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说他快崩溃了，他爸52岁，他妈50岁，手里一点养老积蓄都没有

朋友说他快崩溃了，他爸52岁，他妈50岁，手里一点养老积蓄都没有。

我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叫李建，在县城开了个五金店，生意不好不坏，够养家糊口。我们俩从穿开裆裤就在一起玩，后来我去了省城，他留在县城，但联系一直没断。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给我打个电话，东扯西拉地聊半天。可那天晚上，电话一接通，他半天没说话，我喂了好几声，他才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皮，他说：“兄弟，我快崩溃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李建这人我了解，从小皮实，摔断胳膊都不掉眼泪的主儿，能让他说“崩溃”两个字，事肯定小不了。我说你慢慢说，出什么事了。他叹了口气，那口气长得像把肺都要叹出来，他说：“我爸今年五十二，我妈五十，两个人手里一分钱养老钱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李建把他家的事从头到尾给我倒了一遍。我听完之后，一晚上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想，天快亮的时候，我爬起来把这事写了下来。

李建他爸叫李大山，年轻时在县里的农机厂上班，干的是翻砂工，那活又脏又累，可李大山干了一辈子。后来农机厂倒闭，他下岗了，那年他才四十出头，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下岗之后他蹬过三轮车，给人看过大门，去工地扛过水泥，什么活都干过，可都是零工，挣一天算一天，没有单位给交社保。他那时候也不懂这些，只想着把眼前的日子糊弄过去就行，养老保险的事从来没想过。

李建他妈叫刘秀兰，更是一辈子没上过班。年轻的时候在街道上的集体企业糊过纸盒子，后来那厂子也散了，她就彻底回了家，伺候老人，拉扯孩子，操持家务。她没有正式工作，自然也就没有养老保险。早些年街道上动员过她，说可以自己交钱参保，一年交几百块，交够十五年就能领退休金。刘秀兰当时算了算，一年几百块，十五年就是大几千，她舍不得，就没交。后来政策变了，想补交的时候，她年纪大了，算下来要补的钱太多，更舍不得了，就这么拖了下来，拖到五十岁，社保的事彻底没戏了。

李建以前没觉得这事是个事。他爸他妈虽然没钱，但身体还行，李大山还能在工地上给人看个仓库，一个月挣两千多块，刘秀兰在家种点菜，养几只鸡，日子紧巴是紧巴，可也能过。李建每个月给他们五百块，逢年过节多给点，老两口省着花，也够了。李建想的是，等爸妈再老一点，干不动了，他就接过来养，他是独生子，养爸妈天经地义，虽然会累点，但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可去年冬天，李大山出事了。他在工地上看仓库，夜里起来巡夜，黑灯瞎火的绊了一跤，摔在水泥地上，髋骨骨折。工地上把他送到医院，交了五千块钱押金就不管了，说他是临时工，没合同，没保险，跟他们没关系。李建接到电话赶到医院的时候，他爸躺在急诊室的走廊里，疼得满头是汗，咬着牙一声不吭。李建说，那一刻他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和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心里像被人拿刀绞。

手术做了，换了个人工髋关节，国产的，两万多。加上住院费、药费、康复费，前前后后花了五万多。李建把五金店的流动资金挪出来交了医药费，可后续的康复还得花钱，他爸以后不能再干重活了，连看仓库都不行了，走路得拄拐棍，走远了腿就疼。他妈身体也不好，高血压、糖尿病，天天吃药，每个月药钱就得三四百。

李建跟我说，他爸出院那天，坐在家里那张旧沙发上，看着天花板发呆，看了整整一下午。他妈在旁边择菜，择着择着忽然说了一句：“大山，咱们以后可怎么办？”他爸没接话，可李建看见他爸的眼圈红了。那天晚上李建失眠了，他躺在床上算了一笔账：他爸他妈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没有积蓄，他爸以后不能再干活了，他妈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两个人每个月的生活费、药费、日常开销，少说也得两千。他自己呢，五金店一年到头挣个七八万，刨去房租、水电、进货成本，到手也就四五万，老婆在超市上班，一个月两千多，孩子上初中，正是花钱的时候。他算了算，觉得头皮发麻。

从那以后，李建就开始睡不着觉了。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钱的事。五金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网上购物把实体店冲得七零八落，去年一年他几乎没挣到钱。他想过把店盘出去，可盘出去又能干什么？他四十岁的人了，除了卖五金，什么也不会。他想过去省城打工，可老婆孩子怎么办，爸妈怎么办？他哪儿也去不了，他被死死地钉在了这个县城里。

更让他难受的是他爸的变化。李大山以前是个要强的人，虽然穷，但从来不服软。可现在他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变得小心翼翼。李建给他钱，他推来推去，说不要不要，你留着给孩子花。李建硬塞给他，他就把钱压在枕头底下，攒着，一分都舍不得花。有一回李建看见他爸在院子里拄着拐棍捡废纸箱子，攒了一摞，用绳子捆好，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拖到废品站去卖，卖了六块钱。李建看见了，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他说爸你干什么呢，缺钱跟我说。他爸笑了笑说，不缺，我就是活动活动腿。

