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库案例：工程停摆多年，违约方能请求解约吗？

合同已不适宜强制履行且继续履行将扩大损失的，法院可以判令解除，同时应向守约方释明其可主张损失赔偿。

阅读前瞻

建设工程周期长、参与主体多、法律关系复杂，价款结算、工期索赔、质量责任、转包分包等环节纠纷频发，裁判尺度亦不乏分歧。本系列立足最高院及各地高院典型判例，聚焦实务高频争议，梳理裁判逻辑，提炼合规要点，以期为业界同仁、建工企业提供办案参考与风险防范之思路。欢迎关注、转发。

裁判要旨

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原则上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的权利。但是对于一些不适宜强制履行的合同，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避免陷入合同僵局，对双方产生不利影响，人民法院可依照违约方诉请判令解除合同。至于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违约责任承担问题，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切实保障守约方的合法权益。

案件简介

1. 2012年9月25日，承包人进场施工并完成部分主体工程。

2. 2014年9月，项目因规划手续、资金等问题停工，此后长期未复工。

3. 2017年4月26日，发包人发出解除合同函，承包人回函表示不同意解除。

4. 2020年12月8日，一审法院判决解除施工合同。

5. 2021年12月16日，最高法院认定发包人援引的任意解除条款不能成立，但合同已不适宜强制履行，依法解除并处理守约方救济。

争议焦点

建设工程合同长期停滞且继续履行将扩大损失时，违约方请求解除合同能否获得支持？

裁判要点 一、发包人仍拟继续开发项目，只是要求原承包人退场的，不符合约定的任意终止条件，不能据此当然取得解除权。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原告沈阳某地产公司虽不同意继续合作或由被告北京某城建公司继续施工，但并无放弃项目的打算。如果项目继续推进且北京某城建公司退场，则将来势必“自己实施或安排另外的承包商实施工程”。因此，沈阳某地产公司援引案涉合同采用的《FIDIC施工合同条件》第15.5项而主张解除合同，理由不能成立。

二、工程长期停工、手续和资金障碍导致合同已不适宜强制履行，且双方丧失合作基础的，法院可以解除合同，并通过释明保障守约方另行主张损失赔偿。

案涉工程至今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原告沈阳某地产公司确实存在资金困难等客观情况，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确定不能不作调整地继续履行。沈阳某地产公司也完全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其早在2017年4月26日就向北京某城建公司发出解除合同函，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案涉合同。虽然被告北京某城建公司也提交了案涉合同有效的相关证据，证明沈阳某地产公司一直积极推动项目复工复产和调整项目规划、重新设计改造，但因双方产生纠纷，矛盾较大，无法缓和，造成案涉工程停工多年，双方都有损失，且双方为案涉工程提起多个诉讼，已不可能顺利地继续合作。因此，沈阳某地产公司主张双方丧失合作基础、难以实现合同目的，其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可予以支持。案涉合同属于“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的情形。原一审判决为防止损失继续扩大，本着尊重现实的态度，从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认定案涉合同及全部补充协议、附件应予解除，并无不当，且可以减少资源消耗、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护实质正义，应予维持。原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不得解除，不但不能彻底化解双方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且难以避免继续履行中发生新的纠纷，确有不当，再审应予纠正。对于沈阳某地产公司请求解除合同而给北京某城建公司造成的损失，北京某城建公司可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有关欠付工程款的纠纷案件中，一并提出赔偿请求。

案例来源

《沈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北京某城建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2023）最高法民再222号]（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5-16-2-115-001）

实战指南

一、违约方请求解除合同，仍须证明继续履行已失去现实基础。本案裁判要旨并未赋予违约方一般性的单方解除权，而是在建设工程合同不适宜强制履行、继续维持将形成合同僵局的情形下，允许法院根据具体事实判令解除。审查时应综合停工时间、规划许可等手续障碍、资金和现场条件、复工协商以及双方是否仍具备基本协作关系；一方单纯不愿继续合作或者仅有资金困难，通常不足以说明合同已经无法履行。主张解除的一方还应说明维持合同如何使工程长期悬置、损失继续扩大，并承认解除并不免除其既有违约责任。

