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北京城内,道光帝第五子奕誴十五岁。他没有像四哥奕詝那样被寄予储位厚望,也不像六弟奕訢那样精于学问,却在这一年被过继给已故的惇恪亲王绵恺,承袭了惇郡王爵位。皇子出宫建府,身份变了,人生的路也随之拐向了另一边。
奕誴出生于1831年,生母是祥妃钮祜禄氏。六天前,孝全成皇后生下皇四子奕詝。民间后来围绕兄弟二人的出生先后编出不少故事,甚至把奕詝身体状况与所谓“催生”联系起来。这类说法没有可靠依据。道光帝当时的继承安排,并不是简单由兄弟出生早晚决定。
清代皇子教育极严。六岁左右入学,学习满汉文经典、骑射和礼仪,日程从清晨开始,几乎没有后世意义上的假期。皇子们读书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掌握处理政务所需的制度、文书和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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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奕誴对这一套提不起兴趣。
史料对他的评价,多用“疏率”“不喜读书”一类词语。他并非完全不识字,更谈不上毫无能力,只是性情粗疏,耐不住经史学习的枯燥。道光帝对此颇为恼火,曾多次督责。奕誴大概也明白父亲的苦心,却始终没有成为循规蹈矩的学问型皇子。
有意思的是,道光帝并没有把他一味留在宫中。绵恺无嗣,死后爵位需要承继,奕誴被过继给这位叔父,成为惇王府的大宗嗣子。按照宗法关系,他由皇帝的亲生儿子转为旁支王府的继承人,既保留皇室尊荣,也失去了继续处在父皇直接管束之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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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对奕誴影响很大。
出宫之后,他少了宫廷规矩的层层束缚,性格中那种不拘小节的一面更明显。关于他微服走访市井、在什刹海与百姓闲谈的故事,主要见于笔记和民间传闻,细节未必都能坐实,但这些传说并非凭空出现。奕誴确实不像许多宗室贵族那样沉溺于深宅和排场,对京城民情有一定了解。
据说他曾穿着普通衣服坐在街边纳凉,手里摇着大蒲扇。有人认出他后提醒:“五爷,您也是王爷,何必和我们挤在一起?”他只是笑着回道:“坐哪儿不是坐,百姓说的话,宫里未必听得见。”
这几句话未必是原话,却很符合后人对他的印象:看起来糊涂,办事有时却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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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即位后,奕誴奉命在内廷行走。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内廷事务讲究章法,宗室成员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礼制,而奕誴偏偏不擅长周旋,屡有失误,受到咸丰帝斥责,爵位一度降为贝勒。咸丰帝还让他重新入上书房读书,这对一个已经成年的亲王来说,多少带有警诫意味。
但奕誴并没有因此彻底失势。经过一段时间后,他被恢复郡王爵位,继而晋封亲王。咸丰帝对这个哥哥的态度,显然不是简单的厌弃,而是既嫌其疏散,又承认他毕竟是皇室近支,不能轻易置之不理。
奕誴的价值,不在于治学,也不在于统兵。他没有成为洋务派核心人物,也没有像恭亲王奕訢那样活跃于晚清政局。可是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他作为宗室长者,拥有相当的身份和资历,在皇族事务中具有分量。
民间最爱讲的一则轶闻,发生在慈禧太后病后。传说内务府为太后安排女艺人入宫演唱,奕誴得知后认为不合体统,故意带着酒意入宫,衣冠不整,口中还哼着小曲。慈禧见了,只能对身边人说:“五爷醉了。”随后让人把他送出宫去。此事细节难以完全核实,但它至少说明,奕誴敢用一种近乎胡闹的方式表达不满,旁人也知道他并非毫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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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物,在森严的宫廷里十分少见。他不以才学立身,不靠精明取宠,甚至常常因为粗心和任性惹出麻烦。可他并不热衷争权,也没有留下结党营私的明显记录。对晚清宗室而言,这种“无大才而少大恶”的性格,反倒让他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有一份特殊位置。
1889年1月19日,奕誴病逝于府邸,终年五十九岁。讣闻传入宫中,光绪帝前往致祭,慈禧太后也亲临奠酒,朝廷赐谥“勤”。这个谥号与他一生的读书表现并不完全相称,却也未必只是表面褒奖。奕誴所谓的“勤”,更多体现在宗室事务和日常处置上,而不是经史文章之中。
他没有成为道光诸子中最耀眼的人,却以一种不合标准的方式活过了晚清宫廷:读书不成名,做官不显赫,偶有失态,却并非没有分寸。这样的惇勤亲王,才是“糊涂王爷”这个称呼背后,那件不糊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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