阳殷墟遗址。在殷墟文化二期早段的西北冈大墓、小屯北地，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100多个车马坑，这些马均为商人祭祀神灵与祖先的祭品，数量为1匹至37匹不等。与此同时，在陕西西安的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均发现了车马坑，后经动物考古学家古DNA分析与碳氮稳定同位素的检测，证实这些祭祀用马均为家马。可见，商代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已掌握了对家马规模化的饲养与驯化技术，并开始应用于祭祀礼制活动之中。

基于商代晚期的这一现象，学者普遍认为，这可能和外来文化的传入有关。赵越云等认为，一方面，商代晚期已进入全新世大暖期的最后阶段，气候开始向干冷化转变，这种气候条件为家马与驯马技术传入中原创造了有利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马车与马的引进应与商晚期王朝与北方族群的冲突、交流有关，殷墟甲骨卜辞记载了商王养马、令外族贡马、使用双轮辐式马车等内容。

由于青海、甘肃等地尚未发现商时期的马匹、马车，梅维恒认为，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气候普遍不适合马匹生存，所以马与马车应是距今约3500年前从蒙古高原东部，经乌兰朱和文化人群南传至阴山地区，在不晚于公元前1260年传入陕西榆林清涧寨沟遗址，随后逐步向东扩散至河南安阳殷墟，从而完成了向中原核心区域的传播。

思马斯臧

甲骨文中的“马”是一个典型象形字，长首、大眼、四足、飘逸的鬃毛，生动再现骏马的神采飞扬。据吉琨璋统计，在甲骨卜辞中以马为意符的形声字至少有14个之多，稍晚成书的《尔雅·释畜》中所录马的各种专名多达51个，《诗经·鲁颂·駉》更是为后人描绘了毛色和形态各异的16种马，如上种种足以凸显马作为六畜之首的社会接纳与认知度之高。

甲骨卜辞表明，晚商已出现“多马”“走马”“多马羌”“马小臣”这样管理马政的职官，如果我们再结合殷墟发现的车马坑内随葬的驭者、杀殉坑内的死者，常常同时随葬有鄂尔多斯式兵器和工具这一现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草原背景的北方族群参与了商后期的军事活动，并为商人贵族养马和驭车。此外，这一时期虎患或是家马面临的最大威胁，卜辞中曾有“贞我马有虎，隹祸。贞我马有虎，不隹祸”（《合集》11018）卜问，为了防范虎患，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马主要采用圈养的方式。

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养马传统，并逐步完善。2013年湖北随州叶家山126号西周早期墓出土了一件麻于卣，铭曰：“麻于肇畜马……用作父戊宝彝，庚册”，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周养马记载，器主人为殷裔麻于，因养马有功受赏而为父亲作器。与此同时，除周人的核心遗址外，远在西北地区的姚河塬遗址作为周人最西北的军事前哨基地，也出土了大量马类遗存，前后发掘出100多匹马的骸骨，且多为青壮年马匹，反映了军事用马的更高需求。

基于马在周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周王会定期参加“执驹礼”。周原遗址出土的盠驹尊不仅为我们保留了西周时期马的形态，且实证了周王举行执驹礼并赏赐小马驹的场景，与《周礼》中“执驹”的礼仪记载完全契合，证实了西周时期养马礼仪的规范化与周王对养马业的重视。由于盠驹尊的重大价值，2026年央视春晚吉祥物“骐骐”便以此器为原型，成为中华马文化的标志性文物。

除了周王定期参加“执驹礼”外，金文中还常见周王或地位高者把马作为重要物品赏赐下属的现象，如大盂鼎（《集成》，西周早期）、卯簋（《铭图》，西周中期）、无簋（《集成》，西周晚期）、鄂侯驭方鼎（《集成》，西周晚期）、史颂鼎（《集成》，西周晚期）、兮甲盘（《集成》，西周晚期）、晋侯稣钟（《铭图》，西周晚期）、子犯编钟（《铭图》，春秋中期）等，赏赐的数量多为偶数。这应与西周时期车马相配参量相关，因为先秦的车多为独辀、单辕车，通常由两匹马牵引，称为“骈”，也可用四匹或六匹马，分别称为“驷”和“天子六驾”。

进入东周之后，马作为重要的战争资源，其军事属性更加凸显，这一时期的马类遗存常见于各诸侯都城与军事要塞，如三门峡虢国墓地、郑国国君墓地、晋卿赵鞅墓地、淄博后李春秋车马坑等。正是由于马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核心角色，所以《周礼·保氏》中记载了西周至春秋以来，贵族子弟必备的技能之一便是“御”，即所谓的驾驭马车之术，考核的内容涉及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在车战为主的时代，善御者不仅关系行军作战、出使祭祀，而且古人认为控马如控心，所以御是集技术、礼制、军事、修养于一体的贵族子弟必修课。

随着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的频繁接触，骑兵技术也开始传入中原。史载战国后期，赵武灵王发现在争战中赵国的战车与宽衣均为不利因素，于是大胆提出了“胡服骑射”的想法，即改穿胡服、组建骑兵。革新后的赵国军事实力大增、本国版图拓展，且其他诸侯国也纷纷效仿，发展自己的骑兵部队，一时之间，燕国“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秦国“车千乘，骑万匹”、楚国“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魏国“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而在之后的战国七雄逐鹿兼并统一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恰是以擅养马著称的秦国，这不得不令人感慨，马在族群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性与核心性。

余论

马作为重要的畜牧对象和战争资源，与人类同行已有数千年之久。这种跨越千年的陪伴，早已熔铸为文明脉络中一道温暖且深沉的烙印，其传播与使用深刻地影响与加速了商周时期的人群交融、军事格局乃至文明进程。

商周之世，马是礼乐与征伐之间最鲜活的脉搏，是刻在甲骨、铸进青铜、写入《诗经》《周礼》等经典中的文明之魂。它是国之重器，载战车驰骋疆场，以四牡骙骙，撑起邦国的干戈与威仪；它是礼之象征，随王田猎、助祭天地，车马之制，分尊卑、定秩序，一驾一乘皆合礼乐。它以矫健之姿承载了千年历史，它让远方不再遥远，让政令通达四方，它不只是生灵，更是速度与力量、自由与勇气的象征。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萧萧马鸣，不止踏过商周尘烟，亦将化作一种精神，照亮前路，成为人类灵魂深处永恒不灭的光。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杨阳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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