二、解除关系与已完工程结算、违约责任和损失赔偿应分层处理。法院判令解除，只终止尚未履行的合同义务，已完工程价款、质量缺陷、停窝工损失、现场移交和替代施工费用仍需根据各自证据处理。主张解除的一方应固定停工、复工协商、手续进展和工程现状，并提出解除后的清场和资料移交方案；守约方则应及时列明工程款、违约金或者损失项目，避免仅以反对解除代替损失救济。本案裁判思路还要求法院保障守约方权益，因此诉讼请求可以将解除与责任承担分别表达，不能把“合同应解除”写成“违约方无需赔偿”。

三、坚持继续履行的一方，也应证明项目确有复工条件和履约能力。如果发包人或者承包人反对解除，应提交资金安排、手续办理进展、复工计划、人员设备和现场条件等材料，说明合同仍能够实际履行；只有口头表示愿意合作，不能解决多年停工形成的客观僵局。同时，应对停工原因和损失扩大采取合理措施，保存通知、现场清单及往来函件。解除时点还会影响价款、损失和移交范围，项目金额较大、涉及第三方权益或者多案并行时，宜由专业律师协调主诉、反诉、鉴定和现场交接，避免解除问题与后续责任相互拖延。

一、工程解除事实清楚且具备先行处理必要时，法院可以就合同解除问题先行判决。

案例1：中某房地产（邳州）有限公司诉浙江广某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江苏高院（2024）苏民终1603号]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建设工程尚未竣工验收，但双方当事人均已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能否先行判决解除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先行判决制度旨在对审理的案件部分事实清楚的情形先行处理，以平衡司法公正与效率，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具有标的数额大、争议焦点多、本反诉交织等特点，部分事实可能需要启动司法鉴定予以查明，审理周期相对较长，通过先行判决解决部分争议有利于实质、高效化解纠纷，保障当事人及相关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适用先行判决应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该诉讼请求事实部分必须已经清楚；二是该诉讼请求与其他诉讼请求独立可分；三是该部分诉讼请求具有先行处理的必要性。本案中，案涉建设工程施工纠纷已具备先行判决的条件，人民法院先行判决确认合同解除，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其一，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符合合同解除的实质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案涉工程长期停工，双方当事人矛盾较大且均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表明双方均不具有继续履行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意愿，合同解除条件已经成就。该部分诉讼请求事实清楚，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的先行判决的条件。 其二，该部分诉讼请求与其他争议相对独立。先行判决适用的对象仍应当限定为相对独立的诉请，以避免后续争议审理对先行判决结果产生影响。本案中，先行判决解除合同，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工程施工量进行统计确认、对施工现场剩余材料物品进行清点确认，也不影响因先行判决解除合同可能产生的违约责任、结算和清理等问题的另行处理。

二、违约方原则上不享有一般法定解除权，但合同僵局下是否解除仍应结合继续履行可能性和损失扩大风险判断。

案例2：某家居装饰体验馆与潘某谊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2020）皖0203民初207号]

除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外，违约法定解除权应当由非违约方享有，违约方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本案原、被告签订的案涉《芜湖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故合法有效。原告工作人员在施工过程中不慎将被告房屋梁内钢筋打断，对被告财产造成损害，并因此致工期延误，原告行为显属违约。后原、被告委托相关机构进行房屋安全检测，但因对维修方案存在分歧，导致至今未能修复。因原告系合同违约方，其并不享有法定解除权，且被告不同意解除合同，故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案涉《芜湖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已于2019年9月29日解除，本院不予支持。

声 明

本文系作者对人民法院在个案中裁判观点的提炼总结，旨在帮助读者快速了解司法实践中法院在部分案件中处理具体法律问题的裁判规则，不代表作者对具体裁判观点的认同，更不代表本文作者对某一具体法律问题的法律意见或法律观点。本文中体现的裁判观点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由于个案差异性极大，建议大家在具体案件办理中，委托专业律师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具体法律规定，对具体案件中的具体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得出契合个案的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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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阳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民事诉讼法硕士，长期在北京执业，法律服务覆盖全国，重点深耕京津冀及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市场。刘梦阳律师专注于财产保全、强制执行、民商事诉讼与仲裁等法律服务，尤其擅长建设工程纠纷、执行异议、执行复议、执行监督、商事合同纠纷及大额复杂疑难案件处理。团队常年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各省级高级人民法院及各地仲裁机构审理或受理的重大案件，具备丰富的跨区域办案经验。刘梦阳律师累计经办案件标的额超过十亿元，能够为企业客户、金融机构、建设工程主体及高净值客户提供诉前保全、诉讼仲裁、执行回款及争议解决全流程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