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春秋时期，楚地津乡因一场楚巴战事载入史册，成为考证江汉古地理与楚巴关系的重要地标。《左传》记载，庄公十八年，巴人兴师伐楚，拉开两国战事的序幕；至庄公十九年，楚文王亲率军队抵御巴军，最终在津地遭遇惨败，此战也是春秋早期楚巴交锋中的关键战事，清晰见于历代史书与地理典籍记载［津〈庄十八年，巴人伐楚。十九年，楚子御之，大败于津〉］。
这场战败并非偶然，彼时楚国局势动荡，此前楚文王与巴人联兵伐申时惊扰巴师，致使巴人叛楚，攻占楚国那处、兵临楚都，楚国大臣阎敖战败逃亡，楚王诛杀阎敖后引发其宗族叛乱，巴人遂趁楚国内乱再度举兵伐楚，最终击溃楚军于津地，让津这一楚地首次明确见于正史战事记录之中。
关于古津地的具体位置，历代学者多有考据辨析，说法略有出入却一脉相承。杜预为《左传》作注时，明确此战楚军是为巴人所败，认定津为楚国属地，同时留存两种说法，或笼统记为楚地，或指出江陵县存有津乡故址，并未下定论，态度审慎存疑［杜注：为巴人所败，津，楚地，或曰江陵县有津乡］。
相较于杜预的模糊记载，后世地理典籍的考证更为精准，《水经注》明确记载枝江县西三里处有津乡故址，为春秋楚巴交战的津地提供了精准地理佐证，厘清了早期地望记载的模糊之处［臣谨按：《水经注》：枝江县西三里有津乡，臣名也。春秋，巴人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汉魏学者应劭亦秉持相近观点，提出南郡江陵境内曾有津乡一地，只是至后世其地已然湮灭，无迹可寻，印证了津乡地名随时代变迁逐渐失传的史实［应劭曰：南郡江陵有津乡，今则无闻矣］。
后世舆地学者进一步梳理考证，完善了津乡的地望体系。郭仲产考证楚、巴交战的行军路线，指出楚国抵御巴军的必经之路正为枝江一线，与《水经注》的记载高度契合，由此可证杜预之说实则承袭应劭旧说，且杜预本人并未笃定江陵之说，郦道元《水经注》的辨析更为精准公允，厘清了前代注疏的歧义［郭仲产云：寻楚御巴人，枝注是其涂。依此，则杜氏之说，盖本之应劭，原自谓不审，郦元辨之当矣］。
时至唐代，杜佑著述仍延续汉魏旧说，记载津乡位于江陵城东，与应劭所言一脉相承，而结合实地地理遗存考证，如今枝江西侧三里依旧留存津乡故迹，足以佐证古津地核心区域位于今枝江境内，纠正了单一江陵说的偏颇［杜佑曰：津乡在江陵城东，亦周应说。今枝江乡西三里有津乡］。
津乡不仅是春秋楚巴战事的古战场，亦是两汉时期江汉地区的军事要隘，战略地位极为突出。
《后汉书》记载，东汉建武四年，大将岑彭攻克夷陵，筹划进军蜀地，为把控江汉航道、扼守入蜀要道，分兵驻守江关，随后亲率主力移屯津乡，此地凭借荆门险要的区位优势，成为控扼江汉、屏障荆楚的核心节点［《后汉书》：建武四年，岑彭拔夷陵，谋伐蜀，分军屯江关。夷陵，夷遒谓处，而自引兵还屯津乡，当荆门要会］。建武十一年，岑彭依托津乡据点出兵进击，攻克荆门、击败田戎势力，再度印证了津乡在荆蜀交通、江汉攻防体系中的关键战略价值，也让这一春秋古地在两汉军事史上再度留下浓墨重彩的记录［十一年，岑彭自津乡攻田戎于荆门，克之是也］。
纵观历代记载，津乡自春秋至东汉，始终为江汉军事重镇，其地望经历代典籍层层考证，可确定核心故址在今枝江以西，江陵之说为后世附会传闻，郦道元的地理考证最为贴合史实，厘清了千年以来古津地的地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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