李建跟我说，他现在最怕的就是接他妈的电话。他妈每次打电话来，都是说钱的事，说这个月药费又涨了，说电费该交了，说楼下邻居家儿子结婚要随份子。李建听着，嘴上说没事没事，我给你转，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有一回他实在忍不住了，跟他妈说，妈，你们当年怎么不交养老保险呢，哪怕一个人交也行啊。他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最后说了一句：“那时候哪有钱啊，饭都吃不饱，谁想那么远的事。”李建说他听完这句话，心里又酸又悔，他恨自己不该说这话，可话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了。

李建的老婆也开始有意见了。他们本来计划着今年把家里的旧车换了，换台新的，接送孩子也方便。可李建把钱都花在父亲治病上了，换车的事一拖再拖。老婆嘴上没说什么，可脸色不好看。有一回孩子说要报个辅导班，一学期三千，李建犹豫了一下，老婆当场就摔了筷子，说孩子的未来重要还是你爸的腿重要。李建没吭声，那天晚上他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把烟头一个个摁灭在花盆里。

李建说，他有时候真想逃。他想把手机一关，买张火车票，去一个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什么都不管了。可他不能。他是独生子，他爸他妈就他一个儿子，他要是跑了，老两口就只能等死。他也不能跟他爸他妈说这些，他们已经够难受了，他再抱怨，那就是往他们心上捅刀子。这些事他只能自己扛着，扛得动得扛，扛不动也得扛。

那天晚上他跟我说完这些，最后说了一句：“兄弟，你说我该怎么办？我一个月就挣那么点钱，我爸的药不能停，我妈的药也不能停，孩子上学要钱，房子要还贷，我真的是撑不住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抖得厉害，我隔着电话都能感觉到他在哭。

我听完之后，心里也堵得难受。李建遇到的事，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我们这一代人，父母大多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养老保险，年轻时赶上下岗潮，中年时拼命供孩子读书，老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家庭和子女，可到头来，自己连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他们不是不想交社保，是当年真的没有钱交。他们不是不想为将来打算，是当年的日子根本容不得他们想那么远。

我跟李建说，你先别慌，咱们一起想想办法。第二天我专门请了假，回了趟县城。我跟李建跑了几趟社保局，咨询了相关政策。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像他爸妈这种情况，现在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虽然钱不多，但好歹每个月能领几百块，医保也可以交居民医保，住院能报销一部分。李建当场就给他爸他妈办了，虽然钱不多，但总算有了个兜底的。

我又帮李建联系了一个在县医院工作的同学，给他爸找了个康复的方子，能省不少钱。我还托人在省城给他找了个兼职，周末去给人看仓库，一个月能多挣一千多。李建的老婆那边，我让我媳妇给她打了电话，两个女人聊了半天，我媳妇说，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那天，李建不是不心疼你和孩子，他是两头为难，你多体谅他。后来李建跟我说，他老婆那天晚上主动给他煮了碗面，还卧了个鸡蛋。

可这些帮助都是杯水车薪。李建的事让我想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上面有四个老人，下面有孩子，中间是自己越来越不行的身体和越来越难挣的钱。我们不敢生病，不敢失业，不敢有任何意外，因为我们身后没有任何退路。我们的父母更是这样，他们年轻的时候为国家建设流汗出力，老了却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他们不是不努力，是时代的大潮把他们卷到了边上，他们挣扎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

李建后来跟我说，他爸有一天忽然跟他说了一句话，他爸说：“建啊，爸对不起你，爸这辈子没给你攒下什么，到老了还得拖累你。”李建说，他听完这句话，抱着他爸哭了一场，那是他成年以后头一回在他爸面前哭。他爸拍着他的背说，没事没事，爸还能动，爸不拖累你。可李建知道，他爸已经动不了了，他连走路都费劲了。

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李建还在县城里苦苦撑着。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五金店开门，晚上十点关门回家，周末去省城看仓库，一天睡不到六个小时。他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不少，可他还在撑着。他说他没办法，他是儿子，他是父亲，他是丈夫，他不能倒。他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爸妈身体别再出大毛病，孩子好好读书，老婆别再跟他吵架。他说他不敢想以后，只能过一天算一天。

我有时候想，李建的故事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故事，它是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故事。我们的父母没有养老金，没有积蓄，他们把一切都给了我们，到老了却一无所有。我们想给他们一个安稳的晚年，可我们自己也在泥潭里挣扎。我们爱他们，可这份爱太沉重了，沉重到我们有时候喘不过气来。

李建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兄弟，我不是不孝，我是真的撑不住了。”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不孝，你是太难了。他说：“你说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就这么难呢？”我答不上来。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只能把李建的事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国家，在无数个像县城、像小镇、像村庄的地方，有无数个李建，在咬着牙撑着，撑着父母的晚年，撑着孩子的未来，撑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家。他们不喊苦，不喊累，他们只是撑不住了的时候，给远方的朋友打个电话，说一句：“我快崩溃了。”

而电话那头的朋友，除了说一句“我知道”，什么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