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一份漂洋过海从英国寄来的遗嘱,放到了北京的办公桌上。所有人看完都愣住了,留遗嘱的是个没多少钱的美国女人,她把一辈子全部身家都留给朱德将军,还说死了一定要埋在中国。这个美国女人为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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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她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穷小镇,爹是卖力气的工人,娘走得早,一家子挤在一起靠打零工混饭吃。从小见够了底层的苦,也早早看透了这个世界藏不住的不公平。这种骨子里的共情,后来成了她手里最有力的笔。
青年接触左翼思想后,她帮工人发声,为印度独立奔走,跑了大半个欧美,1928年底落脚到了上海。那时候上海的繁华都是洋人的,街上到处是吃不饱饭的苦力、累死累活的女工,她一眼就看见了繁华遮不住的苦难。她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华记者的身份来中国,可她从来没把自己当成过路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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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很快融进了进步圈子,成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骨干。她跑遍上海的底层街巷,把见过的一切都写进了《中国人的命运》,1933年这本书正式出版。书里没有半句溢美之词,只有那个年代中国人最真实的苦难。
1936年她身体拖垮了,朋友劝她去西安养病,没想到刚好撞上了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当时城里乱成一锅粥,外国记者要么赶紧跑路要么缩在旅馆不敢动,她偏不。她上街救护刚被放出来的红军俘虏和政治犯,还蹲在张学良司令部,每晚给全世界做英文广播,讲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是当时外界了解西安事变真相最直接的渠道,打碎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让全世界第一次听见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就因为这事,美国媒体把她骂成“赤色危险人物”,给她扣上“中共辩护人”的帽子,一扣就是一辈子。她半点儿都没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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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延安发来正式邀请,请她去看看那片大家都好奇的黄土高原。她二话不说就动身,先坐卡车后步行,冻得半死颠了三个多星期才走到地方。丁玲特意出城接她,延安党政机关还专门开了欢迎大会,台下人听完她的发言,起立鼓掌了好久。
最让她震撼的,还是见到朱德本人。她之前脑补,红军总司令肯定是威风凛凛的猛将,真见了面才发现,对方穿得朴素,说话和气,长得就像田间随处可见的普通老农。这种超乎想象的反差一下就戳中了她,当天晚上她就打定主意,要给朱德写一本传记,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红军和革命者到底是什么样。
从那年4月开始,每周总有两三个夜晚,两个人坐在窑洞里聊天,煤油灯的光晃得黄土墙发暖,朱德慢慢讲,她坐在旁边对着打字机不停敲。遇到记不清的细节,朱德还会亲手画出行军草图给她补充史料。条件苦,窑洞冷,物资缺,可他俩的聊天从来没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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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延安也没闲坐着,牵线搭桥让白求恩来中国支援抗战,还参与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搞节育运动甚至发动灭鼠,一开始有人笑她多事,后来连毛主席都站出来支持她。全面抗战爆发后,她干脆跟着八路军上了华北前线,成了第一个随军的外国女记者。
她和战士同吃同住,翻山越岭跑遍前线阵地,把战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写给全世界看,还四处奔走给八路军筹药品筹棉衣。她自己都说,离开中国的革命者,跟要她命没什么区别。后来她的老胃病越来越严重,1941年组织催她回国治疗,这一走,就没能再活着回到她心心念念的中国。
回美国之后她日子过得特别苦,没积蓄没固定收入,挤在一间又小又旧的公寓里靠微薄稿费混日子。可她还是停不下来,到处演讲讲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给中国募捐,一直没停下修改那本朱德的传记,书名早就定好了,叫《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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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美国掀起排赤浪潮,她被安了“苏联间谍”的帽子,作品发不出来,连公开演讲都被禁止,原定要出书的出版社也直接撕了出版合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跨过大洋传到她耳朵里,她开心得不行,赶紧给朱德写信说要回来看看新中国,朱德也很快回信欢迎她。
可美国当局死死扣着她的护照不给,折腾了好久才挤出一张一年有效期的护照,还只准她去欧洲三个国家。1949年底她抵达英国,住在温布尔顿接着改那本没写完的传记,那时候她身体已经垮了,靠喝牛奶维持生命还在不停改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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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她查出来晚期胃癌,进手术室前她撑着最后力气写下遗嘱。她说自己所有著作的收入全归朱德,用来建设强大自由的中国,还说自己的心除了中国在哪都找不到安宁,骨灰要和中国革命者埋在一起,最后还请求,要是中国大使馆的人来了,一定要在她遗体前唱《义勇军进行曲》。
没过几天,手术失败,她在伦敦离世,终年58岁。消息传到北京,朱德看完电报半天没说话,摘下眼镜沉默坐了好久,最后吩咐工作人员,全部按史沫特莱的遗愿办。那笔遗嘱里的稿费,朱德一分都没动用,全用来买自然冶金和化学的新书运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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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辈子就留下一台旧莱卡相机、一部打字机和几件换洗衣物,啥多余的财产都没有。1950年秋天,她的家人把骨灰和遗物寄到了北京朱德的办公处。后来延迟了几个月,她的骨灰终于葬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墓碑上的碑文是朱德亲笔写的: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下葬那天,在场所有人低下头,按她的遗愿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她在中国生活工作了12年,走遍大半个中国,写下五本记录中国革命的著作。
那本《伟大的道路》后来在斯诺的坚持下得以出版,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列,是西方人了解中国革命的两部经典著作。她和斯诺、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并称“三S”,中国后来专门成立了三S研究会,还发行了“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把她永远记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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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在美国密苏里的穷乡僻壤,死在英国的医院,最后骨灰埋在了北京西郊,这条路她一个人走完了。朱德后来提起她,说这个人嗓门大性子直,在延安谁都敢吵,可心是真的好。这句话,大概就是给她最好的盖棺定论。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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